韩松：在今天，科幻小说其实是“现实主义”文学

要是从1982年发表在《红岩少年报》的《熊猫宇宇》算起，韩松写科幻小说已经三十六年。时间不能代表一切，作品才能说明问题。回顾这位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名家的写作之路，不同时期有不同风格和题材的科幻佳作行世，《宇宙墓碑》《火星照耀美国》《暗室》《再生砖》等科幻小说陆续得到银河奖、星空奖、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奖小说类首奖、全球华语星云奖最佳短篇小说金奖等国内外科幻奖项的肯定。更重要的是，韩松的科幻写作确立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特气质，对于华语科幻写作有着某种“颠覆”与推动意义。

身为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副主任，韩松很忙，年终岁首的时候尤其忙。随时发生的国内外新闻，接连不断的会议，都与他的工作有关。在反复确定几次采访时间之后，一月初的一个下午，韩松坐在新华社一间小阅览室的桌子旁，就着黄昏时分的光线，神情安静而略带疲惫，声音低沉地向本报记者说起他的科幻写作、科幻观以及科幻往事……说起当年还是中学生的自己就开始科幻写作，韩松表示，即使那时没写出《熊猫宇宇》，之后也还是会继续写科幻小说的，“就是喜欢写，看了那些科幻经典作品，更是觉得自己迟早会写”。

2018年末，“韩松精选集”问世，收入他科幻创作早期至今的重要作品，中短篇集《冷战与信使》《苦难》和两部长篇《红色海洋》《火星照耀美国》之外，还有随笔集《我一次次活着是为了什么》、诗集《假漂亮和苍蝇拍手》，呈现出韩松的科幻写作全貌以及科幻之外的文字世界。出版六卷本作品集，在国内科幻作家中并不多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韩松的科幻写作无论数量还是水准都到一个值得总结的阶段。“我总觉得我的科幻小说没有那么受欢迎，出书太多对读者来说是种负担。”他诚恳地说，“我‘警告’过出版方，出这套精选集千万要想好，可别亏本”。不过，他并不觉得因此要放慢写作的节奏，因为“思考的想表达的都还没到让自己停下来的地步，而且，我还有大量作品写完了就存在电脑里，没有出版。这些作品还可以再修改、完善”。

中华读书报：“韩松精选集”的具体篇目是您选的吗？

韩松：对，篇目是我自己选的，主要是我这些年发表（出版）的作品。其中中短篇小说集《苦难》里除了极个别篇目发表过，大多没发表过。这些倒不是近作，许多作品写了起码都有十年了。

中华读书报：读您的科幻小说总觉得包含很多隐喻。可是，读者对此的理解好像很难和您不谋而合，也许有过度阐释之嫌？

韩松：这个话题要分不同情况来看。有的读者看我的科幻小说会觉得看不懂。有些读者则很容易看明白，他们知道我在表达什么，想的和我要表达的比较接近。也有读者看了我的作品之后会解读出更多意思，有所发挥。这种情况其实对我也挺有启发。

中华读书报：收入“韩松精选集”中的中篇小说《美女狩猎指南》是您多年前的作品，这部作品无论情节设计上的想象力、细节描写还是故事背后对人性不同侧面的发掘，至今读来依然令人震撼。有意思的是，这两年风靡全世界的两部美剧《西部世界》《使女的故事》的情节叠加到一块，刚好与《美女狩猎指南》有颇多相通之处，可见您那么早的作品已经有预言性，而且非常犀利。

韩松：确实是有这种感觉。这样的作品今天不一定能写出来，这跟当时的创作环境也有关系，虽然写的时候没想过一定要出版。《美女狩猎指南》写于2002年，我的好几篇科幻小说都是那个时候写的。那个时间段，科幻小说的发展还是比较活跃的。

中华读书报：在国内科幻作家中，您的作品风格鲜明，科幻作家飞氘曾在《韩松的“鬼魅中国”》一文中这样评价您的作品，“文风诡异，内容荒诞阴暗、血腥暴力”。除此之外，我觉得您的作品中始终有种淡淡的伤感气质，您是个悲观主义者吗？

韩松：这种风格在我的写作中一直如此。我可能有一点悲观主义吧，这是一种本能。记得我还在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突然觉得悲伤的情绪一下子涌上来。别的小朋友在那儿玩，我跑到幼儿园围着的木栅栏墙边，攀着那个地方往天际看，那种极大的惆怅、悲凉感现在还记得。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所以，这种气质可能是与生俱来的。

中华读书报：如果说飞氘对您的评价更多侧重作品的表现形式，那么对科幻小说颇有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岩对您的评价则是小说内涵层面的，“几乎将科幻文学所有预设的内容规则全部颠覆，在寻找科幻文学本土化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您如何理解这里所说的颠覆？

韩松：他所说的颠覆大概是指传统的科幻小说总是要提出一个科学原理，或者用一些科学道理来使得科学家们发明创造一些什么。相比之下，我的科幻写作则有点“乱”，那种传统科幻写作的规则在我的一些小说中是不存在的。我的很多小说呈现一种混沌状态，不包含科学技术的元素，而是对未来社会的某种想象，是个在小说框架中虚拟的乌托邦。可能吴岩的评价指的也是这个。

中华读书报：您在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工作，每天要面对大量国内外的新闻事件，其中也肯定会有一些科技新动态，这些信息会成为您的写作素材吧？

韩松：会啊。不过你所说的科技动态或许并不是我写作的诱因，启发我写作的反而是其他更人文的东西。但我在写作时肯定是会把科技的新变化融入到作品中的，使其成为调色板一样的写作背景，把科学技术变成我的写作艺术。

中华读书报：也就是说，在您的科幻写作中，科技并不是决定因素。确实，你的很多作品中科技含量不大，却有强烈的悬疑甚至灵异色彩。

韩松：我的写作就是把这些元素混杂在一块吧。但是，科幻写作如果缺少了科技含量，好像又不成立了。像我写的《再生砖》就是有灵异色彩的，你要非得给它个科学的解释，它似乎也有科学解释，哪怕灵异是科学解释不了的。每个科学解释不了的问题，都有科学外衣附着在上面。这样的写作让我的作品看上去跟主流科幻小说不一样。

中华读书报：您在“韩松精选集”总序中写到“科幻的起伏是国家现代化的晴雨表”，为什么这么说？

韩松：科幻小说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产物。它诞生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当时社会的种种变革赋予这个世界新的价值观——资本主义文化、技术、政治，加上西方的探险、创造精神和殖民色彩，就是那个时代的现代化、全球化，而科幻小说则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质。中国要进入现代化，就会陆续接受一切现代化的东西，也包括科幻小说。在中国，科幻小说起起伏伏，发展得并不顺利。科幻跟武侠不一样，武侠在中国文化里是有根基的，侠义精神古代就有。当国家向现代化方向努力的时候，科幻小说才开始发展，这个轨迹很明显。科幻发展一定是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关，有社会基础支撑它，人们的想法出现变化，才需要科幻。

中华读书报：这几年，随着刘慈欣的《三体》在国际上获奖，其他若干中国科幻作家也在国际科幻奖项上有所收获，一大批青年科幻写作者陆续涌现，科幻小说在中国进入一个发展上升期，甚至成为公共热门话题，您是否觉得在今天的公共语境中科幻有过热之嫌？

韩松：并不这么觉得，科幻其实可以再热闹一点。从世界范围看，相比魔幻、推理小说，科幻小说当然是小众。但世界进入如此科技化的时代，所有事情、任何生活都和科技产生极其密切的关系，现在的人类也可能是最后一代“纯粹的人”，很快计算机会替代人类，基因编辑技术也可能会改造出“不是人”的人，这些都是很现实的话题。这些变化会打破以前科幻发展的逻辑，曾经科学技术离我们还有点远，但现在就到了我们身边，发生在今天中国的科幻热预示着科幻小说已经成为今天的“现实主义”文学。许多年轻人也包括创新企业家要是说自己完全不喜欢科幻，似乎显得有点落伍。从即将到来的未来技术时代看，新的科技革命与人性交织，科幻小说的发展会不会更进一步？我想有这种可能性。

中华读书报：您说科幻小说某种意义上就是今天的“现实主义”文学，事实上，现实世界特别是中国社会发生的很多事情可能超出人们的想象力，对科幻写作而言，这样的现实是否意味着比较大的挑战？

韩松：恰恰科幻小说更适合表现这种现实的荒诞性，反而是纯文学融入现实没那么有自由度。科幻小说可以给现实提供新的表现方式，比如双翅目的《春运》对现实处理得很深刻、非常巧妙。这样的表现力是纯文学达不到的。

中华读书报：在中国科幻处在目前这样的发展背景下，科幻电影似乎在中国电影的分类中仍近乎空白，对比之下，美国好莱坞的科幻电影无论票房收入还是对电影技术的推动都举足轻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

韩松：从美国的经验来看，科幻小说佳作的出版和改编的科幻电影之间有个时间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美国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但像《星球大战》这样经典的科幻电影也是七十年代末才拍出来。很多好莱坞的科幻导演如斯皮尔伯格、卡梅隆都是从小先读到科幻小说获得熏陶，长大了才把这些小说改编成电影拍出来。而中国的很多导演从小没有受到过科幻小说的熏陶，所以，得等今天的很多科幻小读者成长起来，也许就能拍出中国的科幻大片。当然，在中国有可能这个时间段会缩短。随着经济、电影技术、特效的发展以及人们思维的改变，我们以前觉得中国人不可能拍出那样场面的电影，也拍出来了。像《红海行动》和《战狼2》，仅就电影场面来看，我觉得还得再过十年中国才能拍出来，但事实是现在就拍出来了。

中华读书报：对你影响较大的科幻作家是哪位？

韩松：英国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我从事科幻写作，最早就是受他的影响。我被他作品中表达的宇宙的不可知、神秘主义色彩所吸引。

中华读书报：科幻小说的水准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提升吗？

韩松：这倒未必。科幻和哲学是有些相似性的，科幻小说最大的魅力是把技术当成艺术，用这样的表现手段来表达对人本身、对宇宙本身的思考。比如欧美科幻小说家创造了科幻的四个世界，时间旅行，空间旅行，计算机世界（赛博朋克、虚拟空间），大脑的世界。西方人把这几个世界创造得很完善，可探讨的东西基本穷尽。我们很难想出一个新的世界，这就如同哲学，早在老子庄子的时代就达到极致了。这并非我个人或者中国科幻作家的困境，而是全世界的科幻写作者都要面临的问题。来源：中华读书报　|　丁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