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骏：类型小说目标就是好看

印象

写作是一场马拉松

除了技巧更要自律

作为一个从小梦想成为国家地理绘图员的“摩羯男”，蔡骏2000年22岁时开始在榕树下发表小说，不久后便获得了“贝塔斯曼·人民文学新人奖”。那年圣诞节前后，女网友“23”建议他写一些可读性更强的作品，“我想起了铃木光司的《午夜凶铃》系列小说，就跟她打赌说自己也会写好这类小说。”虽然早就忘了赌约是什么，但2001年春发在网上的《病毒》，却成为中文互联网上第一部长篇悬恐小说。当时都不知道什么叫“悬疑小说”的蔡骏，就这样开启了自己漫长的创作生涯。

转年《病毒》出版，但促使这部作品诞生的“23”却消失在人海。大海捞针很多年，终于在2012年9月一个正午，蔡骏在微博上找到了她，她对蔡骏说：“我在美国，一切安好。”后来经常有人问蔡骏什么是悬疑？他就会以这个故事来作答：“我们经常在不经意间改变别人的命运，或者，被别人改变命运。谢谢那个不经意间改变我命运的姑娘。”

“写作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除了技巧，更需要高度的自律。”蔡骏缔造了自己的悬疑宇宙──出版了三十多部长篇小说，总销量突破1400万册，连续十几年保持中国悬疑小说最高畅销纪录，《荒村公寓》《蝴蝶公墓》《天机》《谋杀似水年华》等小说还被拍成电影。

虽然这些作品都是悬疑小说，但却可分为不同类型，从中可以看出蔡骏不断挑战自我、打破壁垒的努力。

他在2010年以前偏向于惊悚悬疑， 2010年的《谋杀似水年华》开启了中国社会派悬疑小说先河，写出了当下社会的现实。“这跟个人成熟有关系，我想触及许多社会表面现象之下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不能说那些非常细腻地表达个人情感与内心的小说有什么不好，但我想要把社会责任与表达自我融合在一起，比如我的小说里经常有个警察叫叶萧，我把他塑造成疾恶如仇的形象，某种程度也代表我自己。”

2018年，蔡骏推出了《镇墓兽2》和《无尽之夏》两部长篇小说，后者是他首次尝试“青春+文艺+推理”题材的转型之作。悬疑小说和纯文学之间的壁垒，对蔡骏来说算不上什么问题，他正在创作一部风格更为独特的小说，文学性也更强，这是他另一种新的尝试。

写作没有捷径可走

就是多读多写，多思多想

记者：您在十八年里出版了三十多部长篇小说，这么高产是怎么做到的？

蔡骏：写作是生命中最让我感到快乐的事。写作本身会带来成就感，不是说得了多少荣誉、赚了多少钱，而是哪怕写到一半，写出了自己想要的感觉，就能带给自己惊喜。我最早开始写作的时候，很多人也在写，我在网上关注他们的作品，他们都很有才华，但几年后就销声匿迹了。可能他们觉得写作很辛苦，又没有得到很多认可，就放弃了。我只是很幸运一直坚持到现在。就小说写作过程来说，我的写作习惯一般是把整个小说都想好再开始写。比如写一部20万字的小说，我可能提纲就写六七万字，有非常周密的规划。我一直认为我是理性和感性同样强大的人，如果只是特别感性，特别有想象力，有可能会写出一部好作品，但很难坚持下去。

记者：可以说说作为“摩羯男”您有多自律吗？

蔡骏：写作需要高度自律。我是摩羯座，天生就对自己要求严苛，我现在每天都写，无论多少。因为需要保持写作的专注力，所以我很少接触一些即时聊天工具。2015年在北京的一个电影推介会上，树下野狐、八月长安等几位作家朋友向我要微信，我还囧囧地回答，还没有微信。现在，我当然有了微信，但从不会让自己在上面花太多时间。这些年除了公司年会的那一天，我几乎从来不去KTV这些场所，并非对其嗤之以鼻，只是因为我明白，自律的生活让我不能轻易地松懈。只有懂得学会在生活上约束自己，才可以在写作时感受到更大的自由。

记者：高产的同时怎么保质？

蔡骏：写作其实是“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每写一部小说前我都会做大量案头工作，明确的人物大事记可以帮你准确把握故事的节奏，可以让人物以更合适的方式、在最正确的时机出场，可以让情节点与时间轴精确呼应，更可以让人物的成长变化、内心轨迹与外在命运无缝对接。这是一个梳理思路的有效方法。好的作品需要花时间去修改，比如我写《镇墓兽》差不多改了七稿，《宛如昨日》写了三稿。

记者：写了这么多年会不会有倦怠的时候？怎么解决？

蔡骏：我暂时还没有遇到失去灵感的时候，一直觉得自己是灵感的宠儿。灵感我都会记下来，累计有几百个了。所谓倦怠，我觉得是状态没调整好，或者说没写到点上。要在写作中感到乐趣，而不是苦恼、煎熬，哪怕写得痛哭流涕，但会得到一种快感或者痛感，让自己疼痛，让自己快乐，痛并快乐着，我写小说会一边写一边泪流满面。小说家写的是人物的逻辑、人物的命运，而不是让人物变成小说家笔下的提线木偶。这样的快感或痛感，会让我持续有动力写下去。写作没有捷径可走，就是多读多写，多思多想。我时时刻刻都在思考，不管是走路、看书，还是写作，人一旦处在思考状态，许多东西都自然而然地化为自己的东西。

类型小说可以天马行空

也可以直面现实

记者：悬疑、科幻这些类型文学往往被视为通俗文学，不为主流文坛重视，您怎么看？

蔡骏：我觉得文字从来没有高低贵贱，只是不同的追求罢了，所谓严肃文学也从来不是一个统一标准。中国四大名著都是类型文学，后世研究者给他们加了许多东西，未必是当年创作者自己想过的。所谓严肃文学的标准何在？也许确实有很高的要求，对人物形象、语言文字、命运表现等，但价值在哪里？我读有的文学期刊的小说，会读到让我流泪的部分，比如之前读李云雷的一个短篇，我读了两遍，相隔半个月，后一遍看得我泪流满面。但也有让我觉得味同嚼蜡的。类型小说追求的目标很简单──好看。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实际操作起来却很不简单。这种说故事的技巧，有时候要靠天赋，也可以后天不断锻炼，但要到达一定境界确实不容易。有时候，写作需要一种匠人精神，尤其是类型小说，匠人这两个字，在文艺界过去是贬义词，因为工匠是与大师对立的，但伟大的大师，首先是个工匠。比如达·芬奇画画，如果没有强大的基本功，他也不可能成为大师。所以，类型小说就是把一种工匠活做到极致，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能有结构和人物上的创新、主题上的突破，那就是大师了。

记者：评论界认为您打破了类型文学和严肃文学的壁垒，您怎么看这种壁垒？穿梭两边有什么收获？

蔡骏：严肃文学未必是直面现实的，虽然我比较喜欢现实主义，但文学除了现实还要有想象力，哪怕是现实主义文学，也要有想象力。而且，我觉得写实，不等于现实。有些文学期刊上的小说确实把现实写得非常精致准确，但这不代表就是现实主义。同样的道理，类型小说可以天马行空，也可以直面现实，比如斯蒂芬·金的一些作品，还有日本的社会派推理小说，松本清张的作品等，在人物塑造上有很大突破，更现实主义了。还有王小波，其实他的故事性很强，比如《唐朝故事》，但他完全用文学的语言表达出了文学的境界。我的小说中也有许多自己的经历，比如在《北京一夜》里中学时砸玻璃的意外事件就是真的。写完《北京一夜》之后我恰好在开会时遇到金宇澄老师，他将这篇小说发了《上海文学》的头条，然后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转载，第二年得了许多文学奖。我仿佛在两个世界间穿梭，不停地从这边闯入那边，又从那边闯入这边。虽然这个故事充满悬念，但我知道我已闯入了另一片天地。

在模仿中寻找文字风格

在不断修改中打磨技巧

记者：《生死河》法语版在欧洲上市，您也去了巴黎和国外读者交流，有什么收获和感受？让中国类型小说走向世界，我们需要做什么？

蔡骏：我受法国出版方邀请前往巴黎做签售采访等交流活动，第一天在法国巴黎凤凰书店签售，有个法国老读者看完《生死河》，提到莫言的《生死疲劳》。中国类型小说在对外输出的国际化道路上刚刚起步，在保证作品质量的同时，要将中国文学与文化更加丰富、完整、准确地介绍出去，让读者感受到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翻译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许多中国文学翻译成外语，都是由中国译者来完成的，这违背了基本规律。《生死河》是83岁的法国汉学家巴彦先生翻译的，一位优秀汉学家的翻译，往往能决定一部作品的成败。

记者：您觉得中国的悬疑文学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强？

蔡骏：即便是按照欧美的标准，中国的悬疑小说依然是有特色的，有中国风格。但是我们的创作底蕴还不足，我们也在成长，不仅是作家，还有读者，读者的水平高，会反过来促进作家水平的提升。还有一点，我们的类型小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性还是有所欠缺。

记者：您属于天赋型作家还是勤奋型作家？会怎么看天赋和努力的关系？

蔡骏：没有人天生是作家，一个人在成为作家之前，肯定经历过无数磨炼，在阅读中汲取营养，在模仿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字风格，在不断修改中打磨写作技巧。即使再天才的作家，如果没有自律和勤奋，也不可能完成几十万字的小说。村上春树每天雷打不动写作八个小时。写作非常孤独，完全依赖作者的意志与超强的自律。比如《镇墓兽》系列是长达两百万字的超长小说，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故事，我想把它写成中国版的漫威宇宙。

记者：您在网上开了写作课，作家可以通过训练班培养吗？

蔡骏：严格来说，小说是不能被教的。至少我从未接受过任何正规的文学写作教育，无论是全日制教育还是各种培训班。作家所能做到的是传授自己的写作经验，这种经验因人而异，每个作家各不相同。有的可能适合你，有的并不适合，就好像你在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

蔡骏有话说

在悬疑小说中

结合其他类型与元素

《无尽之夏》这本书的缘起，是2014年我写的《最漫长的那一夜》系列小说。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也非常艰难的转型，因为我以往的作品都是从悬疑的角度出发，悬念的、犯罪的、推理的，甚至惊悚的，当然这些元素在《无尽之夏》里都有，但还有很多其他元素，比如青春的、成长的。

这部小说可能是我所有作品中真实度最高、最充分调动个人记忆的一部，其中有很多部分是我自己真实的人生经历，比如书中的“我”和“我”的家庭以及一些真实的地点、人物等，还有小说中写到中考的失利、青春期的苦闷、爱好吹笛子、参加学校文艺表演、喜欢读书，都是我真实的人生经历。

我特别注意还原了1997年那个时代的历史现场。为此做了大量案头工作，构成小说中的许多小细节，包括当时发生的崇明岛围垦填海，包括当时的流行品牌以及广播、电视、电影、音乐、玩具、游戏、手机、CALL机等。还原这些是为了小说的真实性，其实我的1997，也是很多人的1997，这是我们共同的故事。

现在大家都在说现实主义。现实，我觉得是和历史融合在一起的。我们写现实写的是什么？写的是自己的记忆。写历史，其实是写上一辈人的记忆。这些记忆一代一代积淀传承下来，从1997年传递到现在，这个传承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色以及喜怒哀乐。我们今天的位置，实际是由历史决定的。

我出生于1978年12月23日，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一天，可以说是跟改革开放是同年同月同日。这样的际遇让我觉得自己有一种很奇妙的气场，能够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变化。所以我特意选择1997年香港回归的那个夏天，作为这四十年的中间点。

从前我总觉得写作来自想象，或者是自己生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天马行空，吞吐日月。如今我发觉自己的记忆并不特殊，每个出生在这个年代的人，都有着相似的情感与困惑，哪怕年龄代差有二三十年，但我们终究成长在同一个年代。这是一个在泥泞与油污之中磅礴的时代，我们每个人不是这个时代的旁观者，而是泥泞与油污的一部分，也是磅礴与灿烂的一部分。文学既记录了泥泞、油污、磅礴与灿烂，同时也参与并创造于其中。

我一直在不断追求创新，打破惯性写作的壁垒，虽然可能这个壁垒比较森严。归类或者不归类对创作者而言不重要，创作者必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道路，这种表达欲望才能成就优秀的作家。当然这个过程很艰难，有很多挑战，可能比从无到有去做尝试更难。因为当你已有一种习惯，有既定的土壤、思维方式、套路，要去改变得克服很多东西。就像《无尽之夏》里的几个主人公，他们要战胜的不是自然，不是凶手，而是自己的内心。写作也一样，就是不断战胜自我恐惧、不断完成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不仅需要天赋，更需要有意识的训练、阅读、思考。

《无尽之夏》让我找到了一种特别的方式，将各种元素糅合在一块儿。我会不断挑战自我，在悬疑小说中结合其他类型与元素，在这座百花绽放的花园中不断开辟曲径通幽的小道，就像博尔赫斯的那篇带有强烈悬疑色彩的短篇《小径分叉的花园》。来源：天津日报　|　宇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