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中国作家，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很多文学活动，同真正的文学没什么关系，大部分都是为了拉帮结派。

中国文学的知名度在提高，是因为世界上确实好作品极少，创造力减弱。但这不说明中国文学作为文学的知名度就高到哪里去了。

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过是个以通俗作品为主的文学奖罢了，含金量很低吧。

......

这些劲爆的看法，可能切中了不少读者的心。寥寥数语，残雪这些观点对当下国内文坛的种种状况，进行了相当犀利的解剖。言谈之间，隐藏不住对文坛的失望。要盘点能如此直言的作家，残雪肯定“榜上有名”。

最近，几乎悄无声息地，66岁的作家残雪出版了她的最新长篇《赤脚医生》，原题《一种快要消失的职业》，讲的是山村赤脚医生的成长故事。小说主要在人到中年的主人公亿嫂和灰句、米益、白芷等年轻人中展开，他们作为赤脚医生或即将成为赤脚医生的新生代，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将自身献给那个理想主义的事业。

赤脚医生指的是开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固定编制、经过基层政府批准指派有一定医疗知识和能力的医疗人员。他们是乡村这个有机共同体中的一员，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赤脚医生作为一项基层医疗体系的背后是毛泽东将医疗资源向缺医少药的农村地区倾斜的伟大社会实验。但在残雪的《赤脚医生》这个小说里，或许我们很难以一种左翼的视野去分析，尽管残雪本人早年有过赤脚医生的经历，而且她的书写让这群人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激情。但归根结底，这不是一份建立在历史考据基础上的关于赤脚医生的文学化再现，也不是一份历史报告。作为八九十年代先锋文学中代表人物且目前可能硕果仅存的残雪，或许无法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去描摹这样一个行将消失的职业，也因此，她以某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方式把人物拉开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在文本中，甚至无法描画出一个鲜明的时间轴，因为小说里几乎不存在表征时代的符号。

残雪是自信的，甚至可以说她是狂傲不羁的，她不屑于与主流中国文坛打交道，她已经十多年不参加任何作协组织的活动。当然，在各大文学排行榜上，她永远是缺席的那一刻。她甚至从未得到过国内任何文学大奖。尽管，残雪作为已经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作家，曾那么意气风发地引领过一个先锋文学的时代。因此，也可以说，残雪是孤独的，在文学理念和社会关系等多重意义上，她都是茕茕孑立的那一个。

最近，残雪接受了我们的专访，聊她的最新小说，聊她这些年对于哲学研究的兴趣，她也毫不避讳地再一次表达了对中国文坛的失望。

残雪，原名邓小华，1953年5月30日，残雪出生于长沙。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代表作品包括《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突围表演》、《黄泥街》等。最近出版新作《赤脚医生》。

采写| 新京报记者沈河西

只关注于自己的自由表演，

我是最纯粹的艺术家

新京报：这个小说似乎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时代背景，就是从文本里好像很难找到一些比较明显的能表征时代的符号，这个是有意的吗？

残雪：我的所有的小说都不写同“时代”表层挂钩的生活，我描写的是人的深层的肉体与精神的时代体验，可以说都是一种哲学层次上的自由追求的描述。我经常将人（也就是各种自我的变体）放到极端的条件下去做实验，看看他们能有些什么样的自由表演。当然，进行我这种实验创作必须有深厚的生活积累，极端的对于世俗生活的敏感性和一种强大的内在的控制力。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将日常生活转化为这种哲理与艺术交融的作品。


新京报：还有我注意到，这个小说在不同的对话场景之间，并没有很多的过渡，比如上一段两个人在说话，然后下一段话里，马上换成另外两个人说话，或这个人在另一个地方和另一个人说话了，很像蒙太奇画面切换，非常干脆利落，这个也是有意的吗？

残雪：我并没有刻意这样去做，只是兴之所致吧。你大概也听说过我是“自动写作”，一旦发动起来进入那种境界，我的情绪流动的方向是非常精确的，从未有过偏离。但一般人很难进入这种境界，有障碍，所以总感觉对话跳跃，缺少过渡，因为他们是按常理思维。你说得很对，我干脆利落，从来不说题外的话，只专注于自己的自由表演。从这点来看，我大概属于最纯粹的艺术家吧。

新京报：还有我印象深刻的是，书里的对话，其实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日常生活里没有人那么说话，我想你应该是故意这么处理的，把对话陌生化？

残雪：我采用的是书面语。书面汉语典雅、含蓄，最适合我的小说。我是深层表达。你说得对，我当然要同日常生活拉开很大的距离。像我写的这种广阔无边的小说，不可能采用方言，口语也难以表达。这个问题很多人不理解，大概因为他们提问的根据是旧的文学传统吧。

新京报：还有一个地方很触动我的是，小说里写到的那些病人，有的人哪怕病入膏肓了，也没有恐惧、痛苦，相反是很从容很平和。里面写到的医患关系其实也和我们现实理解的那种关系很不一样。我们现在理解的医患关系就像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里讲的，其实医生本身就是一个规训机制的一环，他对病人拥有绝对意义上的权威，但在这个小说里，你还会写医生和病人的交流中获得很多，不是一种由上至下的单向的关系，而是双向的。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准确？

残雪：你理解得非常好。这个长篇专注于人与人之间的肉体与精神的沟通。沟通当然只能是双方的。双方都要敞开，你来我往地交流，将心比心，把别人当作自我的外在化和内化。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哲学观自然观——每个人都尊重别人的独立性，与此同时每个人又将别人当自我去作为矛盾来理解。我这种自然观既不同于中国传统也不同于西方哲学，这样一种广阔多维的哲学观在小说中得到了全面展示。这篇小说中的生死观是最能体现我的艺术与哲学的理念的。我们人类是大自然的同体儿女，生命的熄灭意味着在另外的空间与时间里重新开始，而我们自身回归自然。这种生死观既有中国古人的豁达又有西方人的清醒镇定。

希望青年中产生赤脚医生这样的人,

承担共同的责任

新京报： 如果读者想从这个小说里获得关于赤脚医生的一些历史细节，你觉得读了之后会失望吗？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个小说其实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你个人早年做过赤脚医生的经验?

残雪：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当然是小说的根基。但我前面已经说了我描写的是深层次的人的精神与肉体的体验，也就是说，我将世俗生活提升了，哲理化、纯艺术化了，但我的生活体验是真实的，不然怎么写得出来？我的青年时代的理想是虚幻的，但个人的灵与肉的激情都是真实的（虽然那时层次较低，缺少反思）。一名作家，如果在青年时代没有经历过理想主义的激情，创作很难上去。从现实主义文学的角度去读当然会碰壁的，但这并不等于作品脱离了现实，相反，这个作品环环紧扣现实，描写了现实的本质，以及人性的理想。

新京报：你在写赤脚医生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地方是有点神秘主义的，比如凭借灵感找药，还有山里一百多岁的老人等等，怎么看待这种神秘主义的写法？

残雪：其实我不是神秘主义。我是一名非常踏实的中国人。凭灵感找药，百岁老人之类都是我对伟大的大自然的感悟，对理想自然的描述。尽管现代人糟蹋自然，不把自然放在眼里，但艺术家知道，这个自然只能是人的自然，她总有一天会在人们面前“露出庐山真面目”。艺术家是最早看到这一点的寓言家，一切他们描述过的最后都会实现。

新京报：我在读这个小说的时候，比较关注赤脚医生在乡村这样的一个共同体里承担什么样的功能。似乎小说里像亿嫂这样的赤脚医生不只是医病，她还承担比如临终关怀乃至具有某种灵性、神性的角色，你自己怎么看？你的记忆中，赤脚医生和你写的人物有哪些相似吗？你怎么看赤脚医生在乡村共同体里承担的作用？

残雪：我们还是从我的创作角度来谈赤脚医生吧。你感受得很对头，我们时代需要一批我小说中描写的这种“赤脚医生”。他们是大自然的优秀的儿女，自然理想的开拓者和创造者，每个人都具有灵性与神性。当然我说的“神”，不是传统中的神怪，只不过是我所倡导的那种肉体性的精神、通灵的肉体而已。我寄希望于青年，希望在他们当中产生这样一个共同体，承担起时代的重任。当然这是很难的，做到这一点需要完全独立的人格和百折不挠的韧性。而这是我们的作家在当今最为缺少的。我认为作家中的大部分都是钱理群先生所说的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是我长时期的观察得出的结论。

当今的经典西方哲学需要大变革，

理性主义和纯唯物主义都已经山穷水尽

新京报:一个作家去研究哲学，似乎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很少有这样的例子，一般专攻哲学的人业余写小说，这还是有一些例子的，你对哲学的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残雪：我就是要做前人未做过的事。我十五六岁起就在父亲的指导下读《资本论》了。那种阅读是很好的哲学基础训练，令我一辈子受益。如今我的文学与哲学的写作相得益彰。

新京报:你有一个说法，文学是哲学的探险队。你能不能展开具体谈谈？也有人认为，在这个时代，文学是否还能提供哲学所无法提供的关于世界的图景，甚至可能文学已经在电影后面了，你怎么看？

残雪：我认为当今的经典西方哲学需要大变革，理性主义和纯唯物主义都已经山穷水尽了。而在西方经典文学中，我很早就看到了一条出路，遵循从古到今的这条文学道路，可以将人类带出西方经典哲学当今面临的困境，开辟出时代的哲学新天地。我把这个想法同我哥哥邓晓芒（哲学教授）讨论了（我们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两本很厚的对谈录），他非常支持我在哲学上的这种创新。我的哲学观有很深的中国底蕴，这倒不是说我研究了多少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说我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艺术家而又吸收了西方文化，对自己的文化的优势和劣势都有了彻骨的感受，于是具有了今天这种深邃的目光和别人不可能有的角度。既然我的文学和西方古典文学在哲学终极设定上达成了共识，我认为应该将这类尖端文学（和艺术）称为哲学前面的探险队。

新京报:听说你在写一本批判的《存在与虚无》的书，但我还是好奇，因为萨特在学界其实已经有点过时了，所以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对他发生兴趣？

残雪：那本书我已经放弃了。我正在写的是《对于胡塞尔的〈第一哲学〉的系列批判》。大概明年可以完成。接下来再写关于海德格尔、康德等人的哲学。与他们论战。我的主要的目标是批理性主义哲学，我提倡辩证矛盾论，反对一元论。胡塞尔同黑格尔一样，将一元论发展到了极致。哲学必须变革。我的这本书的读者应是专业哲学研究者或尖端文学的高级读者。因为我的体验是艺术和哲学合流的交融体验。读我的小说必须看出里面的哲学结构；读我的哲学又必须看出里面的文学结构。当然，我自认为自己的小说比萨特的要高级，他的观念写作让人受不了，他是纯精神至上，很看不起人的肉体，而我将人的肉体的地位提到了哲学终极设定的高度。

凡是在文坛混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大出息

新京报:在其他的采访里，你提到过这几年也不太和文坛的人一起玩儿，这个是你出道之初一贯以来都这样吗？还是说因为觉得所谓的“文坛”这个圈子，让你有什么看不惯的地方？

残雪：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在湖南有一些文学朋友，比如何立伟，我至今认为他是我的朋友，他在文学上帮过我很大的忙。但是后来，由于我的创作的主题太大，时间越来越紧，我只好同所有的人都断了来往，其中包括我的家人。我差不多成了孤家寡人了。我对文坛一贯看不惯，我认为凡喜欢在里头混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大出息。无非是混个一官半职，或捞到大量出版机会吧。我想告诉青年作家们：这些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至于说在国内获一个官方的奖，我认为这一点都不重要。国内主流的奖当然要给主流作家，我完全不忌妒他们，只不过是格格不入罢了。我有我的理念。现在不是有不少青年认为我的理念很好吗？这就足够了。我有十几年不参加他们的活动了，我感到那些活动同真正的文学没什么关系，大部分都是为了拉帮结派。

新京报:你和哪些作家关系比较好？还读当代中国文学吗？或者近几年出的中国作家的作品，有哪些是让你眼前一亮的？

残雪：我目前定居云南，同文坛的联系几乎断了。在西双版纳只同马原一家人有联系，因为我很欣赏他的行为艺术式的生活方式。在昆明，我属于民营的大益文学院的编外（签约）老作家，同院长加作家陈鹏和编辑加作家马可两人有较多的联系，不时在一起讨论文学。

我每年参加一点国外的文学活动，主要为了扩大我的影响。我有十来个外国朋友，他们当中有作家、翻译家、文学批评家、文学出版家和文学鉴赏家。他们都是将我所从事的这类实验文学当作自己的终生的追求。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但确实是真的。

我也读国内当代文学，还没有让我眼前一亮的实验小说。但很可能很快就要“一亮”了，我有这个预感。希望青年作家们加油。

新京报:你批评过早年先锋的作家们现在都回归传统，但你觉得回归传统的问题主要是什么？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学无法与现代经验相容吗？

残雪：我说过好多次了，我从来不认为现在还有什么“先锋”。我对自己的创作的定位是“新实验写作”，我的这种写作包括我的小说、文学评论和哲学。我当然也可以被称为“先锋”，但那是八十年代意义上的。我这种实验小说是很难写的，一般人不可能坚持到底。它需要极端独特的个性和天赋的底气。文化底蕴也很重要。中国小说的所谓先锋做鸟兽散，关键在于个性不够独特和传统文化对于他们的强大控制力。八十年代确实出过一些好作品。

新京报:你早就说过对中国文坛不抱希望，但从另一方面，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在提高，尤其是莫言得诺奖之后，这个你怎么看？

残雪：中国文学的知名度在提高，是因为世界上确实好作品极少，创造力减弱，传统势力仍占上风。但我并不认为中国文学作为文学的知名度就高到哪里去了。出国到文学圈看一看就知道了。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过是个以通俗作品为主的文学奖罢了，含金量很低吧。

新京报：在一个采访里，你说你和张小波、梁小斌会是未来文学的主流，你想象的未来的中国文学图景是什么样的？

残雪：我所构想的未来不是短期内可以达到的，是比较遥远的，比如说三十、五十年。这样的划分并不意味今天的我们就不需要努力了。我们可以说是先驱吧。国外也说过多次，说我是先驱。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作者：沈河西；编辑：走走。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