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27位中国新锐作家的性别观看中国的女性写作

2019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下午，贺桂梅、张莉、鲁敏、杨庆祥等学者和作家做客大众书坊，讨论针对127位中国当代新锐作家“我们时代的性别观”的问卷调查结果。北青报记者罗皓菱主持了本次讨论，四位嘉宾在思想交锋中，为文学作品中如何建构性别意识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为了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女性写作的成就，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张莉发起了“我们时代的性别观”问卷调查。起先她只期待收回20位女作家样本，可发出去的问卷得到了意料之外地积极反馈。在葛亮老师的启发下，张莉又将男性作家加入了样本，最后共得到了67位女作家，60位男作家，共127份回复。
贺桂梅：如果创作者本身对性别问题没有自觉，作品难有深度
贺桂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理论研究，也有长期的性别研究经验。1994、1995年，中国出现了女性文学热，各界经常讨论性别问题。研究生在读的贺桂梅由此开始了自己的女性性别研究。贺桂梅关心的问题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女性主义中“个人的政治”的问题，她认为如果性别问题不能落实到个人层面，那么性别的讨论便无法深入。二是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20世纪中国进行的女性解放运动中，性别问题一直和阶级问题结合在一起。但1990年代的人们认为，只有西方的女性主义才是女性主义，从而忽略了这段历史。
中国文学界中存在一个有意思的落差，即批评界和创作界的落差。批评界始终比较前沿和激进，而创作者普遍不愿意谈论女性问题。为什么作家会拒绝谈论女权问题？贺桂梅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女权主义的妖魔化，她觉得今天我们应该要辨明女性主义，将其从妖魔化拉回中性状态。只要认为女性在性别关系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承认并努力改变这点，以追求更和谐的未来的人，都是女性主义者；二是有些作家认为女性主义是西方的，中国有中国特色。但贺桂梅认为，女性主义是最具全球特色的运动，不能因为“中国特色”而否定女性主义的普遍解放意义。
随着近四五年来，人们自觉关注女性问题的热潮，贺桂梅肯定了“我们时代的性别观”研究的现实意义。作家是创造文学世界的人，如果创造者本身对性别问题没有自觉，作品难有深度。她认为尽管60位男作家的回答总体让人舒服，没有特别男权和沙文主义的话语，但他们关注性别问题的自觉度不高，并未形成对女性生存处境明确的认识。


首先需要反思的是“性问题”和“性别问题”的差异。大部分男作家用性问题取代性别问题，而不了解其背后的社会身份建构。对于女性主义或者性别批判而言，两性关系关键的差别不在于生理，而是建构在生理差别之上的文化和社会身份差异，其中包含着权力关系。很多女性婚后不太爱谈论性别问题，但贺桂梅表示：“只要生育还和女性有关，谈女性主义就是必要的。”从社会里脱离出来成为母亲，生育不再停留在生理层面，而是一种身份的转变。在性别问题上更要关注女人的一生，生育后的一系列问题，如养孩子、做家务、养老人等才是性别问题最主要的地方。作家在文学创作时，想到一个人的时候，性别面孔总是明确的，这就是谈论性别观的重要。所以她建议我们要将性问题和性别问题分开，看到更多和性别身份有关的内容。
在文学创作领域，文学创作和性别立场的问题也需要反思。作家不大愿意强调自己的立场，无论是性别立场或者政治立场。贺桂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处理得更细致。一方面，她也反对立场先行。文学的魅力在于复杂性，立场太明确的作品，可能并不是好文学。但另一方面，不能因为反对立场先行，就否认或忽略性别问题。贺桂梅表示，自己年轻时写得老气横秋，别人都以为她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等到风格稳定后，她不再害怕别人说自己是一个女学者，而这背后是权力关系在作祟。因此我们要有性别意识，意识到性别身份带来的限制。尽管人的身份多样，性别不是唯一，但是不可或缺。没有深刻的理解、同情，很难成为一个有悲悯情怀的作家。
贺桂梅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理论来解释这种“否认立场先行，又不忽略性别问题”状态。黑格尔认为人们认识问题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感性，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会有感性的经验，最后转变为文学创作。第二个阶段是知性，这是理论的认知过程，贺桂梅认为女性主义理论相当于这个层次的问题。第三个阶段是理性，这也是她期待作家在文学创作时达到的层次。既不抛开复杂，即对个人性别关系的感性认知，和对性别问题的自觉和理论的探讨，但又可以超越这二者，写出有无穷的复杂性的故事。最后，贺桂梅也表示，大部分作家在性别问题上是躲闪的，这种躲闪使得人们无法判断他们作品的位置。


鲁敏：“女作家”的称呼是宣传，是自降水平，又或是一种励志？
作家鲁敏是受访者之一。作为被研究对象，她首先承认了作答时“躲闪”现象的存在。比如在选择问题时，很少人回答Metoo问题。鲁敏认为没有回答的问题恰恰反映了潜在的性别观，“作家在发表公开的自传、对话或者演讲的时候，其实是可疑的，他有面对传播的自我的规训，和某种意义上的自我的包装和修正，因为他觉得这个观点可以安全表达出来。”
剖析自己“躲闪”的原因，鲁敏表示这源于所答问题的复杂性，无法简单粗暴地分类为喜欢或厌恶。女权发展有一个长期的历史问题，但我们回到文学领域重新考虑性别问题，作家很难将其讲清楚。除此以外，作家在传递时会有自我保护欲望。鲁敏建议读者应该把作家的回答和他们的写作文本结合起来看。比如作家张洁，她的文本和本人对女性写作的排斥，是两个维度的问题。作为写作者时，作家的文本是对时代的一个折射，跟所处的时代、国度、意识形态领域、经济程度、口音、家庭教育等都密切相关。
随后鲁敏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下这个时代，我们的平权点在哪里？”鲁敏将其分为身体和精神，社会外部和社会内部。从身体上而言，现代女性尚未完全脱离裹脚意识，自我对身体的接受程度还是不够。虽然整体的状况已经很文明，但在细节上仍然有愚昧的因子。鲁敏用广告中人物形象的使用来说明社会外部的问题。和家庭有关的产品广告倾向于使用女性形象，而摩托车、汽车公司广告则相反。又如“女王节”“女生节”，定义女生为消费主义、娱乐主义的角色扮演者，被消费的男性娱乐明星，走的是纤细化的、偏女性化的审美。社会的点点滴滴都在提醒我们性别问题的存在。
最后鲁敏总结道，“躲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作家的思维模式首先是想做一个优秀的有自我意识的人。人们先想要成为个好作家，而不是好女作家。一个“女”字在前到底是什么定位？当提到“女作家”时，这是宣传点？还是自降水平？又或是一种励志呢？
而无论承不承认自己是“女作家”，最终都要回归文本。文本中所看出的这个时代下作家的性别捆绑，自我的说服和解释，都将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作家只是提供了一个田野生长的样态。

杨庆祥：中国需要一个女权主义宣言式的作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杨庆祥老师是本次论坛唯一一名男作家，他从男性视角对问卷提出了犀利的见解。杨庆祥开场即表明，“一个人的所言和他的所行差距是非常大的，而且作家是一个特别善于表演的人，特别知道自己的语言将指向何方，他会非常聪明把所有重要的问题、核心的问题都回避掉。”接着又从语言学角度，讨论文字本身的欺骗性。他觉得问卷可以作为研究资料，但却很难洞察人性。而问题则出在人们的思考方式上，高度去性别化的语言，很难触及到性、性别，内在化和高度紧张化的对峙。就好像作家的创作谈没有其作品本身真诚，这也是这些问卷回答里所缺少的东西。
对于“性别和性”的问题，杨庆祥表示自己首先是一个男人。他用自身的成长经历说明，两性关系呈现的是一个复杂的状貌。杨庆祥在一个男权家庭长大，父亲禁止他进入厨房，但他的姑姑们却很喜欢将他打扮成女孩，且初中前还和她们睡在一起。所以他认为自己最早的性启蒙和性别启蒙是同构的。这样的性别意识是三十多年来历史积累的结果，而人类历史更加漫长。杨庆祥承认自己渐渐有神秘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严重倾向。他表示，男性作为一个社会文化主导者的身份，可能是在很偶然的历史选择里胜出了的结果。
在长期的教育里，杨庆祥刻意地屏蔽掉自己的女性气质，力图营造出一个稳定的形象。即使在写作中他想要呈现放荡，妖艳，迷狂的东西，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杨庆祥认为，两性问题是政治经济和美学结构的问题。他坚信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在微观的政治实践里面是完全的权力控制问题，身体只是权力争夺的具体场域。而男性的霸权结构是以爱之名与女性合谋出来的。这个结构的稳定来源于享受不平等结构带来的优越感的男性，不可能随便放弃自己的利益。
最后杨庆祥表明，在两性问题上，不该有“好的文学”的概念。“我们需要特别激烈的，比如说我就是女权主义宣言式的作品出来。”

张莉：如果今后作家可以用尖锐代替隐忍来处理女性形象，就达到了调查目的
针对杨庆祥对问卷合理性和作家真诚度的质疑，张莉做出了回应。她承认有些作家的躲闪中包含着中庸和油腻的问题，但不能以偏概全。世界上有各类的作家，每个人的性别观都和他的为人处事相关。很多男作家曾正式地在邮件中肯定此次问卷调查的意义，通过答题，他们深刻认识到了性别意识对于写作的重要性。在作答前，受访者都知道自己的回答将会见刊发表，所以他们会负责任地回答这些问题。而作为读者，也可以判断哪些回答是真诚的，哪些回答在躲闪。比如男女作家在表态时的政治正确问题，这些说法背后的动机也是性别观调查所要呈现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作家的回答本身。
问卷设计也是精心的。前四个个问题其实都是一个问题——你心目中的好作家是什么？受访的女作家即使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写作或者是女性意识，但在“双性同体”或者是“渴望成为的女作家”问题里，很多人提到了奥斯汀。张莉表示，“她虽然不愿意直接面对，但是她有心向往之的目标。”第五个问题是Metoo问题，有三位女作家和三位男作家直接面对这个问题，他们并不畏惧。
尽管性别观和写作本身是有距离的，但一百多年前的作家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示范。鲁迅，胡适很多的言论和看法，直接引领了这一百多年来的女性性别观，代表了那个时代最先锋的内容。谈到这项研究的初心，张莉表示自己只想普及一个常识——这个时代每个人的性别观都很重要。她想了解当下作家性别意识的发展，从而搞清当今中国的性别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每个人的性别观都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而性别观调查只是一个起点。张莉希望受访的作家在写作时，处理人物命运时，哪怕有十分钟、二十分钟的改变，也是好的。对于中国很多隐忍的女作家，有一天在处理一个女性形象时，如果她们可以用尖锐代替隐忍，就达到了调查想达到的目标。来源：澎湃新闻

写作无关性别，只是角度和方向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