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礼拜天
早晨，雨暂时停了，天却还是灰蒙蒙一片。
我跟阿公一起抬着一箩筐生番薯到水井边清洗。每次见到这口村里唯一幸存下来的水井，我总有种说不出的欣慰。它给予人活力，就连寒冷的冬天都会有村民会穿着衣服在它旁边用温暖的井水洗澡，当然，对于这种事情脸皮略薄的村长不是很乐意见到这样的场面。
阿公突然咳嗽起来，而且是很频繁的那种，他含在嘴角的香烟也被震到了地上。
香烟滚进了水滩中，而他来不及去捡，半根烟就这么被“浪费”了。
“怎么了？”我用没拿着生番薯的左手为阿公捶背。
“没事！没事！昨天吃多了酒鬼花生而已。”往附近的草堆吐了一口痰之后，阿公满脸通红的说，而他的老手依旧在搓着生番薯上的泥巴。
“你该喝一点枇杷露。”我建议。
“我房间抽屉里还有半瓶风油精。”
“家里没有枇杷露么？”
想了一会，阿公才说，“好像是过期了。”
“或许，你该少抽点烟。”其实，我早就知道，阿公已经不可能戒烟了，就像他不可能戒赌那样，就算送他去做电击治疗也不会有用。
阿公不是很满意的摆了摆手，跟甩扑克牌一样的动作，看起来还是那么的帅气，他说，“没效果的，我就是活在香烟的世界里。”
“是么？”我趁机吐出自己的不满，“我有时候也活在二手烟的世界里。”
“总好过生活在工业废气里。”阿公却略带骄傲的吐槽了前段时间工业区那边的环境污染，他并不是我所见到的第二个抽烟能抽出成就感的男人，第一个就是我那位也喜欢打麻将打扑克牌却同样讨厌酒精的父亲。有时候，我会忍不住向自己编造一个“虎父无犬子”的冷笑话。
“要是我也学会了抽烟，你会怎么看？”我突然问。
“别！别！别！千万别！”阿公慌忙的摆手。
我当然看得出，这是几次十分严肃的摆手。
“你还年轻，就别沾这些东西，我老了就不同了。”他又这样狡辩。
而我不想听到老人接下去诸如“抽烟只是因为他小时候不懂事”这般的抵赖，我选择了短暂的缄默。
大概清理好一半生番薯的时候，我忍不住问阿公，“你昨晚跟阿嬷又为什么吵架了？”
他不怎么想聊吵架的事情，“小事一桩而已，几十年都这样过来，我早就习惯了。”
“离婚也算是小事一桩么？”我斗胆的问。
他有些慌了，而且又咳了起来，他想把喉咙里的东西再吐出来却没有成功，因为这个，他的声音变得断断续续，“因为，新的结，结婚证。要是有这个证件，我可能就跟她，跟她离，离婚了。”
“那你们现在不就算是非法同居了么？”我当他是在开玩笑并尽量压低自己的声音。
“没办法，民政局那帮家伙看过我们的旧结婚证后却不肯给办新的结婚证，他们让我们老夫老妻的就别瞎胡闹！”
“旧的结婚证就不能办离婚手续么？”知道阿公阿嬷不可能离婚后，我安心了不少。
“当然，这是规，规定，是不能违反的。”他还在努力的处理喉咙里面的事情，赌博的时候，他从来不会遇到这样的困扰，如此看来，人真的很难一心二用。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不通。
“那是个冬天，河水都结冰了，但不能在上面滑雪。”他开始跟我说起民政局那个仍然老旧的办证大厅，那里的天花板总是会铺有像刚结上去的蜘蛛网，一些工作人员蹲在厚实的转椅上剥着烤红薯的皮，而另外一些工作人员只是在啃香瓜子......一说到香瓜子，痰就顺利地从阿公的口中跑到了散落着鸡粪和鸭屎的泥地上。
我也更疑惑，而且完全忘记去质疑“漠阳江也会结冰”这样荒谬的情况，我问阿公，“他们不玩电脑吗？”前段时间里，我才学会用电脑玩《红色警戒》和《帝国时代》，而且有点着迷。有时候周末回家，阿嬷叫我下楼去吃早餐，但我一下去却发现，阿公阿嬷已经在吃晚饭了，而我对此并没有什么或好或差的感触。
阿公带着唏嘘跟懵懂说，“我记得，当时他们好像还买不起电脑吧。”
我不禁要追问，“是因为当时国家还比较穷吗？”
“也许是吧，那时候，我听说一些偏僻的地方穷的要有时候要依靠雨水来充饥。”阿公把眼睛转悠成往上斜看着那样，他大概是想借此尽力地看清楚浮沉往事，而后，他看着我说，“你爸爸像你这个岁数，要矮你一个头。”
“应该是矮半个头，但这也是很大的差别了。”阿公特意起身用手丈量了我的身高，然后，他就纠正了他的错误说法。
“那个词语怎么说来着。”蹲下去思索了一会后，阿公才说，“对，就是天壤之别！”
我只是点头。父亲小时候的照片，虽然上面都是白色或者灰色的水印一般的斑点，但我有仔细看过，我还以为自己看到了一只刚从非洲饥荒区坐轮船逃出来的猴子。
“咦~你有一米七了吧？”阿公又问我。
“差一些。”我如是说。
他又开始咳嗽，而且有更严重的趋势。
“我还是去给你买枇杷露吧？”说着，我就要跑去找可能还没开门的萧医生。
他却拦住我，“十块钱不到的那一种吗？我觉得不靠谱。”
我说是的，在这个村子里，枇杷露唯有星期一不上班的萧医生那里有得卖，而且就十块钱这一种类型。
“算了！算了！便宜没好货。”阿公又像甩扑克牌那样摆摆手。
“这只是那些卖贵东西的家伙想出来的鬼主意！”我认为他不能嫌弃便宜的东西。
“真的没必要去买枇杷露了，喝多了要是上了瘾你让我怎么办？”他一只紧紧的抓住我的手，另外一只手上的番薯却掉到了地上。
面对一个有着烟瘾，赌瘾的老家伙所说起的药瘾，我又无言以对了。
“便宜没好货！”在我打消了去买枇杷露的念头后，阿公重申一遍，赌钱赢了之后，他也总会在家里的饭桌上指着那些在菜市场呆了差不多一个礼拜的白萝卜这样说，我权当这是因为他不能吃太多白萝卜的一种推辞。
有那么一次，阿公因白萝卜而皮肤过敏（萧医生不会治疗这些），他在镇上诊所打脱敏针的时候偶遇了几个牌友，他们就这样在诊所里跟不是很忙的医师打了一天的扑克牌；回忆起这件事，他总会说，“这是我唯一一次打针是不需要付钱的，而且，那个医生还想给我多打一针，好清掉那些棘手的赌债。”
我问过他，“多打一针？你确定吗？”
他得意的大笑，“没有啊，我没答应，我才没那么蠢呢。”
整个洗番薯过程中，我还在边上帮忙吃了一根很甜的生番薯，真的很甜，我都感觉自己当天晚上就会蛀牙。
而在抬着番薯回去的路上，我们碰到了凌晨四点半就起床磨豆浆的六叔公，他在自家门口将水豆腐装车。
六叔公还算是“阿鬼马”丢失当晚的目击者。
“哎，听说你家狗狗丢了？是真的吗？”六叔公跟我们主动打招呼。
我在心里纳闷，他老人家就不能换种打招呼方式吗？
“这真他妈的就是那么的“巧合”！”跟六叔公啰嗦几句后，阿公又为“阿鬼马”的意外这样粗俗的抱怨道，他也忽略了那只猫。
我能感觉到，阿公的情绪也许会因此变得很低落。
“总会抓住他们的，这帮混账！”六叔公安慰道。
“话说，那晚你看到了几个人？”阿公不抱什么希望的问，他的声音带着想哭泣和要报仇的味道，我记得他说过，男人是不可以随便的哭出来（大相径庭的是，阿嬷不会这样看待男人，她总是跟我说：想哭就哭，别在心里憋屈着）。
“两辆摩托车，我猜有四个人。”六叔公凑足六个手指，看上去，它们就像拼成了一把简陋的枪支。
“哎~~就是四个人！我昨天才发现，另外一个人影原来是村长落在路上的稻草人。”六叔公突然变得很确定。
“你看到他们的样子了吗？”阿公又像个私家侦探那样发问。
“他们都戴着反光头盔，当时，我还以为自己是撞鬼或者看到外星人了。”自从六叔公订阅了那份由邮递员送过来的科学报刊，他的思维就有些奇特了，他总幻想着会有外星飞船过来接他走。我猜，他也可能有着“阿鬼马”是被外星人接走了的想法。
阿公又想了一下一切可能性，“那时候你要是能扮鬼喊一声吓唬他们就好了。”
“我也想啊，但后来我就发现，他们不光有手电筒，他们手上还有两把猎枪，就是可以把野猪一枪撂倒的那种，我很害怕！”
我跟阿公听得一愣一愣的。
“报警了吗？”六叔公突然问。
“但我害怕问话或者录口供之类的，这会让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抢劫犯。”阿公所说的这句话，跟他血性的手臂和正直浓密的眉毛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那我就真的爱莫能助了。”说着，六叔公就一脸茫然的走进屋内处理那些刚磨出来的豆腐浆去了。
而后，阿公就一声不吭的带我回了家。
到了中午，雨又下了起来，但比较小，像起雾那样。
这时候，阿公也缓了些许过来，给新来的小狗端去一盘加了点肉末的白粥后，他就带上建筑工具就踩着单车出去忙活了。在这之前，他还塞给三点钟之前就要去到村口对面等巴士的我一百块钱，他还告诉我，这是他不经意间在水稻田那边捡到的。由此，我突然想到，村里的老人之所以会常说“常到地里走走”这句话确实是有根据的。
“下个礼拜还回来吗？”找锤子的时候，阿公询问前来帮忙的我。就像他已经获奖了那样，他还兴高采烈的告诉我，下个礼拜天中午，镇子上有一场双人组的‘打水漂’比赛，头名会奖一千块和一个电饭煲。
“应该不回来了，礼拜天上半天都要补课，我不能请假。”我如是说。
“又补课？还礼拜天？”
“没办法啊。”我没把“我们学生还斗不过学校领导”这后半句说出来，这时候，我又莫名其妙的想起有关成吉思汗那个“一根木柴和一把木柴哪个更容易折断”的寓言故事。
“我真不明白！补课有什么用啊？能当饭吃吗？”阿公有些生气，还好的是，他没把“你成绩反而又退步了”这后半句说出来。
“我也不清楚。”
“你又为什么不能请假了？违反校规了？”阿公又问。
这种时候，我只能坦白，“算是吧，宿舍熄灯后我才跑回去，让查寝的教官抓了个正着。”
当时，我被困在了学校饭堂里，因为一份没有牛肉的牛肉面，还好，有几个同班同学陪着我跟饭堂的负责人争辩，而我们居然没想到去联系学校领导寻求帮助。
“那些教官不会是对你动手动脚了吧？”阿公也看过那个教官飞踹学生的视频，所以他不禁会这么想，而不是问我干嘛去了。
“他们哪里敢。”我还记得，教官只是再让我跟我的同学在宿舍楼下站了半个小时。
阿公只好作罢。
“二伯公打水漂不是很厉害吗？”我突然记起，关于二伯公年轻时候能将一块普通碎瓦片打到河对面的传闻。
“问过了，他不想去。”阿公语气中充满惋惜。
“那你的其他朋友呢？”
“其他人？嘿！拉倒吧！回来我再去问问你二伯公。”边说边笑着，阿公就到厨房为两只小狗倒腾白粥去了。
像以往那样，在去坐巴士返校的前两个小时里，不管我将背包藏在何处，阿嬷总能将它翻出来并将它带到客厅。然后，她就往里面塞进各种她认为我所需要的东西。
“阿嬷，你不会是又在里面塞了一把香蕉和一堆番薯干吧？”看着鼓鼓的背包，我只能想到这些。
“就半把，再多就塞不下了。”她淡定的说。
“可以把香蕉拿出来吗？”我试着问。
她当然是拒绝了。
“那其他东西呢？”
她依旧不允许我那样做，而后，她就展现了“一个也不能少”的态度。
“别枉费我一片心意！”说着，她还拎出来另外一个行李袋，里面不管装着什么东西，我都不太想知道，反正她是一定要我将其带去学校的了。
“这么多东西，要是司机不让我上车呢？怎么办？”我还是作了最后的“抵抗”。
“怕什么？你带的又不是炸弹！”
这下，我只能又哑口无言了。
到了两点半，雨还是那么小。
阿嬷陪着我出去等车，但我们并没有过到村口对面的候车亭，因为那里早就挤满了返校的学生和都坐在排椅上陪伴他们的老人们，。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由于阿嬷不小心看到了邻村那几个在生产大队时曾经因为几根甘蔗而跟她互相扯过头发的老妇也出现在对面。
我还注意到，在我这边的候车亭的广告牌上，那支高钙奶的代言人露出的牙齿和双眼都已经被涂黑了，“他”有些突出的额头又被画着一只很抽象的乌龟和一个很形象的猪头，而“他”两个耳垂下面吊着像风铃一样的东西，更夸张的是，“他”的身上居然还赤裸裸的画着一件像蜘蛛那样缠着“他”的肚兜。看到这些，我有些自愧不如：自己小时候那套“斯文败类作画法”（画眼镜之类的）跟眼前这种恶作剧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临近三点时，一辆半空的巴士开完两段S形的路程才兜了过来，不过它依旧在离候车亭比较远的地方停车。
巴士刚停稳，对面大多数乘客就像鸭子跳进水田里那样冲向它。
等到对面的乘客差不多都挤上了巴士，我才动身。
刚上车时，我愣了一下，开车的还是那个司机大叔，他依旧戴着棒球帽。
阿嬷没像其他老人那样跟在我身后说些什么辞别祝福语，不过，她一直在那边留意着我。
最后一排的座位全空着，走到里头并在左边的窗户跟阿嬷相互挥了挥手后，我又回身坐在了最右边的位子上......
回到学校，我担心的事情果然还是发生了，我的那套校服不见了，它们甚至连那两个粉色的衣架也带走了。
趁着时间还早，我就去校务处买校服。
“我需要一套新校服，M码的，谢谢。”像以往那样，一到校务处我就直接说出了来意。
“怎么又是你？”在我看来，财务大叔还是那么不待见我。而且，为了确认没有认错人，他将本来挂在衬衣领子上的老花镜都戴了起来。
我只好重复一遍刚才所说的。
“我知道。”这样说着，他却没有转身去翻找我所需要的校服。
“你是不是被欺凌了？”见四周没其他人，他突然问我。
“什么？”我有些愕然，我想不明白，我可是个在校运会投掷实心球这个比赛项目得了第三名的家伙，虽然有几个比我厉害得多的男生因为报名了太多其他项目而无缘这个实心球竞赛，但我真的不认为会有其他学生会跟我过意不去。
“是不是有学生往你校服吐痰，泼墨水或者撒尿之类的？要是有，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帮助你。”说着，他还取出装在衬衣口袋里的备忘录和那支掉漆的黑色钢笔。
这时候，我才明白和释怀：原来，他是这样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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