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简史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嵇康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阮籍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而嵇康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陆机以“诗缘情而绮靡”为准则，他和潘岳是“太康诗风”的代表，他们的作品虽语言上注重修辞，精心雕琢，华美典雅，但过于讲究形式，导致文辞繁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左思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隐居不仕的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他喜欢喝酒，“寄酒为迹”抒发自己不愿和腐朽的统治集团同流合污的心愿；他崇尚老庄的自然美学观，首次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他的作品虽平淡质朴却诗意盎然，我们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古典五言诗歌在他的手中产生了真朴淡远的艺术境界和冲淡自然的美学风格，做为中国第一位开创出崭新境界的田园诗人，他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作品辞章绚丽、形象鲜明、意境优美，充满道法自然的精神，贯穿着一种清新恬静的韵味，但他的诗歌虽然没了玄言诗的晦涩，但在模山范水之余仍忘不了拖上一条玄言的小尾巴。另外，他的姑婆谢道韫也是一位才思敏捷的著名女诗人。

　　南北朝时的文人士大夫普遍非常注重诗歌的词藻，其情调委婉悱恻，浮艳绮靡，从而导致诗风日下。与之相反的是，这时期民间一大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四百八十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古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乐府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十八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魏晋南北朝的诗歌之所以能上承秦汉、下开唐宋，成为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有它的特殊原因。魏晋以前，儒学一统天下，因而发端于儒家哲学的“言志”成了诗歌创作必须遵循的原则。东汉的《毛诗序》的主要精神，一为“志”，二是“情”，它把过去对立的“情”与“志”关系统一了起来，这虽然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应该明白，它所说的“志”还是封建伦理纲常，它所提倡的“情”“志”结合的目的也在于更好地“教化”，可以“成孝敬，原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使得中国上千年的封建文艺始终不曾出现反理性的倾向；同时也严重地抑制了艺术表现中情感的自然流露。”独尊儒术，确实极大地抑制了社会的思想自由，也从根本上削弱了人的个体意识和创造精神。这导致了魏晋时文人士大夫的极度不满，对儒学的信仰出现了严重危机，许多人纷纷宣称“越名教而任自然”，并因此而选择标榜“自然”和“无为而治”的老庄哲学，一时间名士清谈，玄学流行，蔚然成风。而迅猛发展的佛教与老庄哲学有相通之处，它终于依傍玄学，由哲学而艺术。
　　佛教其实在两汉之际便已经传入中国，但当时我国的诗歌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和思想水平，强大的排他性，让有着极其顽强生命力的佛教都一直无能为力。然而，魏晋南北朝这个极为动荡不安的时代使士族阶层中本来存在的无常感和虚幻感日益自觉，生活在悲苦无助中的百姓更是必须要找到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于是佛教得到了空前迅猛的发展，而在诗歌领域无穷奥秘的佛学和莫测高深的玄学于是也开始逐渐合流。
　　东晋支遁精通老庄之说，佛学造诣也很深，他不仅是玄学与佛学合流趋势中的关键人物，而且是佛教文学史上的第一位诗人，他融玄佛哲理于山水之中，“把佛理引入文学，用文学形式来表现，他有开创之功”。
　　佛教的般若空观和禅宗禅理不仅在意境、思想上极大地充实了中国诗歌的内蕴，而且在形式上推动了唐以来格律诗新体裁的开创。佛教中的“声明论”，即语言学中的音韵学和训诂学，传入我国后，导致了汉语音韵学的兴起，南齐永明时期的沈约等人据此首创“四声八病”说，并著有《四声谱》。从此注意音调和谐的“永明体”开始逐渐形成，而这种新诗体便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但把声律理论运用于诗歌创作当中，并成为永明诗人代表的却是谢眺。玄言诗的影响，至谢眺消除殆尽，他的作品以山水诗闻名，风格清俊率直、流丽自然、音韵圆美、情景交融。谢眺不仅开了一代诗风，并且深刻地影响着之后的唐代诗人。

　　两晋文学以玄言诗和拟乐府为主，南北朝，玄言诗为山水诗所代，拟乐府为文人新乐府所代，对人生歌功颂德的赞美转变为对山水形色与世俗生活的追求，而“力渐柔而采渐缛”的文学也渐入性情声色，终于在齐梁时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诗歌体裁——宫体诗。宫体诗自梁武帝萧衍及吴均、何逊、刘孝绰已开其端，而倡导者则是梁简文帝萧纲，徐摛、徐陵父子与庾肩吾、庾信父子是其代表作家，其创作风格流丽轻艳、“辑裁巧密”，被称为“徐庾体”。风气所至，陈后主与江总亦多有此类创作。宫体诗体裁有乐府诗与徒诗两种，乐府诗有拟南朝乐府、自制新题及汉魏旧曲；徒诗则为如《拟古》诗、咏美人诗及咏歌舞之诗。徐陵奉旨编成的《玉台新咏》，只收“艳诗”，可说是宫体诗的合集。在内容上，宫体诗以咏物、游宴、登临、艳情等题材为主。其中咏物、游宴、登临这些题材内容，往往流于琐屑，且作家常是以娱乐的心态从事创作，因而从中看不到有意义的社会生活与对人生的积极追求，甚至看不到诗人的个性；在艳情题材中，他们对女性的描写，往往着眼于妇女的容貌、体态、服饰等，也即在他们的笔下，女性不是作为爱情的对象，而是作为赏玩的对象，因而这一部分作品格调不高，甚而卑靡、秽荡。从风格上看，宫体诗以秾丽为特色，但由于作品中缺乏充实的内容与有生气的情感，这就使秾丽的风格由于先天的贫血而显得浮艳、卑弱。尽管宫体诗有以上的缺陷，但其在艺术上也还是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首先，它巩固了永明体以来在格律、声韵上的成绩并有所发展，五言诗的创作开始由长篇走向短制，诗中的对偶、平仄和定型的律诗已相去不远，七言诗的写作更为普遍；其次，它在描写上的细腻精巧为后代诗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总之，不论正面，还是反面，宫体诗对中国诗歌的影响都极为深远。

　　四、近古时期的诗歌
　　近古时期一般指隋唐以来至宋元明清各代，这是古典诗歌的全盛时期，不仅近体诗成为诗歌主流，词也发展成为能与诗并驾齐驱的独立文学体裁。此后，由于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进，古典诗歌一蹶不振。


　　1、隋朝诗歌
　　隋朝是秦之后的又一个短命王朝，两者在诗歌方面也十分相似，它们虽然在诗歌作品上成就非常有限，但却都影响深远。首先，是隋朝开了科举制度的先河，“学而优则仕”得以真正实现，因此，极大刺激了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其次，陆法言的《切韵》在隋朝问世，此后六朝诸家韵书均逐渐消亡，而《切韵》成了韵书修撰的体例，从隋唐至清末民初一直沿用不废。
　　隋朝最优秀的诗人是杨素，他的作品集清绮与刚健于一身，极好的代表了隋朝南北文风合流的趋势。他的边塞诗承袭了北朝文学的贞刚气格，雄健苍凉，质量很高，为初唐诗歌的起步做好了铺垫。

　　2、唐朝及五代诗歌
　　唐朝以诗取士，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进爵的最佳捷径，在此大环境、大背景之下，中国诗歌迅速发展到顶峰时期。以李杜为代表，诗坛名家辈出，流派繁多，作品如汗牛充栋，诗歌前所未有的繁荣。
　　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一代雄主，而且也是贞观诗坛的领袖。首先，科举制度虽然首创于隋，但却成熟于唐，它对诗歌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比拟地推动和促进作用；其次，李世民作为帝王在政治上施行“偃武修文”的政策，这无疑为唐代诗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社会条件；再次，李世民本人非常重视文学、喜爱诗文，曾先后开设“文学馆”、“弘文馆”，招延学士，编纂文书，唱和吟咏。李世民本人的作品内容丰富多彩，君臣赠答、咏物、边塞、怀古无不涉猎，且成就不俗，虽然他有诗歌要有益于政教的思想主张，并追求宏丽和雅正，部分作品也确实写得雄浑豪放，但由于主客观诸因素的制约 ,在崇尚南朝文艺传统与审美趣味的社会文化风尚下，其文学活动与作品呈现出多种因素、多样趣味融而未合的杂糅并置状态。这一时期的诗歌，可以说仍处于齐梁文风的余光返照之中，由宫廷诗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也应该看到，这一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及周围文人的宫廷诗虽然多是君臣唱和、应制奉答、宴饮赋咏之作，内容多以歌功颂德、写景、咏物为主，辞藻华美，风格柔丽，讲求对仗，但大部分已经去掉了宫体诗的浮艳淫亵。而且，唐太宗制定的各项政策在日后有力地促进了唐诗向前发展，诗歌的黄金时代即将来临已成必然之势。

　　宫廷诗人的代表是上官仪，他的上官体“绮错婉媚”，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的倾向。上官仪归纳了六朝以后诗歌的对偶方法，提出“六对”、“八对”之说，在刘勰提出的“事对”、“言对”、“正对”、“反对”之外，又增之以“双声对”、“叠韵对”、“扇对”等，以音义的对称效果来区分偶句形式，已从一般的词性字音研究，扩展到联句的整体意象的配置。上官体为诗歌的趋于格律化提供了新的范式，正是齐梁以来的新体诗过度到沈、宋律诗的一座桥梁。
　　初唐宫廷诗人之外，第一位有重大影响的诗人是王绩，他常以阮籍、陶潜自况，作品多以田园、隐逸生活为题材，诗风平淡质朴、清新自然、野趣横生、感情真挚，一改当时许多宫廷诗人卑微浮艳的宫掖之风。王绩不仅对五律的成熟和唐代田园山水诗的兴起，有所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挣脱齐梁馀风的羁绊，给当时的诗坛带来了生气，为盛唐诗歌的大繁荣吹响了前奏。

　　王绩之后，追求新诗风的趋势愈发明显，初唐四杰就是典型。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经历、个性非常相似，又“以文章齐名天下”，所以被合称为初唐四杰。他们的诗歌具有真情实感、刚劲清新而又文辞绰约，突破了宫体诗的桎梏，使诗歌的题材从宫廷走向社会，抒发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愤懑不平之气。初唐四杰的创作，使诗歌的内容和题材得到了拓展，对七古的正式成立和律诗的定型做出了重要贡献。
　　杜审言是四杰同时期著名诗人，与崔融、李峤、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杜审言大力创制五律、讲究对仗，被认为是五言律诗的奠基人。而随后的沈佺期、宋之问在以沈约、谢朓、庾信为代表的“永明体”、“徐庾体”基础上，总结出诗歌高低抑扬的平仄变化规律，由原来只讲求一句一联的音节协调发展到全篇平仄的粘对以及中间二联必须上下句属对，从而推动了五言、七言律诗体式更趋精密，诗歌艺术逐渐成熟，格律诗体基本定型。由于沈宋曾都是宫廷诗人，一度深为武则天恩宠，他们所作的律诗虽然多为应制奉和之作，内容不过点缀升平而已，但影响极大，律诗的粘对规律由此逐渐为诗人们所认可并遵守。
　　但不管是沈宋，还是四杰，他们都仍未摆脱六朝后期“采丽竞繁”的影响，真正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诗歌革新运动的是紧随其后的陈子昂。他明确反对齐梁“宫掖之风”，倡导“风雅”和“兴寄”，高举“汉魏风骨”的主张和旗帜，为诗歌的进一步发展，为扭转齐梁以来的淫靡之风指明了方向，也为盛唐诗歌的到来奠定了理论基础。《感遇诗》三十八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开元至大历年间，一般被称为盛唐。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巅峰，不仅出现了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还形成了山水田园和边塞两大诗派。
　　山水田园诗派指的是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一群诗人，以山水田园为描写对象而形成的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