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如何解决钱的问题

　　到了中唐之后，经济治理重现了两个周期性的大毛病：第一是土地的需求非常之大，土地兼并不可遏制，成为贫富差距拉大的“变压器”；第二是中央乃至地方财政对资源管制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终而造成对民间资本的压抑和剥夺，经济活力渐趋衰竭。两者相加，如果再遇上饥荒洪涝，就会引发财政总破产前提下的社会大动荡。
　　相对于国营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强势霸道，民间资本的流动也出现了日渐恶化的趋势。刘玉峰在《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中具体陈述了中唐之后民间工商资本的五条出路：
　　其一，奢侈消费。挥霍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许多富商大贾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奢靡无度，表现出穷奢极侈的突出特点。晚唐时期，许多商人“恣其乘骑，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聘以康庄”。
　　其二，交通权贵。以钱铺路，钻营为官。许多富商大贾“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幸卿”，积极谋取政治利益。元稹在长诗《估客乐》中描述富商大贾们竭力经营官场：“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迎客兼说客，多财为势倾。客心本明黠，闻语心已惊。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坐，富与王者勍。”到唐末懿宗时，用钱买官已是司空见惯。
　　其三，购买土地。与汉代相似，靠工商致富的唐代富商大贾将大量资金用于购买土地，进行土地积聚，仍走着“以末汇财，用本守之”的传统路子。代宗年间，大臣李翱在一道策问中说，在三十年里，天下田亩被豪商兼并了三分之一。到懿宗朝，已是“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极端不平衡。
　　其四，放高利贷。从唐太宗搞“公廨钱”之后，政府参与高利贷活动，私营高利贷也一直十分猖獗，富商大贾与贵族官僚纷纷以此谋求暴利，晚唐之后趋于剧烈。武宗在一则赦诏中指出，“如闻朝列衣冠，或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懿宗在即位赦文中也指出，“京城内富饶之徒，不守公法，厚利放债，损陷饥贫”。
　　其五，囤积钱币。“安史之乱”后，富人的财富安全感越来越差，于是将大量钱币财富贮藏起来，造成社会货币流通的严重不足，朝廷多次下达“禁蓄钱令”，却成效不大。德宗时的陆贽就算过一笔账：过去一匹绢，可以换铜钱3200文，而现在一匹只能换1600文，绢贬值了一倍，这不是因为税赋增加了，而是因为铜钱被囤积了起来。这种“钱重物轻”的现象，妨碍了商品经济的顺利发展。
　　从刘玉峰列出的上述五条出路可见，工商业利润基本上没有向产业资本转化，不存在积累放大的社会机制，而是进入了消费市场、土地和高利贷领域，其影响当然是负面的。若我们放眼于整部经济史，甚至可以看到，中晚唐民间资本的这五条出路几乎是高压下的民间资本的共同出路。因此，若在某一时期，出现奢侈品消费剧增、文物价格上涨以及土地房产购买热潮，并不代表经济的复苏，而更可能是资本从实业溢出的恶兆。

　　

　　撸主写得8错~

　　在经济史，乃至整部国史上，王安石变法都是一个转折点，在变法之前是一个中国，变法以后是另外一个中国。这场变法持续到第57年，北宋就灭亡了。变法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是一个敢于攻击别人的国家。变法以后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国家，一个更愿意闭关锁国的国家，甚至国民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需将这场变法与宋政权的很多制度联系起来思考。这个朝代有300年长，比之前的唐以及之后的明清都要久。但是在史界，对它的评价十分两极化，有的人认为这个朝代是最没有用的朝代，打仗从来打不过人家，天天偏安在那里苟安残喘，在制度建设上面也没什么成就。钱穆说：“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不过也有人从另外的角度给予评价，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就是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宋代是为巅峰时期。王国维的说法也跟他差不多。
　　李约瑟总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以外，其他三项都蒂熟于宋。宋代的工商业非常发达，经济和企业制度方面的创新也很多，中国最早的股份制公司出现在宋代，最早的一批职业经理人出现在宋代，最早的期货贸易出现在宋代，纸币的发行也出现在宋代。宋代的钢铁产量相当于600年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钢铁产量。宋真宗时期，中国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一个亿，成了全球最大的、以内需为主的统一市场。

　　

　　宋政权能长过唐，绵延三百年，与治国者的很多治理思想有关，其中值得一说的是“杯酒释兵权”。以唐太宗的雄才大略，解决了世族门阀问题，却留下军阀割据的隐患，宋赵匡胤将这个难题从制度上刨除了。
　　赵匡胤的办法就是收缴军权，他借着一场酒席把兵权统统收缴到了中央，由“兵在藩镇”改为中央养兵。在中央与地方的集权—分权制度安排上，这是一个极大的创新。
　　历代政权一直在探索权力分配的方式，商鞅的郡县制度解决了人事权，中国就此告别了分封制，进入了一个中央集权时代。但是从秦汉、魏晋南北朝到唐，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的威胁从来没有消失过，唐朝最严重的是“安史之乱”，此乱之后，中央就一直对割据无能为力。唐亡以后是五代十国，五十多年里冒出来十多个国家，群雄逐鹿，天下愁苦。到960年，赵匡胤终于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此后，地方藩镇从此再没有力量挑战中央。有宋一代三百年，没有发生过一起地方政府造反的事件，明朝两百多年也没有发生过，清朝只在康熙年间有过吴三桂事件，但其发生不是出于制度性的原因。也就是说，从960年一直到1860年前后，将近有整整九百年的时间，中国再也没有发生地方挑战中央的事件。所以，四大制度的第一个制度从此被定型，这在政治上彻底保证了中央集权的稳定性。1860年之后，藩镇势力再起，则与镇压太平天国有关，八旗、绿营等中央军乏力，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迅速壮大，并有了厘金制度，地方有兵有钱，中央的麻烦就又来了。
　　然而，兵权收上来之后，旁生出另外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中央从此要养兵。宋朝养兵140万，是历代养兵最多的（清朝养了80万兵，其中八旗20万，绿营60万）。这140万兵，有80万禁军布防在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附近，《水浒传》里有一个“豹子头”林冲，他上梁山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这80万是个实数，不是虚数。在北方边境有60万厢军。这140万个精壮汉子，加上马匹粮草，基本上就把中央财政给吃了个大半。所以，朱熹就说：“自本朝罢了藩镇，州郡之财已多归于上。……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即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用在了军费开支上。
　　自宋至明清乃至民国，军费支出不堪重负一直是治国者最头痛的事情，是为“兵政之患”。在当代，“兵政之患”似乎不太严重了，可是公务员却越来越多，于是就有了“吏政之患”，这些都是大一统制度与生俱来的遗传病。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政治制度安排，宋政权在经济制度上出现了戏剧化的两面性。
　　一方面，赵宋一朝对民间非常宽松，赵匡胤甚至是一个宽松到了没有原则的人。唐朝不允许在县以下建立集市，宋代第一次从政策上取消了这一限制，日后中国的集市模式是宋以后定型的。宋朝的工商税金很低，而且税种很清晰，在所有的城门，都贴有一张榜单，告诉百姓政府收什么税，税率是多少。宋代的大理学家程伊川曾总结“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也就是一百多年里没有发生地方造反的事情；二是“四圣百年”，开国之后的四位皇帝都比较开明；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四是“百年未尝诛杀大臣”，一百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五是“至诚以待夷狄”，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这五件事情或有夸张的地方，但离事实不远，特别是第一条和第四条最为难得，由此可见，宋代确实是别开生面。有宋一代能够长达三百年，跟它的温和执政大有干系，对内平和，对外也平和。
　　但同时，宋代的国有专营制度比汉代和唐代更为严酷，它专营的领域更广，惩罚的制度更严格。从现有资料看，宋代国有专营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资本金额之大，都是超越前代的，凡是主要商品，几乎全在国有专营之列，包括茶、盐、酒、醋、矾以及外贸所得的香药、象牙，等等。这些商品都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资源性、必需性和暴利性。政府对违法进入禁榷领域的民间资本采取了十分残酷的政策。赵匡胤一方面大幅度地减税轻赋，同时则发布法令，商人私自贩运矾超过一两、私自销售矾超过三斤者，处死；煮碱达到三斤者，处死；私自酿造酒曲达15斤者，处死；贩运私酒运进城达三斗者，处死；私自贩盐十斤者，处死。对于茶税，则规定每一贯钱都要上缴给中央——“茶利自一钱以上皆归京师”。
　　在控制了关键性产业之后，政府允许民间经营的商品包括针线、服装、肉食、儿童玩具等，这些商品也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经营分散、不易管制、利润微薄。也就是说，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在产业上形成“楚河汉界”的景象，国有企业集团聚集在少数上游产业，并逐渐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地位，其数量在逐渐减少，但是赢利能力则迅猛增加。这种格局到宋代就完全地形成了，并作为一个传统，顽强地衍续到了今天。
　　正因如此，宋朝经济就出现了很奇特的现象：民间生产和贸易空前发达，但自由商人都活跃在产业的中游和下游，且财富规模都不大。写过《两宋财政史》的汪圣铎曾遍查史籍，想要找出几位有名有姓的大商人，可是一位也找不到，能找到的几个人，要么是贪官，要么寥寥纪录，要么有名无姓。

　　

　　宋政权在经济制度安排上，还有几个与前朝代不同的政策：一是公开允许官员经商，二是不抑制土地兼并，三是对垄断资源进行授权经营。
　　在历代开国皇帝中，唯一公开放纵乃至鼓励官员经商的，是宋赵匡胤。他最重要的谋臣、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宰相赵普，就靠经商大发其财，他在京师及主要城市广设邸店，有人多次告他的御状，赵匡胤总是一笑置之。对于官员经商，赵匡胤放得最宽的竟然是带军的将领，史书上说，宋拉拢和控制各路高级将领的办法，就是让他们靠经商来发财。到南宋，那些带兵的将帅打仗不行，其经商规模之大及生活之豪奢，却超越前代。名将张俊私营海外贸易、开设酒肆及经营田地成一时巨富，每年收入的田租就达六十四万斛。另外一位名将刘光世更善理财，曾经动用八千士兵从事自己的贩运事业，还非常得意地自诩为“当代陶朱公”。
　　全汉升对宋代经济史有深厚研究，在《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这篇论文中，他用大量史料证明，宋代官员利用国有专营制度，以公为名，行私之实，蔚然成风。他还总结出了官员经商的六个“特异的地方”，包括：以公款作资本，以公物作商品或商品原料，以官船贩运，利用公家的劳动力，借势贱买贵卖或加以垄断、逃税。这六点当然是古往今来所有权贵经济共同的“特异的地方”。
　　据胡寄窗的考据，宋代是一个“不抑兼并”的王朝，对土地兼并采取了放纵的政策，因此，权贵家族——所谓“官品形势之家”——占据了天下一半的土地，一个郡县之中，五到六成的土地及财富集中在少数官宦家族手中。
　　如果说官员经商是一次体制内的权贵狂欢，那么，政府对民间商人的“授权经营”则是官商经济的另外一翼。
　　在国有专营体制方面，历代进行了不同模式的试验。管仲的专营方案是控制资源（盐田和山林），允许民众生产，然后三七分利；桑弘羊则成立国营企业加以垄断经营；刘晏的做法是国家控制资源，以定向授权的方式向民间开放。到了宋代，则在牌照制度上又有了创新，在当时有两种模式，一曰“买扑”，一曰“钞引”。
　　“买扑”类似后世的招标承包制，从字面上看，“买”即为买卖，“扑”即为竞争。政府拿出一块资源，向民间公开招标，价高者得之。招标办法有很多种，最普遍的是“实封投状法”，也就是现在的暗标制。
　　“钞引”类似于后世的特许经营制，主要出现在暴利性的盐业，它是对刘晏盐政的进一步完善，简而言之，就是商人先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量的钱物换取凭证——时称“交引”、“盐钞”，拿凭证到指定机构支取食盐，再到指定地点销售。因为食盐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民生必需品，获得经营权的商人就如同得到了一笔财富，所以，“盐钞”成了一种硬通货——以盐为本位的“类货币”，在当时就出现了以买卖“盐钞”为主的各类交易市场——专业商铺、交引铺和买钞场。后世把货币称为“钞票”，始自于此。
　　“买扑”和“钞引”的诞生，是工商经济发展的一个制度性进步，它使得政府在获得垄断性利润的前提下，开放流通和开采领域，激活了市场的能量，宋代民间工商业的繁荣与此大有干系。
　　不过同时，它又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官商经济，处在被授权地位的民间商人集团彻底丧失了对重要产业的控制权，国有资本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中牢牢地掌握了资源权、定价权和分配权，姜锡东曾评价道：钞引制度之下的盐商很不自由，“宋朝官府仍然程度不同地介入和控制其批发、运输、销售诸环节”，从而使盐商的赢利活动和赢利比率大受限制。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定向授权的方式营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寻租空间，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那些能够获得“买扑”和“钞引”的商人大多与官府权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很多甚至就是官员的直系亲眷或属下，这就是所谓的权贵经济模式。
　　由以上叙述，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结论：其一，宋代的经济制度创新是前朝所未见的，宏观经济、产业经济乃至企业制度方面都出现了重大演进，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工商制度建设，在宋代已经基本定型。其二，宋代的官商经济模式已经实现了“标本化”，其后一千年，无非是这一“标本”的极端化和恶劣化。中国的经济形态，由先秦到汉初是贵族经济，演进到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成为了世族经济，进入隋唐之后，日渐呈现出“士商合流”的趋势，到宋代，终于定型为士绅经济，历一千年左右的演进至此，其后再无进步。这三种经济形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官商经济。

　　

　　讲述至此，大家就知晓宋代的治理逻辑了：中央要防止地方作乱，就需控制兵权，要控制兵权就要养兵，要养兵就要增加财政收入，要增收就要壮大国有专营事业，壮大了国有事业，民间经济就势必受到挤压，同时造成权贵经济的泛滥。在大一统的治理模式之下，这似乎是一个无法打开的闭环逻辑。
　　所以宋代开国一百年以后，毛病就出现了。第一个是贫富差距拉得很大，穷人很穷，富人很富；第二个是土地兼并，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少数家族手上。而财政收入跟不上政府支出的增长，捉襟见肘，于是就要改革。
　　搞改革的皇帝是宋神宗，登基时20岁，很年轻。中国历代搞激进式大改革的皇帝大多是年轻人，比如秦孝公、汉武帝、唐德宗、宋神宗，还有之后的清光绪帝。年轻人血气方刚，敢于大破大立。宋神宗找的操盘人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在当时并不是主流人物。中央有很多大儒，年高权重，暮气沉沉，都是既得利益者，朝廷又“百年未尝诛杀大臣”，故而骄纵得很。宋神宗要打破格局，就要找一个另类、有勇气、愿意担当、敢于打破所有陋习的人，破坏所有的既得利益。王安石正是这样的人选，他常年在地方工作，个性骄傲，胆子很大，他对宋神宗讲过一句胆大包天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与商鞅的那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颇可以前后呼应。
　　宋神宗登基是在1068年，第二年就开始变法了。当时，在中央政府内部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策辩论，具体的地点就在首都汴梁的延和殿。中国是“国有企业的故乡”，可是关于这一制度的利弊、国家到底应该在国民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这种制度性的思辨，在决策层面却很少进行。之前，在公元前81年有过一场盐铁会议，桑弘羊与众贤良脸红耳赤地大辩论过一次，一千多年后，延和殿是第二次，再下一次辩论将发生在遥远的1945年。也就是说，“千年辩一回”。
　　历史上把这次辩论称为“延和殿廷辩”，争论的双方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当时国内知名度最高的两位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辩题是：工商经济那么发达，可是国家却很弱，在朝廷，中央财政是“讨饭财政”，在民间，贫富差距那么大，土地兼并很严重，怎么办。
　　两个人的办法，简而言之，一个是开源，一个是节流。
　　王安石认为，中央一定要把经济权力收起来，学习商鞅，学习汉武帝，学习刘晏，进行高度集权的国家主义改革。司马光认为，要治理国家其实很简单，只要中央财政节俭一点，然后以农为本、藏富于民，天下就会太平，这是经典儒家的观点。两个人在延和殿吵得不可开交。王安石嘲笑司马光等人不懂为国理财。司马光说：“我不认为把天下的财富聚集到政府的口袋里是件好事情，你的这种办法是要祸害老百姓的。”王安石说：“不会啊，我这个办法叫作‘民不益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听到这里当场就跟他翻脸，他说：“这话是桑弘羊讲的，桑弘羊就拿了这句话去欺骗汉武帝，所以导致武帝晚期盗贼并起，被迫下《罪己诏》，国家差点灭亡。”在司马光看来，天下财富是有一个定量的，不在民间就在政府，两者存在内在的争利关系。他的这个观察，在经济思想史上很重要，其实到今天，还是有争议的。在1068年，王安石与司马光之辩止于此，没有再深入下去，其实由此展开去，可以对中国的国有经济制度和财政模式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辩论。
　　年轻的宋神宗夹在两个大思想家之间摇摆不定，一会儿觉得王安石讲得很在理，一会儿又认为司马光是对的。不过，六个月后，他还是选择了王安石，任命他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实施大变法。

　　

　　王安石搞的这场变法气魄很大，格局空前，是一次涉及政府机构、产业、财政、物价及流通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帝制时期的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他的第一项改革是对经济权力的重组。在中央六部中，经济权力集中于户部，户部有三司，户部司管财政收入，度支司管行政支出，盐铁司管国有专营事业。王安石打破原有分工，把三司权力集中起来，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这相当于另立了一个小“国务院”，20世纪80年代搞改革开放，有过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沿用这一思路。
　　王安石颁布的法令，大大小小有十余条，分别是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三条。
　　均输这两个字来自于桑弘羊，就是国家成立物资部和物价委员会，管制重要生产资料的产销。这个法令推行后，国家就全面垄断了重要资源的生产和销售，一改实行多年的“买扑”、“钞引”等通商制度，朝廷专设发运使一职，财政拨划专项采购周转资金，统购统销，国营专卖；市易法是对城市商品零售的国家垄断，政府在各地设立市易司，由政府拨出本钱，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品价格由市易司划定；青苗法则是农业领域的变革，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每笔贷款的利息为20%，一年可贷两次。这三大政策，前两者是“桑弘羊版本”的复活，青苗法是王安石的独创。跟所有的计划经济大师一样，“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其实就是两个：第一，尽可能多地增加财政收入；第二，打击富豪，缩小贫富差距。而其结果也是同样的两个：前者的目标在短期内会迅速地实现，长远看却注定失败；后者的目标则从来不会实现。
　　具体来说，变法实施之后，国库果然为之一饱，仅市易司获得的收入就相当于全年夏秋两税总收入的三成，政府因青苗法而得到的利息也十分惊人，因为征缴上来的钱粮绸帛实在太多了，以至于不得不新建52个大仓库。
　　可是很快，弊端就呈现出来。
　　均输法让发运使衙门成了一个权力空前膨胀的“政府型公司”，它到处与民争利，官方的采购价格与市场波动背道而驰，要么大大低于市场价格几近抢劫，要么大大高于市场价格收受回扣，发运使把大米运到一些缺粮地区，销售价格比之前上涨一倍，正常的市场运行被完全地打乱了。宋朝官员本来就乐于经商，均输法正好给了他们一个中饱私囊的好机会。
　　市易法“尽收天下之货”，让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它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连水果、芝麻都被垄断了起来，城市商业秩序被彻底破坏。宋代学者郑侠在《西塘集》中记载道，自从实行了市易法之后，商人们都不肯到汴梁来做生意，大家绕开都城而行，因为只要一进城门，货物就可能被全数押送到市易司。后来，这些情况被反映到宋神宗那里，连皇帝本人也觉得太过分了，有一次，他对王安石说：“市易司连水果都要垄断起来销售，实在太琐碎了，能不能把这一条给罢废了？”王安石说：“制定法律的关键是，是否有害于人民，不应该因为它的琐碎就罢废了。”
　　对普通农户来说，伤害最大的当然是青苗法，此法的本意是国家拿出一定的款项在地方上放债，以免穷人受富人高利贷的剥削。可是一到执行阶段，就完全地变味了。各级官员把陈旧的霉粮放给农户，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放的时候斤两不足，收的时候却故意压秤，一来一回，实际利息竟比向富人借贷还要高。中央为了把钱放出去，就下达贷款指标，地方官只好搞摊派，民间苦不堪言，如果发生水灾旱灾，地方政府为了收回本息，就到处抓人，农民只好卖地卖儿女。
　　种种新政的实施，让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复存在，自由工商业者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民国学者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一言以蔽之——自王安石变法之后，“商业早入于衰颓之境矣”。
　　王安石还听不得不同的意见，不过他比商鞅好一些，后者杀人杀得河流变色，王安石只是把反对变法的人全部赶出京城。司马光就被赶到了洛阳，他在那里住了十五年，写了一本《资治通鉴》。当时舆论很开放，大臣都很放肆，司马光写书写累了，就写公开信《与王介甫书》骂王安石，王安石看到以后，马上写《答司马谏议书》，如礼回送。当时朝中执政大臣有五位，大家把这五个人叫做“生老病死苦”，除了王安石是“生”的，其余四个人都没啥用。王安石还亲自拟定科举考题，把变法思想掺进去，最夸张的是，他还把自己的像搬进孔庙，给孔夫子做“陪祀”。
　　由此种种可见，王安石实在是一个非常强悍的集权主义者。变法搞了17年，到1085年，神宗驾崩，哲宗继位，皇太后和哲宗都很反感王安石，就尽废新法，重新启用司马光。
　　司马先生回来后干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任命了一个叫李公择的人当户部尚书，李公择是研究小学的，对财政知识一窍不通，这好比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找了个教授来当财政部长，于是朝野哗然。司马光解释说：“我就是要用这样的办法来告诉大家，中央的政策变化了。”由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儒家在经济治理上是多么无能，经典儒家从孔孟以来，在理财上一直找不到办法，翻来覆去说的都是“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仁义治国”。儒家反法，反得很猛烈，甚至不惜以性命相搏，可是，一旦掌握了权力，却又提不出新颖的建设性方案，这就是中国历代经济治理的一个重大冲突点：儒家“君君臣臣”的思想在政治上对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了支柱性的作用，可是在经济思想体系上却无法匹配。
　　哲宗登基一年后，王安石就郁郁而终了，四个月后，司马光随他而去。反对变法的人拿不出治理经济的任何方案，到了哲宗九年，朝廷重新启用以蔡卞、蔡京为首的王党。蔡卞正是王安石的女婿。
　　蔡京是国史上出了名的贪官和奸臣，他把王安石的国家主义推到了极致，并毫无悬念地转型为权贵经济。在这个世界上，人性的贪婪都是需要制度基础的，好的制度会遏制人的恶，反之则会催化和放大之。在这个意义上，比人的贪婪更可怕的是制度的贪婪。大清官王安石创造了一个贪婪的集权制度，他的后继者就会把这种贪婪和集权推向极致，并必然地产生异化，这是一条“惯性之路”。
　　蔡京就做了很多极端化的事，他将盐、茶两业完全地实施国家垄断，不与民间分利，使之成为少数利益群体的独享之物。江淮一带是全国最主要的产茶区，蔡京将之全部变成官市，不许民间经营，有一年，他觉得现行的盐钞制度让民间盐商分到了太多的利润，于是就悍然下令，废止现行的盐钞，那些手中握有旧盐钞的商人在一夜之间变成赤贫，上吊跳河者不乏其人。
　　从王安石开始变法的1069年，到蔡京被罢官的1126年（靖康元年），极端的国有专营制度的实施前后长达57年，而这又正是北宋帝国由半衰走向灭亡的57年。1127年，北方的金军攻破汴梁，掳走宋徽宗、宋钦宗，北宋就这样亡了。

　　

　　回头还来讲王安石这个人。
　　这个人是中国经济史、政治史上充满了重大争议的标杆性人物。我们常常说一个历史人物不易评论，是因为他“面目不清”，可王安石这个人面目很清晰，还是不易评价。
　　在宋代，人们就不知道如何评价王安石。邓广铭在创作《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时便感慨道：“找不到一篇记述王安石生平的行状、墓志和神道碑之类的文字，不但见不到全篇，连片段的甚至三言两语的引证也看不到。”也就是说，宋人对这个改变了帝国以及所有人命运的大人物“视而不见”。
　　这个人才华横溢，诗文独步天下，是公认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读书很多，自诩读遍天下所有的书。他辩才无碍，讲起《周礼》，举朝无人比他更烂熟于心。他把司马光、苏东坡等人整得很惨，可是没有人敢说自己的才华比他高。
　　他还是个非常能干的官员，很懂财经之道，当官不靠后台，科举出身，从县一级干起，当过知县、通判，一直干到中央。他对所有的行政关节非常熟悉，谁都骗不了他。
　　他不修边幅，不通人情。宋朝是士大夫之国，大家都穿得很体面，彬彬有礼，偏偏这个王安石不洗头、不剃须，每天身上很臭地来上朝，还整天死着一张脸，同僚都叫他“拗相公”。他不拉帮结派，独来独往，跟任何人都没关系。更要命的是，他不贪色、不爱财。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坏官必会犯这两条，可是王安石一条都不沾。他节俭清廉，视富贵如浮云，每次发官饷，总是拎了一袋子钱回家，数也不数就上缴给妻子。他还终生不纳妾，在风流开放的宋代文人中绝无仅有。他当然不通敌、不卖国，是一个视国家利益为上的爱国主义者。
　　这样一个道德高尚、百毒不侵的人，勤勤恳恳、日以继夜地把国家搞亡掉了，你怎么评价他？
　　所以说，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是一个特别需要警惕的人。
　　在中国历史上，像他这样的人虽然凤毛麟角，却也并非仅见。他们为官清正，工作操劳，办事雷厉风行，行政效率极高，而且不将私利掺杂于国事。他们力主国家主义，不惜以牺牲民间工商自由为代价，换得中央集权制度的恢复与稳定。他们提出的行政口号往往是“均贫富”，可是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将民间的富人和穷人一起剥夺。从经济史角度来观察，这些“理财大师”往往是中国式的“治乱循环”的转折点。
　　自宋之后，到明清两代的数百年间，王安石是政治史上的“失踪者”，大家顶多说说他的那些诗歌散文。一直到20世纪以后，他突然咸鱼大翻身，1908年，当世最著名的政论家梁启超撰写《王安石传》，宣告“翻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冤案”，王安石突然再成政治大明星。
　　王安石的“复活”，自然与当时的国家境遇及世界环境有关。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东亚病夫”，为了寻求强国之道，推行国家集权主义便成为政界和知识界的主流意识，在当时，无论是保皇党人还是革命党人，都做如是想，钱穆说：“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放眼世界，无论是1917年苏联的诞生，还是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日本帝国的崛起或美国的“罗斯福新政”，都被看成是国家主义的胜利。从此以后，王安石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中无可争议的大改革家，进入民国乃至1949年之后，王安石的声望越来越高。郭沫若认为，秦汉之后第一个大政治家就属王安石，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推崇的两位改革家，一是商鞅，一是王安石。
　　面对如此充满争议的人物和历史事件，若我们将之放在中央集权制度的两千年演进史中进行观察，也许会得出一些稍稍清晰的结论。
　　“王安石变法”，与之前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莽变法”乃至“刘晏变法”一脉相连，是历代治国者在经济集权政策上的一次大试验。就如同桑弘羊欣赏商鞅，刘晏欣赏桑弘羊一样，王安石对桑、刘两人也十分推崇，他在与司马光的论战中认定，用国有专营政策来抑制兼并、均和贫富是古代贤君的治国之正道，后世只有桑、刘“粗合此意”。由此可见，历代“变法”衍续的是同一逻辑。
　　王安石的激进程度与王莽颇为接近，他们前后相隔约千年，是两次分别向两极挑战的变革运动，前者试图回到“周礼”和“井田制”，后者则试图用“计划之手”把每个经济元素都管理起来。他们同样激烈且充满理想主义的气质，可是也同样遭遇惨败，并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一个帝国的灭亡。
　　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来看，“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它是最后一次建设性探险，是整体配套性体制改革的“终结之作”。
　　一个特别严重的后果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一位如此才华卓著的财经大师，在工商经济如此发达的宏观环境中，进行一场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却造成如此惨烈的失败结局，这令所有的后来者对激进式变革望而却步。它的失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表明基于法家战略和儒家伦理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进不可得，退亦不可得。自北宋之后，南宋、明、清历代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式来维持统治，其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
　　所以说，自王安石之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稳定。

　　

　　根据布罗代尔的“世界时间”概念，我们可以说，在12世纪之前，“世界时间”的钟摆是在东方，在中国的——在洛阳，在长安，在汴梁，在泉州。然而之后，这个钟摆开始悄悄地摆向了西方，摆到了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然后到西班牙，到荷兰，到英国，最后又到了北美洲。“王安石变法”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尽管当时没有一个人感觉到了这种变化。
　　造成“世界时间”大挪移的原因，不是自然性的，不是资源性的，而是制度性的，首先是政治制度，然后是经济和文化制度。
　　欧洲自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瓦解后，就进入了漫长的“黑暗中世纪”，9世纪爆发黑死病和大饥荒，其文明水平和经济能力与东方的中国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当汴梁、临安人口超过一百万时，同时期的欧洲城市要小得多，一般只有数千人，规模最大的威尼斯、那不勒斯和巴黎等，也不过数万人口而已。不过到了11世纪，欧洲却发生了一些前所未见的社会变革。
　　1085年，宋神宗驾崩的那一年，在意大利北部出现了中世纪之后的第一个由市民选举执行官的城市——比萨城，这意味着“自由城市”的诞生。从11世纪开始，大量失地的欧洲农奴纷纷逃离封建领主所控制的城堡庄园，来到没有人身管制的城市，根据当时的欧洲法律，他们只要在城市里居住满一年零一天，就可以自动地成为“自由民”，因而有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城市自治是商业自由的土壤，自由成为新生的市民阶级的合法权利，他们在这里经商，并尝试着建立自治机关，比萨城的自由选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就在比萨成为“自由城市”的两年后，1087年，也是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城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众多自由学者聚集在这里，研究古老的罗马法典和医学。到1158年，皇帝费德里克一世颁布法令，规定大学作为研究场所享有独立性。独立的大学体制的建立，让欧洲的知识精英与国家权力之间形成了平等钳制的关系。
　　发生在王安石年代的这两个事件具有分水岭般的意义。自由的城市催生自由的商业，自由的大学催生自由的思想，而自由的商业和思想又是人类文明走向现代社会的两块奠基石。
　　相对于欧洲的这些新变化，宋代中国尽管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商业最繁荣的城市集群，建立了遥遥领先于同时期欧洲的经营模式和工商文明，但是，在社会制度的创新上却开始落后了，相反，王安石的变法更空前强化了政府的管制能力。在欧洲所出现的“自由民”、“自治城市”、“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原则”、“对君主权力的限制”等法权思想，对于强调中央集权的中国而言，根本没有萌芽的土壤。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时期，城市与学校一直为政权所牢牢控制，这是东西方文明走向不同演进道路的根本性原因。放眼未来中国，能否真正建设好现代政治文明，城市与大学的自由度仍是重要的观察指标。
　　所以，11世纪至12世纪常被称为中西方文明的大分流时期，是“世界时间”的钟摆从东向西摆动的关键时刻。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解读“王安石变法”，当有新的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