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中国小说太重时代背景 反而压抑了人性

　　从八月末到九月初，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北京国际图书节这两场受到关注的文化交流活动，把每每涉及中外出版界相聚就会被提出的，中国文学如何走向西方的问题，提到人们面前。

　　此前，业内人士就翻译、合作、宣传、平台等多个层面的内容，就这些可大致统归为渠道方面的问题，已进行过颇多探讨。而就这一切的源头——作家的创作，在日前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以“中国小说的可能性”为主题，让五位对“怎么写”颇有思考的作家，就创作本身，畅谈东西方文学相逢的问题。

　　“吉卜林说过，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东方和西方是不可能相逢的。这是吉卜林说得很绝望的一句话，当然我们可以讨论。”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说道。在我们的文学对外交流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发展，同样，在一些西方批评家、汉学家那里，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提示，也看到一些错位和误解。在这场讨论中，宁肯、徐则臣、范稳、李浩、盛可以几位作家，就西方评论家提出的中国小说写的太长、中国小说人物缺少深度、对人物心灵的探索太少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我们为何在谈论对作家有影响力的作家时，总是提到西方作家的名字，面对翻译中的难题在写作中如何处理我们的文化特色，以及到底有多少中国文学真正进入西方视野等，进行了颇具深度的探讨。

　　徐则臣说道，中国小说被评价为“太长”的问题，其实长度本身不是问题，而是这个长度其中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这是问题。而对于小说人物内心挖掘的问题，他则认为，中国作家好像特别喜欢关注舞台上的背景，那样一个非常磅礴的、跌宕起伏的大时代，而舞台上的人物反而被背景压抑掉了，基本上看不见。这可能是他们批评我们的原因。宁肯则提出我们在谈论写作时总是提到西方作家的名字，这恐怕和中国特别缺少影响作家的作家有关。在怎么写的问题上，我们确实有所缺失。怎么结构小说、怎么提炼小说的人物、怎么用一种新的方法、怎么用一种创新的精神来构置小说，这方面在未来的中国小说中存在着很多的可能性。

　　正如韩敬群所说的，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在书写世界的时候，一本书背后的写作者，它看待世界的角度、观点、方法，这个书写者的“气质”，能否和异国的读者相逢？

　　曾推出《天葬》等作品，近日又推出新作《三个三重奏》的宁肯表示：“我们近代以来或者说现代以来的小说，从深层次的原因来讲一直存在着怎么写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特别缺少一种小说家，叫做影响作家的作家。”在谈及影响作家写作的作家时，人们时常提到外国作家，卡夫卡、卡尔维诺、马尔克斯，每个人似乎都受到西方作家的影响，为什么较少谈到中国作家？我们有非常棒的影响读者的作家，甚至影响社会的作家，但为什么缺乏影响作家的作家？

　　宁肯认为：“影响作家的作家，他首先是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作家是怎么写的，它在写作上有哪些值得后人去反复研读。在怎么写的问题上，我们确实有所缺失，我们很方便地就投入到西方文学的经典作家中。我们读经典作家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学习他们怎么写，怎么结构小说，怎么提炼人物，怎么用一种创新的精神来构置自己的小说，这方面我觉得在未来的中国小说中存在着很多的可能性，需要我们中国作家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之”现象

　　传统文学与现代性之“隔”

　　“为什么中国作家一谈文学就谈外国文学，一谈作家就谈外国作家，而把我们自己的文学、自己的传统全部丢掉。”今年以《耶路撒冷》获得老舍文学奖、以《如果大雪封门》获得鲁迅文学奖的青年作家徐则臣说道：“对于当下的作家来说，他为什么要谈西方文学和西方作家，完全是因为我们在写作中获得的最便利的工具，在他们那个地方。很显然，就是传统文学给予我们的工具、给予我们的方法，可能有一些问题。尤其是在今天非常现代的社会的写作，我们的写作应该是一种所谓的现代性的写作，是反观自我、反观内心，追求人的写作。而我们的传统文学里面，除了《红楼梦》，很多作品关注的还是人外在的那样一些烟火的社会。整个日常生活写得非常好，但是大部分停留在一个世俗层面上，那样一种生活，那样一种文学，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缺少现代性的。而现代性是1840年跟着列强炮火一起送到中国的，中国和中国的文学是被迫现代性的。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现代性的社会，我们的写作是现代性的写作，那么我们用一个现代性的写作这种东西，如果往传统的文化、传统的文学里面找资源，可能你就会觉得中间是隔着的。”

　　徐则臣同时谈到，我们现在非常赞赏《红楼梦》，就是因为《红楼梦》在那样一个非现代写作的时代具备了一定的现代性。“贾宝玉，他关注到一个空的问题、一个精神世界的问题，那个东西对我们很重要，一下子把《红楼梦》和其他的小说区分开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当下的作家写作，除了继续向西方学习以外，可能还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就是如何让我们的写作接续中国的文学传统，这个难度的确是非常大，把一个不具备现代性的文化传统，做一个现代性的转换，然后用到我们的写作，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两个作家，它可能需要一代又一代作家努力从这里面发现最好的东西，运用到我们的写作。”

　　文学长度与含金量之“比”

　　对于在西方批评界存在的“中国文学写得太长”的评价，徐则臣表示，汉学家葛浩文说中国的小说写得太长。其实在美国，最好的小说家，当下被他们奉为国宝、大师级的作家，都是长篇小说作家，而且都是大长篇小说作家。

　　比如说菲利普·罗斯，他的很多小说也很长，托马斯·品钦，他的小说更长，唐·德里罗的《地下世界》接近80万字，厄普代克很少有特别短的长篇小说。德国汉学家顾彬也说中国的小说太长，但是你看在德国最牛的一批作家，托马斯·曼、君特·格拉斯样一些作家，每个人都是以他们最长的长篇小说闻名于世。还有我们现在一排行，不管英语世界还是全世界的范围内排行，你会看到《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这样一些大长篇。但是从来没有人说，托尔斯泰写得太长了。原因在哪里？“我觉得长度本身不是问题，而是这个长度其中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这是问题。”

　　“不”问题

　　不要让时代背景压抑了人

　　“国外的很多汉学家和批评界说，中国的文学很长，但关注的都是大历史。看起来好像里面有很多的人，但没有一个是活的。这个我倒部分的赞同。因为我们有所谓的史诗的传统，而我们的史诗的关注点大部分是在一个背景。中国作家好像特别喜欢关注舞台上的背景，那样一个非常磅礴的、跌宕起伏的大时代，要放在一个转型期，然后放在一个大革命的时期，然后要上下五千年，起码一个世纪的这样一个浩荡的时间跨度，要有很多的家族，要有很多的派别，有很多的方面在相互打仗，的确这个背景是波澜壮阔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背景成了我们小说的主人公，而小说，而舞台上的人物反而被背景压抑掉了，基本上看不见。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批评我们的原因。”

　　徐则臣认为：“在西方他们可能更关注人，觉得舞台上的人是最重要的，而背景相对次要，即使背景重要也应该是人背后的背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学可能得考虑一下，怎么让人在舞台上的位置更凸显出来，把关注点集中于人、集中于人物的内心。这也是很多汉学家、西方的一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学没有心理描写的一个原因。如果说站在舞台上的人成为了主角，中国的小说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不因翻译压抑自己文化特色

　　而对于西方批评界认为的中国成语在翻译中的困难，以至于认为中国作家应该少用成语的问题，《水乳大地》、《大地雅歌》作者范稳说道，作品如果为了有一个译本，能走向西方，而压抑住自己民族文化的一些特色，这不可取。“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本身优秀的东西，我们的东西一定能对我们的文化有一个传承，有一个发扬，或者说有自己的特点，只要把这个做好，剩下的是他的问题，能不能译得最好那是你的工作。”

　　此外，作家们还谈到西方对中国文学视野上的问题。《北妹》等作品的作者盛可以认为，有好多的文学、好的作家没有受到关注，或者说因为某种障碍没有接触到。比如，上世纪70年代这一波作家是非常有实力和非常低调的群体，如果大家对他们有所阅读，一定会发现在年轻作家当中，中国文学还是有一种生命力在蓬勃、生长着。她说道：“我觉得小说最大的可能性应该还是在向内，也就是向小说的内部去发展、探索，也就是说向人的内心深处摸索、勘探。”《镜子里的父亲》等作品的作者李浩则谈及，作家写作时“对自我的敌意”。不断地更新自己、不断地丰富自己，不断地把旧有的自己打碎，在这点来说，是对每一个作家的提出的某种的警告，每一次的写作对我们来说，它的可行都必须获得拓展。来源： 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