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优雅高贵的文学有多远

何为“优雅高贵的文学”？如何概念、界定它并描述其具体内涵，我并不清晰，这个想法只是从脑海里突然间冒了出来，真可谓随想。虽如此，但我想，直觉有时候可能更接近事实或真理；所以，先不去考虑理论与逻辑，感觉式地随想一下也未尝不可。或许，“优雅高贵的文学”的内涵与形态就蕴含在这里也未可知。

喜欢葛亮的中篇小说《海上》，叙述沉稳老到，颇有些大家气象。后来对照《北鸢》，才知道是这个长篇最后几个章节的节选，这几章显然也是这个长篇中最出色的部分。小说附录中有王德威所做的台湾版序言，开篇第一句话就说，“葛亮是当代华语小说界最可期待的作家之一。”在葛亮的笔下，日本投降后的上海的生活场景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混乱与恐怖。当然，秩序与安宁的背后却是波澜与凶险、阴谋与角斗；但葛亮的叙述与描写却是在气定神闲中彰显着优雅与高贵。《海上》之前，也就是长篇小说《北鸢》前半部描写的是民国的风雅和动荡，与南方大家族的生活有关，但却不尽然。

葛亮的小说美学以及历史情怀独树一帜，人物细腻典雅，情节错落有致，抒情意境大为提升，一种属于葛亮的既古典又现代的叙事抒情风格，已经隐然成形。其实从小说，或小说所描写的历史本身而言，我们或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葛亮的家族历史也只能是他个人的想象，甚至虚构诗化的历史；换言之，作为读者，我们读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葛亮小说抒情的语言、诗性的叙事，以及优雅高贵的文学品格。

民国在近年来的文学或艺术叙事，以至于学术研究中被广泛描写、想象与论述，甚至于消费。给人的观感是，近百年，好像只有在民国时期，中国人的生活才有着优雅高贵的品质与情调。从文化的角度论之，民国时期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似乎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何以如此，当是一篇很大的文章。

当下的中国小说，我以为仍然在形而下的状态或层次上滑行，或干脆称之为“形而下叙事”也未尝不可。我们对小说的认识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有了相当大的飞跃，小说成为关涉“新一国之民”（梁启超语），关乎世道民心与国民性的宏大叙事。但是21世纪初年的“底层叙事”则将“形而下叙事”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新写实小说”展现的是普通人一地鸡毛的烦恼人生，“底层叙事”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伦理与道德的苦难诉求。让人忧虑的是，多数作家并没有思考如何表现“底层”苦难，或者苦难对人类的深层次意义，比如它教会我们如何反抗命运的笼罩；而是执迷于挖掘苦难，甚至放大和夸张苦难，其遗绪至今还未散尽。

小说关乎伦理与道德，但又不局限于伦理与道德，它还有更为广阔的文学性、思想性乃至哲学性空间。对伦理道德和“底层”苦难的过度宣示，导致我们的小说始终不能创新，始终不能为世界提供独特的中国小说叙事经验与审美范式，中国小说也就无法达到“形而上”的高度，甚至难以与世界文学对话。

从这个角度观察，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极花》便有着特殊的文学价值与意义。从主题层面看，这是一个老套的故事，难以出新。但我以为，《极花》特殊的文学价值与意义在于贾平凹没有循着“底层叙事”的老路，在直面乡村的衰败与农民的苦难时，他采取了中国水墨画的写意方法与精神，描写了一幅复杂的乡村风俗画。在这里，伦理道德与法律法规的现代性冲突被乡村的文化风俗与村民的生活习惯所消解与遮蔽。贾平凹没有回避这种冲突，但却有意消解了这种冲突。也许，在贾平凹的理想中，中国乡村无论怎样凋敝，农民的苦难无论怎样深重，它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中浸泡和滋养着，宛若一幅中国水墨画，既有物象的清晰，也有情境的朦胧，既有笔法的笔意，也有水墨的趣味。

与那些刻意或夸张描写乡村衰败与农民苦难的小说比较，我更欣赏贾平凹的乡村叙事，比如《秦腔》《古炉》和《老生》。当下很多作家刻意寻找并夸大乡村与城市、古朴与现代性的矛盾冲突，外在的戏剧冲突是他们的小说美学追求；而贾平凹对乡村的认知与感受是浸泡出来的，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与乡村的历史文化在他的小说中是融合在一起的，因之，贾平凹的乡村叙事鲜有激烈的矛盾与冲突。衰败的乡村与苦难的农民，在他的笔下仍然是诗性的，这种诗性不是生活现实的表面，而是内在文化的根性。

这样讲并不意味着小说要掩饰“底层”的苦难。我想说的是，我们的作家在表现“底层”苦难的时候不应该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即当下“底层”的民众生活，甚至更广泛的社会生活是一种没有历史与文化的苟且状态，一种缺乏朴实与善良、悲悯与情怀的浑沌，更不能为了小说的戏剧性与夺人眼球而夸大“底层民众”人格的卑劣与灵魂的丑陋。

当作家无能为力的时候，理论批评界又给出了什么样的思想支撑呢？假如我们将世纪之交作一个隔断的话，此前的所谓“新时期文学”或“后新时期文学”还真的有些探索与追求，思潮主义一类的也曾有过波澜起伏，尤其是对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理论批评的译介与应用，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学未来的一抹曙光。可是之后呢？近20年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除了“新世纪文学”概念的提出，还收获了什么呢？“新世纪”过去近20年了，中国的理论批评界还在使用这个概念，这个“新”到何时才能终结？可否换个思路，或者退而求其次，认真思考一下我们的文学能不能优雅高贵起来？或者说，能否创造出与我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与我们当下社会发展与理想趋势相向而行的“优雅高贵的文学”？

雷达在《长篇创作中的非审美化表现》一文中写道：为追求某些虚悬的价值目标，使得叙事文学的文学性被冲淡，因为“思想”的作梗，使得人物的灵魂不够饱满。对此观点，我持保留意见。从中国当代小说的总体论之，我恰恰认为小说的思想性或哲学性实在弱爆了。所以，我们应该强调和鼓励作家在小说中进行独立的形而上思考，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改变和提升中国小说的品格。多么好的故事，多么饱满的人物形象，没有思想的支撑也难以达到高超的文学性境界。至于文中所言，以及因追求“思想”的表达却与整个艺术机体脱节，则需要另论了。

小说是一种智者的佳构、孤独者的舞蹈。独特的视角、精巧的构思、隽永的思想与哲学的深度，以及文体探索的多向度的可能性，给作家提供了巨大的文学性表现空间。遗憾的是，当“形而下叙事”成为中国小说的主流，中国当代小说离优雅高贵的文学似乎渐行渐远了。来源：文艺报 傅逸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