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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的，便是继齐桓公之后的春秋第二代霸主——晋文公。 他的身世令人乍舌。春秋时代的宫廷权斗，血腥程度，比起后世，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文公之父晋献公，先是杀了其子申世，还要杀重耳（文公）和夷吾（惠公），是父杀子。献公死后，重臣里克又以三公子夷吾名义，杀了献公临终嘱咐让接班的宠子奚齐，还有奚齐的胞弟卓子，还有那个引起晋国大乱的罪魁，甚新鲜的遗孀小老婆骊姬，这便是以兄杀弟、子杀庶母了。 后夷吾继位为惠公，又为防“社稷之镇、国之重臣”里克迎回兄长重耳，动摇其位，又错杀里克。惠公死后，其子继位为怀公。而公子重耳流亡十九年之后终于回归晋国，又杀了弟弟怀公，即位为晋文公，这又是叔杀侄的一段。 这里全是自家人杀自家人，血腥残酷的程度，可想而不可知。 所以的有历史学者说：我们的历史并不光彩，辉煌的背后是血流成河，是自相残杀，是六亲不认。 在春秋战国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有的人可以迂腐，可以讲大道理。但晋文公不能，他注定一生不能平庸。 对于晋文公而言，他的出身与才能，注定了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要么成为晋国国君，如齐桓一匡天下。要么为臣，则终是死于家族亲人之手。他若原本便是平庸之人，也无所谓了。可上天偏又赐予了他睥睨天下的治国之才，所以他的一生没有第二个选择，只能选择一条也是唯一一条从血腥中突围的人生道路。 他能隐忍地在外流亡十九年之久，充分说明了晋文公是心怀大志，有大者之风之人。 我们深想一下，流亡十九年是一个什么概念？
他六十一岁才继位，齐桓公在这个年纪已经开始昏庸，直至惨死，而他却在很多国君开始昏庸的年纪开始创业，更而称霸天下。 六十一岁继位创业，称霸天下。在今天看来都是十分传奇与耀眼的，何论两千多年前的春秋古代。 《国语-晋语》中记载了晋文公的两个小故事。 文公流亡之时，晋国的一个小臣头须没有跟随他。等到文公即位，便不肯接见他。他便告诉使者说：当时跟着走的人，不过是身不由已的奴才，没有跟着走的人，留下来也是在为国家做事，何必怪罪他们？当国家领导人的人，如果要与普通人为仇，那该提心吊胆的事情就太多了。 文公听了这番说话，立即接见了他。 头须说的话虽然有些过，因为跟着文公流亡的大臣，至少有赵衰、狐偃等人，都是人才而非奴才，但文公不以此记其过，足以显示，继位之后的晋文公，除了霸才，更有几分雅量，比起先前家族里的那些人，实在难得。 这段故事，其原文如下： 文公之出也，竖头须，守藏者也，不从。公入，乃求见，公辞焉以沐。谓谒者曰：“沐则心覆，心覆则图反，宜吾不得见也。从者为羁绁之仆，居者为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国君而仇匹夫，惧者众矣。”谒者以告，公遽见之。 另一则故事是说： 有一次，文公问晋国大夫郭偃：开始我以为治理国家很容易，如今却觉得越来越难了，这是为什么呢？ 郭偃答道：主公以为这件事很情很容易做时，做起来自然会越来越难，主公觉得这件事情做起来很难时，只要一直做下去，慢慢也就变得容易了。 晋文公一生颠沛流离，正所谓“艰难险阻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他是真正从底层走出来的国君，明白人间疾苦，深知治国之道。从他见头须和问郭偃的两则故事，都能看出他的治国智慧。 这一则故事原文如下： 文公问于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国为易，今也难。”对曰：“君以为易，其难也将至矣。君以为难，其易也将至焉。” 对于一个国君来讲，真正明白了这些大道理、大战略之后，治国其实真是“如烹小鲜”，只要任贤人，施贤政，则天下治矣。
许多国君看似明白，实则昏庸，至少平庸，《孟子梁惠王下》中有一则故事： 孟子见齐宣王时，问道：假如有人要到楚国去远游，将妻儿托付给朋友照顾，等到他归来之时，却看到妻儿在挨饿受冻。依大王看，他应该如何对待这位朋友？ 宣王答道：马上绝交，不要交这样的朋友。 又问：管理的人管不好手下，该怎么办？ 宣王答道：撤他的职，停止他的工作。 又问：整个国家的政治腐败，社会混乱，又该怎么办呢？ 这一下宣王尴尬了起来，他望望这边，望望那边，支支吾吾把话题扯开了。 齐宣王与晋文公的差距，一目了然。 原文如下：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这也便是成语——“顾左右而言他”的出处。 虽然孟子“君为轻”的思想与不留余地的犀利议论不受那个时代国君的待见，但如果假设仅以此上述问题来询问晋文公时，文公的回答或许都没有异议。 虽然古书里面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没有写人民的笔墨（近古代才有），但其实从这些帝王将相的身上，能够看到治国与亡国，当然也能够看到他们身上为人的本质。 一体两面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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