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异国、双语写作、生娃：作家颜歌的“变形记”

在同龄中国作家里，颜歌或许是与国际文学界接触最多的一位。除了作品被先后翻译成英、法、德、韩、匈等多国语言之外，她还多次受邀参加在美国和欧洲大学的文学讲座、文学节，并于2011-2012年在美国杜克大学做访问学者。目前，她是都柏林国际文学奖（Dublin Literary Award）2019年五位评委中的其中一位。

去年9月，颜歌又搬家了，身边的朋友们已经习惯她这些年来的行踪不定。颜歌和她的爱尔兰丈夫和一岁多的儿子一起，离开都柏林，搬到英国诺维奇。她拿到东英吉利大学创意写作系里唯一一个提供给国际学生的全额奖学金名额，开始攻读艺术硕士。

颜歌开始定居国外是2015年7月，婚后的她离开居住十年的成都，跟随爱尔兰籍丈夫搬到都柏林，从此，她的人生和写作可以用她在给English PEN写的一篇题为《他者性》（The Otherness）的文章里涉及的——变形（metamorphosis）这一主题来形容。除了空间地理上的转换，她还经历了语言上的转换，开始用英语写小说。


颜歌（左一）作为评委之一参加2019年都柏林文学奖发布会。

颜歌的创作经历也可以用变形来形容。2002年，她以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出道，成为80后“新概念”作家一员，之后凭借《良辰》《异兽志》等作品走向奇幻的道路，随后又将视野转向她的家乡，《五月女王》《平乐镇伤心故事集》等作品让她变成一名“乡土作家”，并先后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潜力新人奖、“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等奖项。移居国外后，她开始用英文写作，英文小说入选老牌文学出版社Faber&Faber编选的《爱尔兰新短篇故事集》，爱尔兰短篇小说集是当地文学界的年度盛事，在高手如林的爱尔兰，作为英文小说新手入选，颇为不易，颜歌自嘲以少数族裔作家的身份加入了英语文学世界的“特奥会”。

移居异国、生子、深造、双语写作等都让颜歌感觉到生活不那么容易，但也让她拥有了国内作家无法体验的丰富和复杂。

不想长期待在国外

目前定居英国的她，并不想长期待在国外。

在去爱尔兰之前，颜歌其实刚拿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当时她和先生讨论去美国还是去爱尔兰，先生说：“目前为止你的人生经验都是大国家的文化体验，中国和美国——我觉得如果你去爱尔兰住一段时间，体验一下欧洲的文化，会对你的写作有帮助。”

颜歌觉得很有道理，而且她也喜欢节奏缓慢的生活，就去了爱尔兰。

“冬天来了，夏天就好像没有存在过那样，狂风从十一月刮到三月，一天里随便下七八次暴雨，甚至冰雹”，颜歌这样形容都柏林的糟糕天气。而比天气更糟心的，是多数移居者都会遇到的问题：异乡感。

颜歌形容在都柏林时的自己是一个幽灵，飘荡在这个漆黑的岛上，仿佛每个人都在问她：你是谁，你从哪里来？

她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这些异乡人以为台湾和泰国是同一个地方。

在爱尔兰的第一个冬天，颜歌第一次长时间失眠了。长夜漫漫，难以入眠的时候，她只能起来看书。她读了大量爱尔兰文学，用她的说法，只有通过爱尔兰文学，她才能和爱尔兰和解。

拿全奖入读顶级创意写作系

2016年，颜歌开始用英文写作，作品发表于《爱尔兰时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LS》和《爱尔兰新短篇故事集》。2018年9月，入读东英吉利大学创意写作硕士课程。

颜歌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她的英文作品已经发表在很不错的刊物和书上，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认同，为什么不自己写就好，非要花时间去上创意写作课程。她说因为她是一个很喜欢学校的人，觉得能够去学校待着就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现在的颜歌，每天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把小孩送到大学托儿所后，一个人坐在图书馆里看书。

东英吉利大学创意写作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出过石黑一雄、伊恩·麦克尤恩、安-恩莱特等一长串世界级作家。在介绍会上，面对来自不同大洲的二十多位有来头的同学，颜歌忽然非常紧张：

“我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出书，写了十二三本的中文书，也算是个‘老作家’了——但是这些在这里都不重要。现在我来到这里，是希望找到在一种新的语言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有什么样的声音，要对什么样的隐指读者（the implied reader）讲怎样的故事。这些问题的答案我都不知道，因为所有事情才刚开始。当然了，我也想过，我可能到最后都找不到答案，这桩堂吉诃德式的（quixotic）冒险可能没什么好结果——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是个新的作家。可以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开始第二种不同的人生，成为另一个不一样的作家——单单从这一点来说，我真的很幸福。”

在东英吉利大学的创意写作硕士课程里，最核心的是每周一次的工作坊，八九个学生在一起，轮流交自己的作品然后讨论分析。这个课程工作量非常密集，开学以后，一边忙着写东西，一边还要带娃，第一学期她就大病了一场。课程指导老师说每年9月开学到11月，学生们都会病倒一轮，才能适应这个课程的紧张程度。

参加课程工作坊的学生平均年龄35岁，最大的同学65岁。对这些大多数已经有相当写作经验的人来说，这个课程更像一个互相交流切磋的平台。

写英文不等于和写中文告别

“我最近好几年都很少用中文来讨论自己的写作和情况，所以完全靠脑内翻译。累。”颜歌说。

她栖居在了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里，用英语的思维来打量这个世界。但是用英文来进行文学创作是她不愿意触及的领域，因为对她来说，写作是绝对中文的领域。

“你有考虑过英文写作吗？”在爱尔兰和其他国家参加文学活动和文学节时，颜歌屡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每一次，她都坚定地回答：不会。她很清楚：只有中文是我的写作语言。写中文带给我的挑战和满足是其他所不可比拟的。我对写作的野心只有写中文才能实现。

但颜歌食言了。在她搬到都柏林之后到第二年的秋天，之前参加过的一个文学节的主办方联系到她，希望给他们即将出版的一本纪念册写一篇文章，谈一谈她在文学节的感受。盛情难却，颜歌答应了，交稿时间是一周之后。

然而，当颜歌打开电脑时，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就这么拖延到截稿日期将近，她终于决定：不用中文，用英文来写。而之所以选择用英文，只是因为在文学节上的讨论都是英文，颜歌自称是一个不合格的翻译，因此，她选择把故事按照本来发生的语言记录下来。

从那以后，颜歌开始试着用英文写故事。她写了一个住在旅行箱里的作家的故事，是以她去利兹大学做文学翻译工作坊的经历开始；之后，她给《爱尔兰时报》写了一个短篇，关于西爱尔兰小镇上的中年作家和他少年时代的日本朋友的故事；之后，颜歌收到了邀请，给Faber Faber出版社90周年纪念的爱尔兰短篇小说集写一个故事，她写了一群住在都柏林Liberties区年轻人的故事，题目是《How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well-documented life of Alexander Whelan》。

用英语写作让这个“老作家”重新回到了初试写作的那种不知所措和语无伦次的状态，她又成了一个无知的人，仿佛一切可能性都在她眼前敞开。这种无知让她雀跃。

直到这时候，颜歌终于明白了一个事情：写英文不等于和写中文告别。我会成为一个英语世界的作家，一个新的作家；但是我依然是写中文的我，舍不得平乐镇，写的是四川话。

用英文写小说时，颜歌有一条自己的总体原则：不会用英文写可以用中文写的故事。如果一个故事用中文写更好，我就会用中文写。用英文写的故事就是用英文来想到，整个在英文的系统里面，所以必须用英文写出来，用中文写也是写不了的。

但是不是以后会像哈金等海外华人作家那样完全用英文写作，对此，颜歌还没有想好，目前的创意写作项目需要她用英文写作，读完之后，她还是会重拾中文写作，与英文同步进行。目前，她的平乐镇系列第三本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这是一个25万字的中文长篇，她说可能也是这个系列最后一本。

有的作家如王安忆对自己的作品被介绍到西方并不是很感兴趣，他们为国内读者写作的，中国的读者数量已经足够消化。而在颜歌看来，还是随缘。

颜歌的印象是从国家的层面，很想让中国文学走出去，尽管在作家个人那里，她从来没有听过他们说到过类似的想法。“我觉得这的确是有点一厢情愿。中文的作品写出来，最理想化的读者群当然是中国读者。有其他语言的读者是一件开心的事，但是对作品能够多大程度的理解和认同，这真是不好说。”颜歌说。

带娃太累，还在创伤期

这一两年，颜歌生活改变最大的莫过于生了一个儿子，她不得不焦头烂额地在写作、上课和带娃间平衡。

一次，应邀给English PEN写一个主题为变形的文章，在和丈夫讨论写什么时，丈夫建议她写初为人母的经验。她拒绝了：“我不想写当妈的经验。我还在创伤中”。

儿子一岁生日那天，颜歌大哭了一场。她大哭的原因是，她发现别人告诉她的，孩子只要过了一岁就好了，这些话都是骗她的，她再也不相信了。

“我的孩子还太小，所以我真的还在创伤中。”颜歌说。现在的她，最羡慕的就是国内的朋友们，生了孩子有月嫂、保姆，父母亲戚朋友可以帮忙。而她面临的情况是，只有她和丈夫，如果一个人出去上班，另一个人就得带娃，还要给自己煮饭，操持各种家务。形容这一切，就是一个字——惨。

“在国外自己带娃以后，觉得可以在国内带娃大概会轻松许多”，颜歌说。但反过来说，她国内的朋友也很羡慕她，觉得没有长辈啰嗦和干预，她也只有以“大概真的是各有各的苦难”来安慰自己。

一天，颜歌在朋友圈里哭丧着讲到她在照顾生病的娃的空隙，把手头正在写的一篇英文小说的二稿改完。怎么做到的？她无奈地说：“等他睡着之后弄啊。比如现在…… 经常熬夜，然后白天他午觉就和他一起睡一下。时常都是把他弄睡了以后已经累死了，然后烦死这个小孩了，但是坐了一会儿又很想他，偷偷跑上楼去他房间看他。”

颜歌还是觉得，如果因为事业，或者假想“要成为好作家就不能生小孩”，这样的选择对她来说更有问题。“毕竟先是要过人生，然后才是写作。”颜歌说。

■同题问答：

新京报：过去一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颜歌：从爱尔兰搬到了英格兰，感到了巨大的文化差异。其他的改变肯定也是有很多的，但是总是要多等几年才会明白过来。

新京报：你心中“新青年”的标准是什么？

颜歌：好些年前在北京见到春树，一起聊天到深夜，然后在街上告别。她已经走了一截，又忽然回头过来叫我：“颜歌！” 我转过去的时候看到她站在那里对我使劲挥手，一边挥手一边说：“理想万岁！” ––– 希望我们都能把那样的状态保持得久一些，再久一些。

新京报：未来，你对自己所处的行业有什么期待？

颜歌：更多元化，更包容吧。

新京报：未来，你对国家社会有怎样的期待？

颜歌：希望我家小朋友健康长大吧。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