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女作家孙频：主动撕掉标签

　从80后女作家孙频以往的作品《同屋记》、《醉长安》、《玻璃唇》、《隐形的女人》、《凌波渡》、《三人成宴》、《疼》等来看，她被评论界称为“女性主义作家”是很准确的。小说集《疼》和《盐》发行量非常大，深受读者喜爱，因她写出了现代女性精神中难以言说的部分，被媒体称为“当代张爱玲”。

　　去年，她的小说集《松林夜宴图》出版时，我们曾电话聊了许久。尽管近一两年的几篇中短篇仍以女性为叙述视角和描写主体，但我总隐隐觉得，这位以写作女性情感和生存状况的作家正在发生着某种变化，这种变化不那么急迫剧烈，所以形容不出是种什么样的转变。

　　前几天读完她的新作《鲛在水中央》，孙频第一次使用第一人称写作——故事中的“我”有的是隐居的杀人凶手，有的是冒领母亲养老金的，有的四处流浪纪录片的导演——他们都是男性。原来如此，心中谜团随之解开。

　　“我用男性第一人称写作这件事，的确，我是刻意的。”我们就新作再次讨论，她一如既往用飞快的语速和坚硬的语气直接承认，改变是为了撕掉标签，摘掉帽子，向更广更深的创作走去，“作家写着写着，会很讨厌身上的标签，我不愿再被局限或困在女性意识里。我想做些尝试，不是‘女性’的写作，而是‘人’的写作。”

　　■ 山西是故事也是故乡

　　“县城很小，很容易把握它的气息。”孙频说。她笔下的山西小城让北师大文学系教授张莉立刻想到贾樟柯的电影，将故事里的女人不自觉代入《江湖儿女》女主演赵涛的面容。这三部小说的灵感都来自孙频的家乡山西交城，这座“典型的北方县城”是她的精神发源地，也是小说发生地。

　　“二十年前一个老同事，在深山一座废弃的矿里隐居了两年。”孙频在一次回乡时无意间听到这样一句话，立刻觉得这可能会成为很好的小说，她抓住了机会，加以虚构，生发出《鲛在水中央》。

　　孙频家附近有座庞大的工厂，每次回乡她都要进去转一圈，看厂子发生了什么变化。其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厂子就倒闭了，由于各种原因没被拆掉，如今已非常破败，渺无人烟，野狗出没。这里是孙频儿时的乐园，承载了她太多的童年记忆。孙频下决心，一定要写一部关于这个厂子的小说，后来成了《天体之诗》。

　　《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的故事也来自这里。一天孙频走在路上，碰到一个八岁小男孩，孩子独自舞着一把塑料宝剑，形单影只，面黄肌瘦。孙频问男孩：没人跟你玩吗？他没有玩具，只有一把宝剑，他告诉孙频，他的爸爸去了澳大利亚，过些年回来会给他买很多玩具。“小孩念念不忘，记住了这个叫澳大利亚的地方，他有一个存钱罐，里面有一些硬币，他问我：要攒多少钱才能够买一张票去澳大利亚？”孙频说到这，忽然泣不成声，“他特别打动我。”

　　对于孙频来说，一篇小说里最核心的东西可能就那么一两句话，它来自最真实的生活。她看来，文学中最逼真的细节极有可能来自生活，因为有些东西不是能虚构出来的。“小说不管怎么虚构，核心都来自那些能打动我的人。”作家要去写与他有最深层次联系的东西，不要跟风，不要流行什么就写什么，你可以虚构一个人物形象，但那种无法遏制的生命力是从生活中长出来的，孙频说，“所以我从来不认为文学创作是一件可以脱离生活、在天上飘的事情，它会变形，但根永远在大地上。”

　　张莉将孙频小说中的这种现实感归结为理解现实的能力。“今天我们会对一些写现实的作品不满意，是因为觉得作家写出的现实不是我们看到的现实，特别像假的。”张莉认为，一个作家写作艺术的高超就在于她用女性的口吻去书写男性的世界，“你能从孙频的小说中找到现实感，仿佛就是在我们身边生活的人。现实感不是世界上发生什么就写什么，那样的话要新闻报道干什么？”张莉对于孙频的评价很准确，无论你是生活中的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孙频都写出了你某一时刻的疼痛，她虽然写那么波澜壮阔的世界，但总有一个角落能够打动你。

　　■ 身在泥沼渴望光明

　　用一个字来形容孙频的气质，那就是“酷”。大学同学叫她“频姐”：一头黑色长发，高且瘦，不笑的时候有些遗世独立的气息，仿佛生人勿近。可与她接触你会发现，这种冷硬的感觉只是表象，她待人真挚，情感充沛，提到自己故事中的人物时会哽咽到说不出话来。

　　很多人用“残酷”“冰冷”“血淋淋”来形容孙频的作品。的确，面对现实，孙频的写作就像一把刀，直接插入致命部位，不给读者留一丁点喘息的机会。这种深入骨髓的凉意在这次三部中篇小说中有增无减——《鲛在水中央》写了矿场中四人合谋杀人，《天体之诗》写了工厂倒闭后厂长跳入电解池自杀，《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中男主人公为了冒领母亲的退休金，将母亲的尸骨埋在院中树下。令人惊喜的是，这次孙频在小说中部分采用了推理悬疑的叙述方法，环环相扣，不断反转，巧妙地将惊悚与叙述结合，平衡了阅读感与文学性。

　　但孙频毕竟成长了，她变得温和了，尽管这种温柔的暖意并不明显，只是若隐若现地镶嵌其中。《鲛在水中央》的杀人凶手尽管狼狈、悔恨，却坚持刮胡子、穿西装，他在非正常的生活中，坚持着仅剩的尊严；《天体之诗》中的下岗女工李小雁，无家可归，精神错乱，却坚持写诗，充满对生活的美好幻想；《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的小男孩拿着存钱罐里的钢镚，打算去澳大利亚寻找父亲，尽管他的父亲在狱中，澳大利亚只是母亲编织的一个白色谎言。

　　三篇小说的人物拥有共同的内在气质，他们都是身在泥沼，却渴望光明的。“我为什么要带着暖意去写人，这与我的年龄增长有关系，二十多岁的时候，看到冷酷的东西就全部写出来。我现在三十多岁了，看到十分，只写两分。”孙频将最残酷的部分遮盖住，换一种方式来表达，“不能再把人性的残酷摆出来给人看，意义不大。”

　　作家梁鸿很欣赏这一点，她敏锐地点出，虽然孙频许多小说的情节本身相当灰暗，但没有把故事灰暗化；孙频处理地很诗意——人还想成为人，而不是为了生存放弃了一切，以前孙频以冷酷和决绝著称；这次的小说有暖意在，不是刻意添加的几抹亮色，而是当人们在试图保持某种东西的时候，本身就是温暖的。

　　“孙频是80后一代写作者中的佼佼者，因为她对世界的理解有独到之处。”张莉看来，每个作家理解世界的方式都不一样，孙频理解世界最大的方式就是将所有的社会际遇都在一个人的身上反映出来。每个人无论是否沉默，是否处于失败的境遇，都会发现他的生命中有光泽，有向好的部分。那些生命破败、生活在黑暗中的人，都在不断向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她的作品都写到了。孙频与张爱玲其实有很大不同，孙频是个勇敢的人，她直面死亡和黑暗，而且即使人生干涸、荒草没顶，依然能看到天上群星闪耀，这是她理解的人性。”张莉说。

　　【书乡专访】

　　能看哭读者的文字 作者一定哭得更多

　　书乡：此前你的每部小说都有丰富的关于爱情的描写，但这三篇小说完全没有写到爱情，为什么？

　　孙频： 与年龄和处境有关。以前爱情写得多是因为单身，对爱情总有匮乏感。往往越缺少什么就越想写什么，写作有时是种补偿。二十几岁时觉得爱情是件天大的事，慢慢随着年龄增长你会发现，世界上有很多比爱情更重要、更值得写的事。有了稳定的婚姻后，对爱情的创作也没有那种渴望了。当一个人没有写作欲望的时候不要强写，因为小说是跟着创作者的阅历变化的。

　　书乡：为什么突然从写女性转向写男性？

　　孙频：我在做一些努力，努力做到去性别化，换句话说就是性别的遮蔽。别人说孙频特别擅长写女性，那我就写男性，作为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同时也是因为写到某一阶段，对自我产生了厌倦，你渴望去一个更宽广的地方，不想再把自己困在一个局部，希望能写更多的人群。这是我十年写作的变化。

　　书乡：现在大家提到现实主义都很谨慎，但你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

　　孙频：大家一提到现实主义就觉得很低级，但宇宙的规律是周而复始，螺旋上升。当我们从巴尔扎克的时代逐渐走向后现代主义，走向碎片化，走向解构，走向无情节之情节、无故事之故事的时候，我想小说有一天还要回到原始的地方。

　　书乡：几部小说中都写到了非自然的死亡，让人有种战栗感，你是有意在探讨这个话题吗？

　　孙频：生老病死、爱、时间这些都是文学的核心命题之一，永远不会过时。死亡不是一个需要回避的话题，我其实并不想把死亡写成一件恐怖的事情，但不可避免的因为人的畏惧，死亡会有阴森感。人的死亡方式本就千奇百怪，每天都有各种意外、车祸、天灾等，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真正的自然老死反而是少数。死亡也是无法避免的，想一想结局，你就不会觉得过程艰难。生与死就像一颗球的两面，探讨死亡其实是在探讨生命的力量。

　　书乡：《天体之诗》写了一位辞职去拍电影的大学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在逃离城市后又回到城市，这个结局有什么意味吗？

　　孙频：我想写当代一部分比较困惑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些知识分子其实过着相对安稳的生活，但是他渴望自由。然而当他进入那种自由谋生的状态后，他可能会发现无法谋生，会生存得非常艰难，连社会体面都不再有，这样的人我相信有一批。我让他在世界走了一圈之后又回归了平静的生活。这说明人是无法看清自己的，你对自己能力的界限、承受的范围和与生活的冲突是时时刻刻都纠缠着现代人。这种人生的困惑、对自己的不理解和误判断在现代人身上非常明显，也是无解的。

　　书乡：看《天体之诗》中李小雁母亲去世那段我哭了，你在写作的时候会哭吗？

　　孙频：毫无疑问，我相信能把读者看哭的文字，一定是作者先哭过，并且哭得更多。一种情感如果能打动人，那么它肯定是真实的，创作者如果不投入真实的感情，感动不了自己，又怎么期待能感动别人呢？

　　书乡：你现在定居南京，每次回到家乡是什么感觉？

　　孙频：大学时候从大城市回老家第一感觉就是：差距好大啊！我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惊讶了。现在一点都不觉得小县城落后、破败，我现在理解的阶段是，即便破败也是一种美。县城的人们都很平静，也不愿意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现在对任何一个大城市都没有一点羡慕，我已经看明白活在不同地方的人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没有任何偏见，我现在已经可以平等地看待不同人的生活方式。

　　我从十八岁出门读大学到现在快二十年了。这些年在不停往返穿梭的过程中，我对故乡的感情越来越深。十八岁的时候渴望逃离故乡去往大城市，因为故乡是小地方，很闭塞。但我在大城市生活越久，就越觉得你跟大城市是没有血肉联系的，你深层次的情感联系，你的根全在故乡。如果我一直在小城生活，可能会抱怨那样单调的生活，正是因为我离开了，再以一个外来者的形象回去看。这种感觉在鲁迅的小说中写得非常透彻，知识分子回到故乡的形象是一直流传下来的。

　　中国作家很多都是从小镇出来的，也都有相似的情结：回望、审视、充满深情。年龄越大越会觉得，只有那个地方是真正和我联结在一起的。我以前理解不了“叶落归根”，现在能理解了。当一个人老了，总要回到最初生养他的地方，这是一种情感归属。最能给我灵感的地方，还是生养我的地方。来源： 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