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把历史写得通俗易懂很难

印象

历史真好玩儿

比什么都有趣

从银行职员到大学老师再到人民大学清史所学者，百万级畅销书作家张宏杰是逐渐找到个人兴趣并将其变成专业的典型。当年出于就业考虑，他考入东北财经大学学投资经济管理，因为对专业不感兴趣，把时间都用来泡图书馆，看小说，看《历史研究》《万历十五年》《乾隆帝及其时代》《草原帝国》等历史作品，在心底埋下“历史真好玩儿，比什么都有趣”的种子。

1994年毕业，他进入银行工作了12年，因为工作太清闲，作为文学青年的他开始写点散文、小说，当他逐渐意识到文学就是人学，就是研究人性的，而人性在历史里体现得最充分，历史烟尘里能扒拉出来各种超乎想象的人性时，他怀着对历史的兴趣逐渐走向历史深处。

2009年，张宏杰考入复旦大学，师从葛剑雄教授读历史学博士，毕业后到清华大学历史系读博士后，然后进入人民大学清史所成为历史学者，同时写作通俗历史读物。在他看来，学术研究和通俗写作是不能分开的：“学术研究有学术研究的乐趣，把你研究的结果表达出来，也有这种写作的乐趣。实际上即使是通俗历史读物，写起来也要有自己的研究、分析和判断，不可能简单地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

张宏杰的转型很成功，他在《当代》开过《史纪》专栏，得过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辽宁文学奖等奖项，2013年登上央视《百家讲坛》讲乾隆，创下该节目年度最高收视率，他的作品《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坐天下很累》《饥饿的盛世》《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等既有学术打底又有个性表达，带领大众感受历史的迷人之处，连莫言都赞叹说：“张宏杰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新作《曾国藩传》是张宏杰潜心20年深挖史料研究曾国藩的集大成之作，完整讲述考了七次才中秀才的曾国藩如何从“北漂”小镇青年经历五次耻辱、脱胎换骨的逆袭之道。张宏杰坦言，虽然将曾国藩视为“钻之弥坚、仰之弥高的人物”，但他会避免个人情感代入。像《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那些饱含作者情绪的东西，如今越来越少，变得越来越注重呈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张宏杰本人也完成了从文学青年到历史研究者的转变。

呈现曾国藩心路历程

尽可能接近历史真相

记者：市面上关于曾国藩的书有很多，您的《曾国藩传》有什么特别？

张宏杰：我想让这本《曾国藩传》跟以前出版的众多曾国藩传、大传及评传都不一样。朱东安老师的《曾国藩传》写得很扎实，但是有时代局限性。剩下的好多都是从成功学角度解读曾国藩，也有很多把大量野史放在里头。比如说曾国藩看官员时相面，还有被大量引用的“巨蟒转世”，这类传说一看就知道不靠谱，也没什么价值。我写东西基本上不会用这类野史传说，我希望在别人注意得比较少但我觉得有价值的地方着重写。比如侧重呈现曾国藩个人心路历程，而不是对其生平和事件的研究式复原；对曾国藩的一生突出重点，而不是均衡叙述，像关于“剿捻”一笔带过，而关于曾国藩对外观念的转变及天津教案，则花了比较多笔墨，以试图深入解读曾国藩主动选择做“卖国贼”的原因。在别的传记里关于天津教案写得比较少，或者别的传记中写他是“汉奸”“卖国贼”，我想写一个与别人笔下都不一样的曾国藩。

记者：您在书中对曾国藩有认同和肯定，但不仰视和膜拜，有批评但无偏见和苛责，您是如何做到这种平视立场的？

张宏杰：我想这也是我写人的一个特点。我看到什么、感觉到什么就会写什么，我不会立场先行。应该说在中国的古人中，我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最高的，我认为他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正面的东西最多，负面的东西最少。但实事求是地讲，他也存在很多负面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也不避讳，比如曾国藩指挥曾国荃堵截太平军出逃的家眷，这是非常残忍的。当然，残忍的产生，一方面是他吸取了很多传统文化里法家的东西；另一方面是他实际作战的经历。我认为，这些应该写出来，这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我们写人，他身上的任何东西都是客观存在的，都是这个人真实的组成部分，没有必要去避讳，最重要的就是还原历史的真相。虽然不可能百分百地还原历史，但要尽可能接近它。

记者：自古就有“以史明鉴”的说法，但对历史的解读多种多样，譬如成功学的解读就是很受欢迎的一种，您觉得这样会产生什么误区？

张宏杰：对历史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包括对曾国藩，解读的角度也很多。大部分解读都是从成功学的角度，把他描述为一个老奸巨猾的人，是一个比较厚黑的人。我认为不管从哪个角度解读，一个底线是要尊重历史的真实，不能根据自己的想法和喜好，任意曲解史料，专门喜欢用一些耸人听闻的野史，还是要根据那些更靠得住的史料来分析这个人。事实上曾国藩身上真正的成功之处，不是他的厚黑学，比他厚黑的人多得是，曾国藩最大的特点是用笨拙和真诚来面对这个世界，他的力量也来自于他自己说的两个字──“拙诚”，就是笨拙和真诚，把他理解为厚黑学的成功代表是一个误读。我研究曾国藩，也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学习曾国藩记日记的方法

对我们安排生活有参考价值

记者：《曾国藩日记》被很多人推崇，您觉得这对现代人有哪些现实意义？

张宏杰：曾国藩真正开始写日记是在他立志学做圣人之后，要脱胎换骨，要改变自己，所以开始记修身日记，每天反省这一天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一直到去世前几天，写日记还在反省做得不对的地方、自己身上的缺点。他这个日记的写法，对我很有启发。我们写日记可以参照曾国藩的方法，他把写日记当成一天最重要的事，他早期记修身日记，是用公公正正的小楷来写，反映了一种很虔诚的心态。通过写日记来梳理自己的情绪，学曾国藩这种记日记的方法，对我们安排自己的生活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记者：历史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张宏杰：原来我是文学青年，对人感兴趣，对人性感兴趣，历史里面人性的展示是最充分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非常长的时间跨度和地域跨度，几千年，全国和全世界涌现了无数值得记录的人物，这些人物的生平就把人性的复杂性展示得非常充分，这是历史最吸引我的地方。

记者：葛剑雄老师有不少学生都和您一样，最初并非学历史出身，您觉得这种跨专业的学习经历对后来研读历史有什么特别影响吗？是不是更能做到不拘一格、开阔视野？

张宏杰：很多老师原来都不是学历史的，都是后来转入这个行业，比如写《万历十五年》的黄仁宇，原来是军人，考入南开大学后学的也是工科，上了两年学，抗战爆发，他就参军了。抗战胜利后退伍，到美国读书，后来才学的历史。我的老师葛剑雄也是读研究生时才选的历史。人民大学戴逸教授最早是在上海交大学交通的，后来才转到北大去学历史。现在很多写历史的人，比如易中天、吴思，都不是历史专业出身。所以这种跨专业的学习有一个特点，我们在写历史的时候，知道普通读者的兴趣和接受习惯，在写东西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学术语言和学术习惯，能把自己的社会经验、人生感受带入历史写作中。比如我的博士论文是写曾国藩的账务，就是因为我对曾国藩的经济生活感兴趣，一个人怎么管钱，跟他的生活经验密切相关，我感觉这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用文学化的写作手法

是为了更好地贴近历史真实

记者：您最初是写历史散文的，文学性更强一些，为什么现在文风变化很大？

张宏杰：我一开始是从文学青年的角度写作，现在越来越注重呈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从文学角度写一个人，写一篇散文或小说，是可以的，但如果目的是向读者传达历史的真实，就不能这样写了，要破除头脑中情感先行或立场先行的态度。中国人有文人的传统，一写文章感情就非常充沛，包括过去的科举考试，比的就是给你一个芝麻大的事儿，看你能不能写成西瓜那么大的文章，还得让人信服。虽然我写的东西从学术角度讲叫“通俗历史写作”，但还是有基本底线，就是真实。所有的东西只有在真实的基础上才有价值。还是要花时间进行史料考辨，不能专门挑有利于写作的证据。比如说有十个证据，你就挑两个有利的，剩下八个不用了，我觉得这是很不厚道的做法。

记者：以前文学青年的角度可能行文更有趣、情感更容易引起共鸣，放弃会不会觉得可惜？

张宏杰：用文学化的写作手法，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贴近历史真实，而不是相反。现在我的历史写作确实离文学越来越远了，没以前那么细腻了，但比以前更注重大的历史脉络和历史规律性，我想这是两种不同的写法，各有各的存在价值。现在的写法更贴近我的兴趣，这也是我从文学青年到历史研究者的转变。

记者：这些年有不少流行的通俗历史读物是历史爱好者写的，您觉得非科班出身的作者进行通俗历史写作有什么特点？您怎么看学术研究的门槛和大众的阅读趣味？

张宏杰：很多非科班出身的作者，是太贴近读者的兴趣了，比如说很多公众号文章完全是跟热点，有时容易出现穿凿附会，语言上过于追求好玩，影响了真实性。我认为，好的大众历史写作，应该把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考察历史的真实性上，在真实性的基础上，才能谈到其他。所以还是需要更严谨一点，才能给我们带来更准确的历史知识，才有利于我们通过历史去了解现在。

记者：怎么把握讲故事和历史真实可信之间的平衡？您觉得做好历史通俗写作需要注意什么？

张宏杰：叙述生动和追求史料真实之间一定要把握平衡，这两点同样重要。我感觉不管体裁多么通俗，首先要做的是进行史料考辨，要穷尽你所能掌握的史料。如果外语不太好，首先要做到，把国内所有能找到的出版物都了解一下，或者买书，或者借书，或者看电子版，要去查知网，查各种论文平台，把已有的研究成果大致看一遍，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下笔写。把它写得好玩、写得好读，这是第二步。可能第一步做基础工作时写了10万字，第二步简化为2万字，这个过程也是必需的，那8万字不是白写的。把历史写得晦涩、高大上并不难，但写得通俗易懂是很难的。

张宏杰谈曾国藩

他从小经历无数挫折

但越挫越勇，把逆境化为动力

1997年我开始业余写作不久，就写了一篇散文《解剖曾国藩》，从第一篇写曾国藩的文章到现在有20多年了，我在读博之前开始写《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读博3年和博士后3年,所写的论文都是关于曾国藩个人的经济收支的，在那之后又写了《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2》和《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3》。在我20年的写作生涯中，写得最多的一个人物就是曾国藩。不知不觉，已经写下了一百多万字。

伴随着这些写作，20年间，岳麓书社版的30册《曾国藩全集》一直摆在我书架上最方便取用的位置，其中的家书和日记更常年是我的枕边书。我收集了大量关于曾国藩、湘军及晚清政治、社会史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完成了对曾国藩多个侧面的分块式解读。在阅读、写作曾国藩将近20年之后，我将以前关于曾国藩的拼图式写作和研究整合起来，补足其中的空白部分，形成了一本简明全面的《曾国藩传》，目的是使读者花不太长的时间，就能完成对曾国藩一生功名事业和心路历程的了解。

当然，因为这样的写作过程，这本《曾国藩传》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部分内容和以前的作品有重复。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想尽量避免这种重复，但却发现无法避免。因为关于同一个事件，材料并没有新的发现，结论也没有什么变化，如果仅仅换一种写法，也就是说，仅仅做一些语言的重新组合，意义并不大。因此，这本书的部分内容与《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等有重复，还请读者谅解。我希望我的作品能以这样的方式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以《曾国藩传》为骨，可以迅速全面了解曾国藩一生；以《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等为肉，可以深入细致地研读曾国藩的多个侧面。

《曾国藩传》是我第六本关于曾国藩的书。之所以对曾国藩如此感兴趣，一是我觉得对中国这个文化体来说，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传统文化也分精华和糟粕，精华的部分，曾国藩是最好的形象代言人之一，他身上的负面因素比较少，所以我愿意不停地向读者介绍这个人物。当然，另一方面，他也证明了传统文化无法突破的极限，让我们对传统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二是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看，起点极低而抵达很高高度的曾国藩能给我们提供一种力量。曾国藩的智商平常，一个秀才考了七次；身体很差，一生与多种严重疾病相伴；出身也很平常，祖上几百年都是平头百姓。他年轻时性格中还有很多毛病，比如自我管理能力较差。

曾国藩一生当中最大的一次挫折，是咸丰七年被解除兵权，因为这次挫折，他的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申韩之术”转换为“黄老之学”，懂得“水利万物而不争”，胸襟更广，层次更高了。所以说曾国藩一生确实得益于挫折，现在我们说，一个人除了情商和智商，还要看逆商──逆境商数，就是该如何面对逆境。像曾国藩其实天资是比较平庸的，从小经历了无数挫折，但他的逆商很高，越挫越勇，善于把逆境化为动力。

他通过不懈的努力，完成了脱胎换骨、超凡入圣的变化，达到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境界，这个过程对今天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从曾国藩出发，我们可以更深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史，了解晚清政治史和社会史。 来源：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