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历史讲坛（二）

本讲座将讲述以下两个问题：（1）“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能否成立？（2）清朝是否实行了闭关锁国？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荒谬

一般认为，中国历代史书，皆是下一个朝代所修，故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看到的历史都是正史”“正史不可信”之说。其言曰：“宋史，由元朝来写；明史，由清朝来写。”此说不然。若如此对待历史，则中国文明何足而论？此历史虚无者之资也。笔者据史料，考证得知，历代史书的大部分内容，在前一个朝代发生之时，已有详细记录、评论，下一个朝代的史官以此为基础，稍作更改、修饰。史书卷目浩繁，非史官之杜撰所能成也。

《明史》：李时珍：未几，神宗诏修国史，购四方书籍。其子建元以父遗表及是书来献，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书。时珍官楚王府奉祠正，子建中，四川蓬溪知县。明神宗下诏修国史，国史即史书之基础。李时珍为当时名医，故明神宗要求史官为其立传。为修国史，下令征购各地书籍，可见史官之严谨，写史书必有凭据。

《清史稿王夫之传》：当是时，海内硕儒，推容城、盩厔、馀姚、昆山。夫之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黄、顾两君子。然诸人肥遯自甘，声望益炳，虽荐辟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动容，其著述易行於世。惟夫之窜身瑶峒，声影不出林莽，遂得完发以殁身。后四十年，其子敔抱遗书上之督学宜兴潘宗洛，因缘得入四库，上史馆，立传儒林，而其书仍不传。同治二年，曾国荃刻於江南，海内学者始得见其全书焉。王夫之，生于明末，卒于清初，故清史稿视之为清朝人，为其立传。按清史稿所言，在雍正、乾隆年间，《清史》虽然未成书，而王夫之事迹已入《清史儒林传》。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凡乡贤名宦祠，毋得以势位及子弟为进退。功业气节则考之国史，文章则稽之传世，理学则定之言行。此外乡曲之小誉，时文之声名，讲章之经学，依附之事功，已经入祠者皆罢之。黄宗羲，生于明末，卒于清初，为三先生之一。他建议，士大夫在考察、褒贬当代人物，判断孰为忠臣，孰为奸臣时，应当以国史为准。言下之意是国史在当代已公之于众，士大夫皆可读之，非皇家之宝物也。

《清史稿阮元传》：元博学淹通，早被知遇。敕编石渠宝笈，校勘石经。再入翰林，创编国史儒林、文苑传，至为浙江巡抚，始手成之。集四库未收书一百七十二种，撰提要进御，补中秘之阙。嘉庆四年，偕大学士朱珪典会试，一时朴学高才搜罗殆尽。道光十三年，由云南入觐，特命典试，时称异数。阮元，清朝经学家，卒于道光年间。清史稿之《儒林传》《文苑传》，是其著作。

《清史稿王鸿绪传》：乾隆四十三年，国史馆进鸿绪传，高宗命以郭琇劾疏载入，使后世知鸿绪辈罪状。王鸿绪，康熙朝奸臣。在乾隆年间，国史馆为其立传，写成《王鸿绪传》，进清高宗。清高宗见到传中未写其罪状，故命史官补之。由此可见，《清史稿》一书虽然成于民国时期，而其大体在清代已成，故曰清史稿。

研究明史、清史，不限于《明史》《清史稿》这类史书。《明实录》《清实录》亦重要之依据，或以皇帝庙号命名，如《太祖实录》；或以年号命名，如《嘉靖实录》《康熙实录》。明末清初顾炎武写有《日知录》一书，在考证明朝事实、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时，多处引用了《明实录》，从明太祖到崇祯朝，皆有所及。在当时，无论是史官，还是在野的士大夫，都看重《实录》。详见笔者在大成编客网站汇编的知网书：《中国历史阅读指南》。

清朝未闭关锁国

一般认为，清朝皇帝骄傲自大，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积弱、封闭，以至于发展停滞、落后挨打。深入发掘史料，多角度对比佐证，发现清朝并未闭关锁国。当时，中国与日本的贸易持续而稳定，大量的白银由日本流入中国；清圣祖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西洋科学知识；民间有人仿造西洋火器，玉米、烟草、眼镜等外来物开始进入中国，在清前期已普及。据此，清朝实行的外贸政策是有管理的开放，并非闭关锁国，详见笔者在大成编客汇编的知网书《清朝并未闭关锁国--多角度史料之集解》。

明代隆庆以前实行海禁，源于日本倭寇作乱，不得不闭关以防泄密。嘉靖末年，在中国游民、盗贼的指引下，日本倭寇在中国沿海杀掠之惨，极矣。在战乱年代，如何开关贸易？隆庆以后，倭寇被胡宗宪、戚继光等人荡平、日本南北恢复统一之后，中国始开关，允许人民对外贸易。

清朝外交的错误在于自大，丧失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良机，但是，限制人民对外贸易的政策并无不妥。英国虽然爆发了工业革命，其对华贸易仍以鸦片为获利之资，可见当时贸易并未能改善中国民生。何况鸦片之毒害国民？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可以通过官方外交实现。所以，清朝的贸易政策并无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