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文学不是聪明人的游戏

今年，距离蒋子龙的代表作《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已过去整整40年。当年，他敏锐地关注到社会现实的需要和变化，写出了反映新时期经济改革的经典作品；如今，已经78岁的蒋子龙仍然直面社会现实，并保持着文学的敏锐性。7月12日，在中国作协2019年“文学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讲堂上，蒋子龙以“文化的精变”为题，和家乡的同行分享了他对当下文化现状以及在自己在写作中遇到的困境的思考。本次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天津市作家协会、中共天津市西青区委宣传部、共青团天津市青年联合会承办。天津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李彬主持活动。

“精变”：一个重要文化现象

“文化的精变”是蒋子龙独创的概念。所谓“精变”就是“成精”，人人都想成为“精英”，渴望成功。在蒋子龙看来，掌握社会话语权、引导社会潮流的，是各种各样的精英，这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在当今社会流行文化中，对写作冲击最大的也是这种精英文化。

文化的“精变”为写作者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蒋子龙认为有三个：一是有话不好好说，雷人雷语多。“我也看网络小说，也有微信，也接触时髦用语，但当我写作的时候，我把这些东西全部丢掉，只留下一种印象和信息，最怕写作时冒出一句网络用语或雷人的话。”蒋子龙说，作家要防备和抛弃这种语言。网络语言听第一遍很新鲜，第二遍就会索然无味。“精变”现象给当代语言带来的剧烈改变，它同时也改变了年轻人的表达和阅读习惯。“作家写作品，还要顾及到年轻人的习惯和审美，但不能丢掉文字和语言的本质。”

从语言，蒋子龙说到文化的“精变”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文学创作变成了一种“聪明人的游戏”，写作变成写点子。而与之相关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故事的缺乏。蒋子龙观察到，地铁里所有年轻人几乎都在看手机，他们在看什么？看故事。“人们在寻找故事，但是大部分是‘事故’”。“事故”在发生的一瞬间，生命力就结束了；而故事的生命力是永恒的。蒋子龙由此引出问题：面对“精变”，写作者怎么办？当今写作如何找到故事？

蒋子龙并非不认可文化的精变这一事实，求强求胜在本质上是没有对错、无可厚非的，但“成为精英要有资本”——蒋子龙所说的“资本”指向种种现象背后实在的本质；而他所反对的，是“聪明人的游戏”，那些“太轻飘”。

故事是魔咒

柏拉图说：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世界。整个讲座中，蒋子龙给听众讲了很多故事，他讲这些故事的重点就是说明故事的重要性。

有一年蒋子龙去好莱坞，发现他们写剧本的不叫文学编辑部，而叫故事部。每年，他们都从社会上搜罗三万多个故事，这些故事里包括我们所谓的细节，一个有意义的细节也被认为是故事，最后不断淘汰，留下三百个左右。好莱坞对故事的诉求是高于一切的。美国作家、编剧罗伯特·麦基说过，在一部完成作品所体现的全部创作劳动中，作家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劳动都是用在设计故事上。

“人类为什么迷恋故事？因为人的诞生就是故事，故事创造了人类。死亡是人类不可改变的结局，但故事让死亡的意义改变了，有些人不死，是因为那个人有故事。”因此蒋子龙认为，故事是一种力量，不光对一个人，对社会也是。故事的力量对于作家的意义更非同一般，小说家的价值就是提供和奉献故事。“能讲故事，说明你有力量；全世界的人都能听你的故事，这就厉害了。”

故事是魔咒。“我们小时候都有过着魔的时候，直到现在读到好故事还会着魔。”小说不能提供好故事，很难形成社会记忆。多年前，蒋子龙曾到剑桥讲学。让他感触很深的是，下午三点喝下午茶时，教授们会谈论起同一本书。“过去，我们也有这种现象。但现在很难了，几个作家凑到一起也很难找到共同阅读，人们甚至很难唱同一首歌。”

在蒋子龙眼中，故事是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写故事不光要有时间背景，还要有社会背景。“我写小说时，编辑告诉我，身后永远要站着读者；我写戏的时候，导演教给我，要面对观众。”他不无幽默地举例说，美国作家辛克莱的长篇小说《屠宰场》中写到，有时候会有死猫死老鼠掉进做香肠的容器，顷刻之间会和锅里的肉混在一起，被做成香肠。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习惯边吃早餐边看书，正好吃到香肠……罗斯福总统从次开始吃素，而美国的食品卫生法也从此开始一步步完善。故事的力量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改变一个国家的社会面貌。“大家都凭聪明，写点子，发行量和点击量都很高，很热闹，但是与社会与现实有多少关系呢？而我们的现实又能从文学中吸收到什么营养？”蒋子龙说，人的性格、民族精神，有时候是要靠文学作品来营养的。缺少支撑或者营养品格、精神的作品，“文学现在被边缘化，一点儿都不亏”。

用笨办法留下自己的故事

为什么要强调故事的重要性？蒋子龙希望到场的写作者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故事，写出自己的故事，留下自己的故事。文坛很热闹，但蒋子龙认识到文学艺术创作一个非常残酷的规律：一声不响的大规模淘汰。“这就太残酷了。”为了避免作品被快速淘汰，作家就要找到自己的故事，也就是找到最好的自己。

作家如何在文化的精变中找到自己？“不是靠聪明，写点子，现在文学的弊端都是太聪明所至。支撑中国文学地图的都是死心塌地、闷声不响在那儿写作的。”蒋子龙说，中国古人还有一种观点，就是“笨”。他认为，“笨”也是一种天赋，现在的问题主要是缺少笨人。在精变的时代，大部分都是精英在讲故事，机场和车站的书店摆在明面的都是励志的致富的，“但这些故事中有好故事吗”？

蒋子龙觉得，写不出好故事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爆炸性新闻太多。生活被爆炸性新闻淹没了，作家的想象力被“事故”、被生活剥夺了，想象无法超越现实。“首先一定要承认，社会生活永远大于文学创作；但同样，社会现实无论怎样丰富，也不能代替文学创作，不能代替精神。”蒋子龙告诉在场听众，不要被急功近利的故事限制自己的想象力。

蒋子龙讲到，在泰国街头有一尊水泥佛像，表面已经开裂了，很破烂。一个和尚善念一闪，拉着这尊佛像上路要好好安置它，走到半路，和尚发现水泥裂开，现出里面的一座金佛。蒋子龙认为，文学创作也要找到平凡生活内藏的“故事金身”，“现在的弊端是被聪明掩盖的平庸——平庸的灵魂，平庸的故事。好的故事一定是从灵魂开出的花儿，非常好看的花朵，枝叶繁茂。”

怎样才能写出有灵气的作品，在灵魂开出好看的花？蒋子龙说自己是个笨人，有一些笨办法。中国古代要培养一个人才，第一步是养地，把家里的地养好，地会长人。人有了，就要养气，养浩然之气，就是培养精神。“我们现在的地是什么？是现实，是生活。”很多大作家都会从自身找故事，蒋子龙并不反对，但他提醒听众，作家也要注重行走。行走是中国的文学传统，古代文学大家都是在行走中写出了流芳千古的作品；美国作家爱默生也曾经说过，谁能走遍世界，世界就是谁的。蒋子龙说，如果灵魂安定下来，从魂儿上就高枕无忧，很安逸，不可能有好故事，作家的灵魂应该永远处于行走的状态。

演讲尾声，蒋子龙说：“好的故事有深刻的东西在其中，是有灵魂的。而有的故事没有灵魂，它就不能生长，没有生命力。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文化时代，怎么找到自己的好故事？在同质化的时代，大家都被格式化，但你不要让自己的灵感被格式化。找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不同的经历就是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