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洁茹：写作、文学编辑都是我真正想做的事

周洁茹，女，1976年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1991年开始写作并发表，小说作品见于《钟山》《收获》《花城》《十月》《当代》《人民文学》等，出版长篇小说《小妖的网》《中国娃娃》，小说集《我们干点什么吧》《到香港去》等。2000年-2009年居住美国，2009年移居香港，现任《香港文学》总编辑。

“洋插队”的艰苦与焦虑

李浩荣：您的新书《在香港》写到自己的生平，作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您对“独生子女”怎么看？

周洁茹：我很少回望我过去的作品，就如同我早已不再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生子女”。茨威格说的，“她那时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独生子女承担所有爱，也承担所有责任。

李浩荣：您在文中提到母亲曾经下乡插队，形容自己出国留学是“洋插队”，请谈谈两代中国女性“插队”之异同。

周洁茹：我出国后每天都与父母通信，写了大概几十万字，这批书信已经遗失了，但我母亲的信有五千字左右，保留了下来，发表在2001年第二期《天涯》杂志“民间语文”栏目，我也是近期才在网上找回那些文字。如果要来谈异同，我认为没有什么可比性，时代环境都很不相同，“洋插队”只是我母亲的玩笑话，我的留学生活对照我在国内时的专业作家生活是挺艰苦的，但是要来跟我母亲当年的插队相比，“苦”这个字真不好意思拿出来说。

李浩荣：读到您写美国的散文，似乎不太想家，只是担忧未来，能谈谈那时候的焦虑吗？

周洁茹：生活很现实的，就是要拿学位啊，要找工作啊，要在美国生存下去。我在我的文章里明确了这一点。《土豆沙拉》那篇就是写的一个韩国女生，会做非常非常好吃的土豆沙拉，因为她每个周末都去旧金山上厨师学校，做菜是她最大的爱好。很多中国学生都没有爱好，没有条件，大家都要上课，要挣钱，要“活着”。我也写过我的英语拍档，一位叫做奥格的老太太，住在柏拉阿图城，很富有。我曾经跟她说过一句，我再也不会拥有您这样的生活。那天她带我去市集，一边走一边告诉我说她来自洪都拉斯，之前她从未提过她的故乡，她说她刚到美国的时候也是很艰难，没日没夜地工作，直到现在，她退了休，孩子也长大了，终于可以喘口气。你还很年轻啊。奥格是这么说的，我来美国的时候也跟你差不多大，我一无所有，可是我年轻啊，我唯有努力工作。我离开加州的时候奥格送了一个印第安银手镯给我，我把它带回了中国。我经常会想起她。我前些天看朱夏妮的书《新来的人：美国高中故事》，她的老师问她为什么来美国？她不知道如何作答。这样的情形也一模一样地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知道我站在海滩，面对着太平洋，会去想，爸爸妈妈就在海的那一边啊，如果我会飞，我要飞回中国。我当然很想家。

我对香港有感情

李浩荣：《在香港》除了写记忆里故乡的食物，更多的是写香港，为什么有此构思？

周洁茹：写作源于生活，我在故乡江苏的生活，我在美国的生活。我现在在香港生活，自然会去书写我日常生活的相关——香港。

李浩荣：您是怎么看待香港的？

周洁茹：我生活在香港，我对香港有感情，我写作香港。

李浩荣：书里写道，您没有土生土长的香港朋友，与香港这个城市之间，似乎也有一种疏离之感。

周洁茹：没有本地朋友并不是一个问题，也不是每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都会有土生土长的香港朋友，我相信最坚固的友谊建立在童年时期，我的童年好友不在香港，她也在日本居住二十多年了，但我从来不会觉得她是我的日本朋友，她是我永远的好朋友。朋友没有地域差别。

李浩荣：您这本书里有一篇《大围有个火锅店》，写的是一个讲普通话的女人被讲广东话的男人无礼对待的故事，您是怎样看待这种歧视的？

周洁茹：首先，“歧视”是一个很严重的词，我很少使用强烈的词。对我来说，无论是哪个地区的人，粗暴对待女性的男性都是要被歧视的，而这种男人全世界都不少见。很多歧视有地域的原因，有性别的原因，也有情绪的原因。我只有一个忠告，对待粗暴要冷静，冷静不下来就数三遍一到十，如果你想要用暴力反击暴力，包括语言暴力，都不是很有效的方法。立即离开现场，是比较理智和安全的做法。

李浩荣：在香港写作、做文学编辑，与在其他地方相比，有什么不同？

周洁茹：内地的文学编辑很多不用坐班，写作或者编辑，都是在家中完成。而我在香港每天都要打卡上班，朝七晚八，出门早晨七点，回到家晚上八点，我用在巴士上的时间是三个小时，如果堵车，时间更长。我应该很快就到挤不动港铁坐不了巴士的年龄了。当然香港精神是活到老做到老，做得动就要做，一直做到做不动的那一天，很多的士司机小巴司机都七八十岁了，仍然在工作。我从来没有动摇过我的选择，写作以及成为一个文学编辑，都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