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重返浙大 西迁湄潭“兴农抗战”

第八章  重返浙大  西迁湄潭“兴农抗战”

主持浙大农院  卢守耕在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服务三年以后，1936年夏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之邀，出任国立浙大农学院院长兼农艺系教授。這是浙江大学正式设立农学院的开始。时浙大农院始自笕桥迁至杭州东郊新址华家池。该区土地面積廣阔，因有一個美麗的名为华家池的大湖而命名，该湖面積较西湖小了许多，但自然景色可与西湖媲美，俗称小西湖。卢守耕初抵华家池時，虽已新建了一些校舍，但農场仍是荒田墓地，雜草一片。於是由规划到执行，开辟荒地，遷移坟墓，漸漸整顿成为规划井然的農场。卢守耕教授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精力，在浙农大里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一座教学建筑，他都亲自参与设计;连每一盏路灯，他都精心挑选。草木布景、花砖铺地，具体而微的琐事细节，他都无比措意。增添设施，选购设备，他选择一流，但要价廉物美。配置师资，罗纳英才，他唯才是举，四处拜求名师。他精心建造了农科图书馆，让师生坐拥书室，畅游书海。坚持指导校务、巡视校园、勉励师生、接见校友，为农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卢守耕教授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卢守耕从考入浙农大专，这里名师众多，更是求学的好机会，青年时期，转益多师，读书、研究的兴趣颇为广泛；中年以后，才渐趋向专一。从读书为教书，至教书为编书，“著书都为稻梁谋”，逼着去读去写。在大学里教书，当时抗日救亡困难时期是什么课都教，只好 “开荒”备课。凭老底儿加新努力承担下来，有时争口气，夜以继日，拚命读书，写讲义。

“教学相长”卢守耕在实践中学习，这是一种重要而实际有效的研学方法。以本身研究的农学作中心，然后，围绕中心把需要的知识和资料积累丰富起来，系统地加以融会与整理，便可为自己的研究项目所用。当然，不可能一次完成，要经过许多次不断循环、深入与扩大，是长时间以至一辈子的工作过程。要锲而不舍，坚持下去；不可浅尝辄止，不可畏缩不前，最后，总可做些成绩出来。

卢守耕的治学和成就，固然与父兄师长的教导和熏陶有直接关系，但是，要在自己长期的治学实践中，加以融会，加以提炼，在前人的基础上，另辟蹊径，成为新的风格，结成新的果实，则是自己的课题，应该努力以赴，做到老学到老的，不断创新前进。“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身虽老，仍与学子一道研学农业现代化问题，愿向这个方向努力而已。

卢守耕中等身材，从外表一看，就知道是一位温文尔雅、博学多才的学者。博古通今，学贯中西， 精通多门外语，是以西方现代农学方法研究中国农业的代表人物之一。每次上课，一踏进教室门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起来，直到下课铃响，从不讲一句闲话。他讲的是一口浙江宁绍人说的普通话，从容不迫，很容易懂。有时上课堂不带片纸只字，但对农学人名、历代重要人物的生卒年月、地名、年代、参考书目，娓娓讲来如数家珍，从无错漏。一面讲，一面随时在黑板写出要点或书名人名，板书很考究也很快，规规矩矩，略有些向左倾斜，字体为书圣王羲之行草。授课精湛的名声在学生中广泛传播，闻风前来旁听的学生趋之若鹜，上课时，能容纳约200 人的大教室熙熙攘攘，座无虚席，走廊的窗外也站满了人。他讲课非常谦抑，非常自制。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 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特别是卢守耕教授联系实际，常讲古今故事，使印象既深刻，兴趣也浓厚，学生有时一路听讲入神，连笔记也忘了记。他待学生十分热情，有问必答，有求必应。

卢守耕博闻强记源于他对记忆力的训练，要使自己的记忆像蜡一样融化吸收，像大理石一样坚固地保存。健忘的真正原因是意志的松懈和懒惰。征服健忘只有一个武器 ——钢铁般的意志力。卢守耕对见过的东西总是保持着非常鲜明生动的印象。观察的时候，兴趣是否浓厚是与印象的清晰程度成正比例的。在记忆力的帮助下，可以随时生活在任何一种场景或情况下。卢守耕从实践中深知，约翰· 科特博士的提高记忆力只有一条“黄金法则”。这条法则就是坚持不懈地进行有益的锻炼，让自己的记忆处于经常锻炼的铁腕控制之下。你尤其需要注意这几个词：决心——注意力——持之以恒——反复多次——联想——习惯，这几个词代表了需要付出的努力程度和方向。

田间实习，他亲自带领学生实习，赤脚下田，言传身教作示范，手把手的教导学生耕作。因出身农家，插秧自是本行，不少人对他赤足下田有看法，说他不像教授，倒像一个地道的土农民。他不去理会闲言碎语，因为下田赤足对他来说早已成了习惯。在整顿华家池农场时，除了制定规划和现场指挥，他同样参加笨重的体力劳动。在当时，金善宝（我国著名的农业科学家和教育家、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小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种麦、卢守耕插秧双双被传为佳话。关于他插秧之事，亦有故事。有一天，卢守耕与师生们起得很早，吃过早餐去农学院水稻实验地里，要抢雨天完成插秧任务。大家在白茫茫的水田里摆开了阵势，拔秧、抛秧、接秧、插秧，各有所司。不知不觉间，雨势渐猛，淋得浑身湿透了。但卢守耕一边插秧，一边轻声诵唱宁绍地区布袋和尚的插秧歌：手捏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成稻，后退原来是向前。趁大雨暂停中途休息时，卢守耕教授语重心长地道：此歌看似浅白平易，却富含哲理，饱蕴禅机，生动活泼，饶有情趣。“退步原来是向前”，颇有哲理意味。试想，农夫插秧，一面插青秧，一面往后步步退，返到田边，一畦田的秧苗才插好，其实是似退而实进。有时候，退让不是完全的消极，反而是积极的转进。与人相处，斤斤计较争执，互相排挤诋毁，又能成就什么?倒不如退一步，寻求更大的成功。师生员工们听了都点头沉思，卢守耕教授又诗曰：“认定目标不迟延，沉下腰身好莳田。莫计眼底小曲折，退后一步是向前！牢记行规守分寸，不偏不倚站中间。无须左顾或右虑，正直全凭双脚稳！”说得大家都兴高采烈，从欢笑中忘掉了插秧劳动之艰苦。

然而仅仅一年以后，发生了日本开始全面侵华的芦沟桥事变，日军迅速进逼沿海地区，杭州岌岌可危。为保存浙江大学不受日寇的凌辱，竺可桢校长决定全体师生，连同仪器设备及图书，全部向西部内陆迁移。卢守耕参与了国立浙江大学迁移的筹划与督导工作，此时离他到浙大华家池任职，仅有一年，在华家池还有许多工作沒有完成，临行依依不舍，毕其一生，他对华家池从未忘怀。

辗转千里“文军长征”  全面抗战爆发后，学校西迁。农艺系师生与全校师生一起进行"文军长征"，经历从杭州到建德、从建德到江西吉安、泰和，从泰和到广西宜山，从宜山到贵州遵义、湄潭、永兴的四次搬迁，克服重重困难，保存了教学和研究的队伍。日军全面侵华的第一年，1937年9月浙大一年级新生率先迁往浙江西部的天目山上课，其余師生在空袭和警报声中在杭州坚持了三个月的学业。然而随着南京失陷，浙大师生被逼于十二月遷往浙西的建德县，这是浙大第一次举校搬迁。十二月廿四日杭州沦陷，浙大師生含泪离开建德，大部份人员徒步经金华、玉山、棒树等地抵达江西吉安，於次年二月中旬抵达泰和。该年六月底，江西北部的彭泽、馬当相继失守，泰和成了危险之地，竺校长带领着全校師生義無反顧地继续西遷，到达廣西宜山。然而在宜山不到半年時间，因氣候不適，水土不服，有三分之一的師生染上了虐疾，另有三分之一的師生患上了肺结核。此外1939年的二月五日，日寇18架飛机，在宜山投下了118枚炸弹，许多炸弹落在浙大的臨时校舍。這次日機的狂轟乱炸陷浙大師生的生活於極为困难之境。竺校长为了获得较好的办学環境準备再次西遷。经与当時的贵州省主席吳鼎昌先生等商议，决定將浙大遷至贵州。当时国内資源很是缺乏，交通工具的安排倍费苦心。每一次在战乱中率领全体師生克服种种困难的遷移阵地，竺校长当然身負重任，各院的負责人也担负了辅导的种种责任，如督导图書仪器妥善装箱、在萬難中安排交通工具、照料眷属中的老弱妇孺人員等，都倍费心力和体力。其时卢守耕教授身兼院长，亦便和竺校长等为学校奔波忙碌，相与筹划督导。在军事紧张，交通瘫痪情形下，真是食不甘味，寝不安枕。有次曾听卢守耕教授讲起当时郑晓沧教务长，晚上睡在火车列车二节相连的狭道中，挤身紧缩其间，手脚不能伸展，身子不能翻转；郑教务长因身体较小，不堪在人堆中紧挤，而在半夜被挤出离去。可见卢守耕教授为公受苦受难，是可想而知的。

1937年11月底，西天目山的浙大师生又迁到建德梅城，12月底杭州沦陷后，又向江西吉安搬迁，师生们走上了极其困难的赴赣历程。他们走过的地方，不断遭受敌机的轰炸，经常出现尸横血流和哭声震天的情景。老人回忆，有一位老师，见到这种情况，就以血代墨在门墙上写着“父嘱子，子嘱孙，代代勿忘此恨”。另有一位老师，他在行李担上还挂了一块小木板，一边赶路一边替学生上课，他常对学生们说，你们要努力学习啊，中国的未来全靠你们了。尽管在流亡，但浙大只要稍事安顿就会进行教学，科研也从未停顿过。老人后来了解到，在建德时经常遇到敌机轰炸，有一次上课时，有同学问数学教授章用:“如果警报响了，老百姓都躲飞机去了，我们还上课吗?”章先生回答道:“怎么不上课，照上不误!我们走到哪儿，课就上到哪儿。”同学又问:“那么，黑板挂在哪里呢?”，“没有地方挂，就挂在我胸前！”

浙大在泰和期间，由于战乱，涌入江西的难民日渐增多，校长竺可桢为解决他们的粮食等生活问题，与江西省政府商定，在泰和沙村利用大片低产荒芜土地，成立沙村示范垦殖场，由农学院代办。经选举，卢守耕兼任垦区管理委员会主席。经过浙大农学院师生及全体垦民的努力，使拥有600多亩土地的第一垦区初具规模，为缓解战时粮食供应紧张及安置难民起到一定的作用。

卢守耕教授常讲，照顾好同仁生活是我院长的责任。曾记得，学校西迁途中是边走边上课的，有一冬日里，看到两鬓斑白的老教授还坐在破玻璃窗边的桌子上伏案办公时，就不顾当天寒风刺骨，大雪纷飞，亲自到院后勤部找合适窗玻璃把老教授办公室漏风窗补好。可他自己呢，浙大迁校到遵义，当时经费不足，为给公家节省烤火费，他的办公室不生炭盆，宁可在寒冷中办公，致使手脚生冻疮。他以慈爱之心时常牵挂学子，大到招生扩班，小到衣食住行，细到教室座椅配置。对贫困学子，更是慷慨解囊，设置奖助学金，发放御寒棉衣，帮助学生度过难关，解决问题。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校，回馈于社会，从不追求个人的生活享受。卢守耕教授一贯主张，教育是为社会造就良才，是公益事业，是奉献社会。这种无私奉献，回馈社会的高风亮节，堪为世之楷模。

农学院于1939年冬再迁贵州湄潭。湄潭山清水秀、民情纯朴、文化高尚，物美价廉。师生在那裡遠避了日機的轟炸和日军的騒扰，安定地度过了六年岁月。浙大征用了当地可以利用的各个地方如文庙，天主堂，义泉万寿宫，西来庵，双修寺等。舒适城市生活的物质条件如电灯自来水等一样也沒有。晚上点的是浸入桐油盏中的灯草芯，食用水由附近河中挑来。但湄潭有农村乡间的纯朴和寜静，生活自有一种恬适。战時政府经济结据，大学教職員的薪资多次打了折扣。好在小城市中的消费也低，教职员工的生活还算是小康的。但在校的许多流亡学生，依赖公费维生，因通货膨胀，每到月尾，生活颇为艰苦。大学教科书买不到，教授们自编教材，在腊纸上刻字后油印，发给学生应用。生活上雖然简单原始，教授们和学生们都奋发努力，教学水準很高。研究方面除应用随校搬运耒的仪器，还尽可能自制设备，完成教学和科学研究任务。

当时农艺系建在贵州湄潭县城西郊的贺家祠堂，设有实验室，稻、麦、棉等研究室。四周是租用的200亩农场，有山有水，风景秀丽，环境清静，虽然生活清苦，办学条件很差，但学风纯朴严谨，教师认真教学，诲人不倦，对学生严格要求。卢守耕、孙逢吉教授在艰苦条件下，分别编著了《中国稻作学》和《棉作学》两本数十万言的教材，后来出版成为我国作物科学有影响的专著。农艺系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教学、科研均取得很大成绩，培养了大量人才。当时学生的来源，是经过严格的筛选而来的，毎届入学考试，报名人数与录取人数约为十比一，因而保证了学生的质量。还有一套较完备的管理和严格的考试制度，人人必须遵守。1937-1945年间，毕业学生108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后来成了我国知名的农学家和农业教育家，如朱祖祥（1938年6月毕业）、杨守仁（1937年6月毕业），陈锡臣（1939年6月毕业）等，农艺系毕业的还有过兴先（1938年）、盛家廉（1940年）、汪丽泉（1942年）、林肇荫（1942年）等，他们均是著名的农学家。

农学院西迁数年间，身为院长的卢守耕带领农学院师生，克服艰难险阻，跋山涉水，坚持教学科研，可谓“间关千里，弦歌不绝”。卢守耕曾先后主持农学院、农艺系的教学科研工作，成绩卓著。农艺系，搜集水稻品种1200余个、小麦品种1483个；育成水稻良种5个、小麦良种2个、油菜良种1个，都曾经就地推广种植。卢守耕亲自研究的课题有：籼粳稻的比较研究、水稻栽培疏密对产量及其性状的影响、胡麻的自然杂交等；和过兴先共同研究的有：玉米自交系单交及测交的比较等。在湄潭举行的农学院学术报告会上，卢守耕作《迁湄三年来水稻育种之成果》、《籼粳稻之比较研究》、《水稻栽培疏密对产量及其性状之影响》、《胡麻之自然杂交率》、《玉米自交系单交及测交之比较》（与过兴先合作）等专题报告。在西迁途中，为解决教材问题，他亲自编写《中国稻作学》，并在江西泰和华阳书院西侧的农场进行水稻试验。

卢守耕仍坚持发动广大师生向社会开展科普工作。期间，浙大曾开办农民夜校，并与省广播电台、图书馆 合作举办各种科普讲演和讲座。西迁途中和定居贵州期间，尽管颠簸无常、艰苦异常，除继续举办各种科普讲演、“讲习会”之外，他还发动举办科学展览会， 为当地农民传授养蚕、制茶、制肥皂等技术，并开放实验室，为社会和群众服务。而在《稻作学》初版问世后，他一如既往， 留意有关资料，不断增删，力求内容更为充实丰富。对待科普作品，始终精益求精、一丝不苟。

1938 年10 月，时为中国第三大城市的广州陷落，浙大农学院农经系主任梁庆椿教授之父梁述明先生在中山县原籍殉难。噩耗传到宜山，梁主任追思悲愤。为纪念先德，激励后进，他先后捐款五百元，充作“梁述明纪念抗战论文奖金”。学校为此设立了由卢守耕、郭斌和、杨耀德、章诚忘、陈训慈五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制定评选赠奖办法。之后，竺可桢校长、郑晓沧教务长、农学院卢守耕院长、文理学院胡刚复院长、工学院李寿恒院长和梅光迪、陈鸿逵、冯言安等教授及委员会成员又在《国立浙江大学校刊》上刊出了赠赙充奖启事。启事曰：“《小雅》蓼莪之哀，《春秋》复仇之义，可桢等伤悼老成，钦迟孝思，拟征集赙仪，咸充奖金。”最终，梁述明纪念抗战论文奖金扩充至一千元， 并规定每年用息赠奖一次。当年度，学生征文十分踊跃，委员会共收到征文二十七篇，结果徐传夔、孙槐生、汤马伟、沈衍圻、寿宇和洪鲲六同学获奖，洪鲲论文的题目是“战区民众的动员问题”。此活动激发了浙大师生的抗战热情，促进了校内笃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学院院训、办学理念、学院精神等等，无一不凝结着他对教育事业的执着和深刻的体会;为了更好地促进师资交流，他不遗余力，大力促成了兄弟院校的合作交流。他不断优化学院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教学环境和学习环境，希望利用优美的环境去塑造人、去锻炼人、去打造人。难忘的是，他要求作为教职员工，一定要发挥为人师表的责任和担当，炼就教师的学养和风范，坚守教书育人的理想，对学生要有“爱心、关心和耐心”;教师要坚持严谨治学，牢记社会责任，兢兢业业工作，踏踏实实做人，在服务国家教育事业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浙农大，拥有良好的工作环境，拥有共同奋斗的团队，拥有一起工作学习的同仁，大家敢于面对各类难题，不抛弃，不放弃。卢守耕教授淡泊名利，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和治学精神，深深铭刻在教职员工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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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在湄潭的畜牧实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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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守耕在浙大西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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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40年代的湄江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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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师生到达湄潭时，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

落脚湄潭专心教学科研  卢守耕教授在1939年秋向竺校长恳辞农学院院长职务，专任农艺系主任及教职，从他的角度来说原因主要是辗转迁徒，心力交瘁，专心教职，较为安定。校方同意他请辞的考量，可从竺校长在日记中看出：“过去两年均在迁移之中，谈不到所谓计划。嗣后在宜山安定，则农学院不能不有一办理之方针，此事守耕漫无主张，……（邦华）比较能干而有计划。故余拟请蔡为院长，而以守耕为系主任。”

卢守耕专任教授兼农艺系主任职，授稻作学、作物育种学、食用作物学，并与助教朱德琳先生合作研究水稻，带领全系教师从事各项研究工作。他在湄潭进行水稻育种和胡麻杂交的研究, 根据贵州山多地少的情况，因地制宜进行农业生产，使多山的贵州，也能种植江南的优质水稻,大大提高水稻的亩产量，试验取得很大成功,并在当地得到推广。在当时全国各大学农艺系中，试验成果最为辉煌。卢守耕教授认真教学，以身作则，每周专题讨论，亲率全体教师出席并发问，参加讨论之同学为免予惶恐受窘，积极准备，油印讲稿，编写图表，四年级二次报告，对予同学之外文阅读能力，综合抄录，讲演技巧等都有裨益。农艺系同学后来回忆道：受益于生物系名师罗宗洛、谈家桢等教授理论课程教导外，本系教授之严谨，师长循循善诱，因而能人材辈出。

卢守耕在湄潭进行水稻育种和胡麻杂交的研究, 根据贵州山多地少的情况，因地制宜进行农业生产，使多山的贵州，也能种植江南的优质水稻,大大提高水稻的亩产量，试验取得很大成功,并在当地得到推广。卢守耕协助同乡同学同事的吴耕民在湄潭的试验项目更多，有豌豆、甘薯和洋葱的栽培试验，凉薯的留种试验以及根菜产量的比较试验等。这些试验对提高当地农作物的产量并改善当地供应起到很大作用。如甘薯的产量，在湄潭原来亩产只有500公斤左右，通过试验，坚持用温床育苗，插扦前用草木灰和菜饼施足基肥，再改斜插为平插，就使亩产达到2232公斤。又如适当的密植洋葱，每亩的栽苗由1．2万株提高到2万株，产量立即提高33％，达到亩产2672公斤。这种高产洋葱不但在当地试种成功，还很快推广到其它地区。他在湄潭还试种并推广新品种西瓜，对胡桃和梨这两种果品的研究也获得成功。

抵达湄潭后，标本采集地选择的观音洞，永兴镇植被完整、植物种类较丰富的兴隆镇田家沟和凤凰山。顶着酷暑和烈日，卢守耕小分队行走在湄潭的山林之间。在一些比较偏僻的采集点，由于没有餐馆，大家自带干粮，中饭就在山间林下路边席地解决。晚上大家分工协作，对新采集的标本进行修剪、编号、压制、信息录入、烘干，经常完成当天工作时，都已近子夜。通过大家的齐心协力，对照历史标本物种名录，小分队在采集到百份植物标本。并对这些标本进行制作、鉴定、数字化。卢守耕小分队在湄潭县城里和乡镇公路旁，时时看到行道树银杏，于是大家对湄潭是否仍保存着巨大古老的银杏树产生了兴趣。深入洗马镇、鱼泉镇的自然村，寻访、考察银杏古树以及与之有关的习俗。站在粗约2米、高达22米的银杏大树下，不免会感慨人类的渺小和大自然的神奇。

战时师资缺乏，仍多方设法敦聘教授来校任课。就在这时候，吴耕民从广西大学农学院再次回到迁移至湄潭的浙大任教。吴耕民1937年他在浙江创建园艺试验场研究柑桔（时年兄长国昌在故乡创办精忠小学），这是我国最早研究柑桔的单位，除了栽植黄岩早桔和本地早、槾桔外，还栽种温州蜜柑、脐橙和伏令、夏橙等品种。因日寇侵略战火烧到杭州，他只好逃难到广西大学任教。1939年他到西迁至湄潭的浙大任教，又碰到卢守耕。在欢迎会上，卢守耕热诚地用浙江越剧式调唱道：“四载同窗情似海，守耕难舍耕民陪；相依相伴同农研，又朝湄潭浙大来。”当场师生都拍手叫好，吴耕民也热泪盈眶回联曰：“浙大有缘湄潭会，研学农业民众为。”“二耕”都是教授，常一起看书，探讨人生。耕民与守耕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农业科学的研究和农业教育，耕民研究的方向为园艺蔬菜和瓜果，守耕主攻的是稻麦等粮食作物。他们的研究为云贵高原的农业经济发展做出很大贡献。

吴耕民在湄潭的试验项目也很多，有豌豆、甘薯和洋葱的栽培试验，凉薯的留种试验以及根菜产量的比较试验等。这些试验对提高当地农作物的产量并改善当地供应起到很大作用。如甘薯的产量，在湄潭原来亩产只有500公斤左右，通过试验，坚持用温床育苗，插扦前用草木灰和菜饼施足基肥，再改斜插为平插，就使亩产达到2232公斤。又如适当的密植洋葱，每亩的栽苗由1．2万株提高到2万株，产量立即提高33％，达到亩产2672公斤。这种高产洋葱不但在当地试种成功，还很快推广到其它地区。他在湄潭还试种并推广新品种西瓜，对胡桃和梨这两种果品的研究也获得成功。

“双耕”等教授们除了在教室里对学生辛勤讲课，在试验田里努力研究试验，还做了许多与我们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之事。如抗战胜利时他们从湄潭带来的榨菜原种——菱角菜的种子，在华家池试种并制成榨菜，有人将将这种榨菜采用精制小包装后上市，深受消费者欢迎，现在已在全省特别是余姚和慈溪推广，已经成为浙江的名产。还有浙大长萝卜，是他从杭州市郊区古荡农家选取的萝卜种子，经过选种育种而成为长而大的丰产品种，体积和重量都比原来的人参萝卜几乎大了20倍。普通百姓经常食用的榨菜和萝卜，都是吴教授带给我们的礼物。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们在餐桌上常见的菜肴，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与他的研究试验有关。如在小菜场里常见的番茄、洋葱、甘蓝、花椰菜和山东大白菜等蔬菜，其原种都是由他从国内外其他地区引进，经过他在华家池农场试种，得到某种程度的改良与改进，再推广到各地栽培的。上面列举的几种常见蔬菜，现已成为许多地区小菜场里的大宗蔬菜。

耕民与守耕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农业科学的研究和农业教育，耕民研究的方向为园艺蔬菜和瓜果，守耕主攻的是稻麦等粮食作物。他们的成就为云贵高原的农业经济发展做出很大贡献。抗战胜利，两人才随着浙大返回杭州。西迁遵义、湄潭的经历，哺育了这一代学人，也在异常艰辛的条件下，为国家造就了一批农业专门人才。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农学院迁驻湄潭近七年。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果。浙大农学院在湄潭的大致布局是:以湄潭文庙为办公室中心,禹王宫为农化系,贺家祠堂为农艺系,城隍庙为农经系,蚕桑系及病虫害系安排在西郊的牛郎背。此外,还在湄江北岸建立农场,面积约200亩,分设水稻、棉花、小麦、油菜等试验田和作物标本区,并辟有蔬菜、花卉、果树等试验地。另在牛郎背上建一茅亭名为“七七亭”,亭子虽然构造简陋,

浙大农学院畜牧场实验楼旧址，位于贵州省湄潭县湄江镇龙泉村森林公园内，此楼是湄潭至今保存较好的浙江大学西迁到湄潭后新建的建筑之一，建成于1940年6月，为独栋一楼一底两层木结构建筑，总占地面积217.78平方米。1940年至1946年，浙江大学农学院西迁在湄潭期间，是每届浙大农学院畜牧班实验场的师生们进行解剖、动物基因与遗传等实验教学的场地。其间，彭曾慎、白汉熙等教授曾先后带学生来此上微生物实验课。浙大离湄复员东归后，湄潭县曾于1959年9月设林校于此。

由于浙江大学的安营扎寨，基本奠定了湄潭的农业格局，湄潭的农业也因此长期处于全省领先地位。1940年，在农学院院长蔡邦华(著名的昆虫学家，农业教育家，是我国昆虫生态学奠基人之一)、卢守耕系主任等教授的参与下，“中央实验茶场”完成了《湄潭茶树土壤之化学研究》、《湄潭茶病害之研究》等10余个科研课题。1943年8月，一种称为“湄红”的新茶出现在集市上，这是浙大农学院协助开发的新品种。浙大到湄潭后，协助当地原有的茶场建了200多亩试验地，并从杭州引进制作工艺……共同研制出纯郁浓香的“湄潭龙井”、“湄江红”等优质茶叶产品，短短7年间，湄潭的茶叶品质得到长足发展，成为当地一大支柱产业。。“中央实验茶场”的成立，为中国茶叶发展、支持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浙大农学院当年在湄潭设有农业推广部，培育出7个水稻、小麦、杂交油菜良种和9个优良果树品种，而且改变了湄潭的农作物耕作制度。以至于多年后，这里的精耕细作水平仍远在周边地区之上。贵州有一种“罗登义果”非常有名，罗登义就是当年农学院的教授。1942年起，他对贵州170多种水果蔬菜进行研究，发现刺梨的维生素C含量特别丰富。这一发现，直接影响到贵州全省对刺梨的培育开发。

再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每到一处，无论时间长短，浙大都会在当地留下服务社会的足迹。一个国家总有相对发达和相对落后的地方，先进的地方有责任将知识、理念与成果推广到落后的地方。湄潭的老人说得好，当年他们经常看见穿着长袍、制服、旗袍的师生在湄江边上散步，手里总拿着书。一些好学的农民就直接到农学院的农场学习栽培技术，向老师们要些良种试着种种，看吴耕民教授手把手地教学生修剪果树，听卢守耕教授讲稻田养鱼，水稻不用施肥和喷洒农药，与传统的种植方式比，可增产多收。卢守耕主任和教授们因为学校一直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湄潭籍学生，只要能考上浙大，就学费全免，并加重点培养教育，扶贫帮困。

浙大农院在湄教学科研成果丰硕。在湄潭期间，一批学者相聚于湄江之滨，不忘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宗旨，力克千难万险，潜心于教学科研，在破旧的庙宇茅舍中，在昏黄的桐油灯光下，孜孜以求，不间断地进行着各种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创下累累科研成果。在湄潭，他们不仅完成了如《湄潭茶树土壤之化学研究》、《湄潭农业》等多篇直接有关湄潭农业的研究论文，具有极高的科学参考价值。特别是农学院对农作物、水果、茶叶、蚕桑等科目的研究试验成果，对湄潭乃至黔北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农艺系有卢守耕：《印度型稻与日本型稻之比较研究》、《迁湄三年来水稻育种之成果》、《籼粳之比较研究》、《水稻栽植疏密对产量及其他性状的影响》、《胡麻之自然杂交率》（1943.2.5）；《水稻多收栽培法》、《战后中国农艺之改进》；卢守耕、朱德琳：《水稻栽培行距丛距及每丛亩数对产量及其他性状的研究》（1943.2.5)；卢守耕、过兴先：《玉米自交单交及测交之比较》（1943.2.5）；吴耕民、蒋聪强、蔡致谟：《黔滇梨之优良品种调查报告》（1942.7)；章恢志、陈湘云：《长寿之沙田柚》（1942.7)；吴耕民、蔡致谟：《湄潭莴苣笋之品种》、《辣椒之品种与分类》、《南瓜之品种》、《萝卜之品种》、《湄潭西瓜试种经过》、《湄潭甜瓜试验种过》（1943.2.5)；赵容深：《菜豆之遗传》、《印度南瓜与中国南瓜自然杂交之初步研究报告》（1943.2.5)；吴耕民、赵容深：《甘薯多收栽培试验》、《洋葱在贵州栽培法之研究》、《地瓜（豆薯）留种试验》、《豌豆周年供应栽培试验》、《数种重要根菜类产量比较试验》（1943.2.5)；吴耕民、黄佩文：《贵州名产之地瓜》（1940.7）、《茭白》（1940.10)；吴耕民：《莲》（1940.10及1941.1）、《抗战后中国园艺之改进》（1943.2.5）、《甘薯、洋葱、蔬菜新种在湄潭之试验推广。

        在浙大任教期间，为云南大学农学院院长汤惠荪先生所礼聘，卢守耕教授于1942年暑假，与吴耕民，孙逢吉教授连袂由贵州湄潭至云南昆明国立云南大学农学院，作短期讲学。以余姚的“龙山讲座”之名义，趁暑假休假之便，由卢守耕开讲《稻作学》、《棉花耕作学》和《特种作物种植学》等三门课程；由吴耕民、孙逢吉讲授《作物育种学》、《蔬菜园艺学》和棉作学及特用作物等课程。当时云大农学院在战时缺乏师资情况下，卢、吴、孙三教授大受学校及学生欢迎，享誉甚隆。

1945年10月，应竺可桢之邀，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来湄潭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会上，李约瑟被这些与世界同步的科研成果震惊了。李约瑟说:我可以毫不吝啬地说，这里是东方的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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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迁贵州湄潭时“国立浙江大学”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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