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航、马伯庸、宋洋：创作是冒险，但有险可冒总是好的

我们时常会问，什么样的影视作品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作家，什么是演员。

8月初，我们和身兼数职的史航、作家马伯庸和演员宋洋谈了谈他们关于所处环境的观察、自身的创作以及其他。

对于史航来说，创作是一种冒险；对于马伯庸来说，作家是一种状态；对于宋洋来说，演员是碰撞自己内心隐藏的一面。他们给出了答案吗？



马伯庸：迷雾越浅，我越不敢走


马伯庸的背包里放着一台电脑，以方便他随时随地地创作，只要有地儿坐下，甭管有多吵。“吵对我来说全是白噪音，他们做什么，他们的人生怎么样，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处于一种又热闹，但是又可以不用关心的程度。”

这来自于他童年的经验。

因为喜欢写，他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写东西。那时候什么都写，做完的梦、看到的漫画、和人的闲聊……写的时候总是忘乎所以，把周围的事全忘了，唯一能让他安心的就是周围的吵闹，因为那说明老师一直在上课，学生一直在回答。“什么时候我觉得周围突然特别安静了，那么一定是这个老师在冷冷地瞪着我，所有的同学都在望着我，等着我发现自己在做一些大逆不道的事。”

后来，他因为小说《她死在QQ上》而出名，《风雨<洛神赋>》获“茅台杯”人民文学奖散文奖，最近《长安十二时辰》又因为同名电视剧再次进入大家视线。

因为喜欢考据，有时候他发现自己容易陷入“知识的陷阱”——知道得越多，越不舍得放弃任何东西，越容易导致作品的繁复。他有阅读论文的习惯，在《长安十二时辰》中负责长安治安的人叫“不良人”，

他查了很久关于不良人的渊源。但是最终，写作者会战胜考据者，意识到所有的考据都要围绕着创作，《长安十二时辰》里最后有一座大灯轮，他想象了摩天轮的样子，知道唐代不可能打造出二十多丈高的大灯轮，他觉得好看，便虚构了它。

很多时候，这样的灵感就像猫，“你越过去撸它，它转身就跑了。但是你不搭理它，自己玩电脑，一会儿它就蹭过来趴在键盘上。”

但是写作是种状态。写完《长安十二时辰》后马伯庸大松一口气，“我觉得‘好！完成一个大事，我得好好歇歇。’”到了第二天又习惯性地打开笔记本，建立一件文档，一旦进入状态后，便会一直持续下去。

对于马伯庸来说，在写作时一种进入写作状态的情绪便可称之为“作家”，“我如果是个上班族，今天有感而发想把公司里的事都写出来，他就是个作家。当我们笔停了以后就不是作家了，我们是一个观察者或者是一个思考者或者是一个阅读者。”

写得越久，年纪越长，对写作的敬畏心越大。他有时候翻看自己原来的日记，会觉得羞愧，“这个你也敢写”，“但是年纪越大，对于这些华丽东西的喜好会慢慢退掉，反而会觉得它们很不耐烦，但是你会感觉到这些朴实的、最简单的文字中聚集出的力量反而越来越强烈。”

“当我们面对着一片迷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大胆地往前走。但是随着阅历的增加，迷雾越来越浅，你会看到很多东西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它背后有很多的深度，这种深度会让你觉得：我还没能把握。”马伯庸说。

史航：我是一个杂食动物


话剧《枕头人》要开始巡演了，史航第一次担任制作人。和以往的作品不一样，那是一部“奇怪”的作品，史航认为它包含的十个故事几乎把“世间所有故事的痛苦柔情的可能性全给涵盖了”，相依为命的兄弟、以残忍手段实现的谋杀、背信弃义的警察……

史航喜欢这样的作品，它就像法国作家纪德说的窄门，当人们发现自己无法通过，有的走开，有的努力让自己变瘦然后通过。通过之后是另一个问题，如果你在里面吃胖了便将再次陷入困境。“有的人看作品能开一隅，他就关在窄门里，没法再出来了。创作是冒险，阅读也是冒险。我觉得有险可冒总是好的。”

当然很多时候，他不会让自己陷入那样的困境里。

史航的电脑里很可能同时开着多个窗口，这边《向往的生活》，那边《乐队的夏天》，那边《这！就是街舞》第二季，他的五六本书同时摊在家里，读读这个，读读那个。他特别害怕错过任何内容，又蓄意让自己不够专注。

选择一些，扔掉一些，这让他不安心，他看卡夫卡，也看猫腻，看王朔，也看金庸，他自认是一个杂食动物，“杂食动物回报这个世界的方式就是留下不止一种痕迹，做下不止一种事情”。


大部分时间进食是不分地点和环境的，只有一次，读的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悬疑小说《白夜行》。起初是在楼里，觉得害怕于是坐电梯下楼，坐到河边土坡上看，他不会游泳，看着那河水也觉得愈发可疑，又走到了马路边看，还是觉得离人太远了，最后坐在安定门过街天桥的台阶上看，那种又冷又怕的感觉才消退掉，因为他在人群中间。

你不免好奇他的精力，他便告诉你：“至于说精力有限，越精力有限，越要扑腾，越觉得自己照顾不过来，越要穷尽自己的精力。”

他创作，但是并不认为自己是作家；他表达，但求“一人知我，不恨天下”；他活着，但对未来毫无想象的乐趣，反而对回忆充满乐趣，如果可以量化，那么过去、现在、未来在他脑子中的比例会即刻呈现在你面前：未来一，现实三，过去六。

史航的过去在长春，一个不显眼的城市。被冠以汽车城也好，大学城也好，电影城也好，在他看来不过是在掩盖城市的虚弱，但他喜欢这种破落户的感觉，“你知道你永远不会是最弄潮儿”。他曾写过一本叫做《野生动物在长春》的书，每个出场人物都是动物，那些是他的旧相识们，他们不剽悍，反而是憨实又羞涩、敏感且丰富的。

于是很多时候他也是这样——咱就在这忍着吧，窝着吧，自得其乐，就这个状态。我喜欢在一个不是弄潮儿的平台，不是弄潮儿的城市，不做弄潮儿的领域里头，就默默地在那翻潮就行了。

宋洋：希望明天是，更纯粹的我


宋洋36岁的时候提前进入了“不惑”，他指的是在表演上。

年轻时宋洋时常考虑观众喜欢什么，加之演员绝大部分时候处于被选择的被动处境中，“容易被整个热度或者浮夸的、名利的东西所影响，变得患得患失。”在那时候，他喜欢找和自身完全不同的角色，从人物最外层抓到两三点，便觉得自己在塑造不一样的人，还会得意于自我作为演员的可塑性。

但他慢慢意识到，这样的状态实在不纯粹，演员是一个给人极大成长助力的行业，在这过程中，改变是缓慢又无声无息发生的。

作家马伯庸对宋洋在《师父》中耿良辰一角印象深刻，宋洋饰演了一个暴脾气的车夫，从拜师学咏春到成为天津街头的传奇。有那么一幕，耿良辰腹部插着两把刀，向着天津的方向跑了五十步，在一大片荒草里，宋洋头发凌乱嘴唇苍白，流着血，但是眼神狠决，“一股执拗的倔气在里面，而且一直能够往下顶，我对这种人一直是心怀敬畏和仰慕”。

再后来到了《爆裂无声》，宋洋饰演的张保民丢了儿子，独自踏上寻子之路。因为张保民年轻时与人打架咬断舌头，宋洋没有一句台词，为了演好张保民，他观察在城市里的农民工，和农民攀谈、相处，直到混入集市完全认不出他。张保民击中了宋洋“骨子里面喜欢的英雄主义”，这个角色还为他带来了澳门国际影展最佳男主角的奖。


他已经不是七八年前的白面小生，在古装偶像剧中饰演不痛不痒的翩翩佳公子，他放下自己的偶像包袱，越来越喜欢复杂的角色，有时候不是那些角色留在身上，而是角色在发掘自我。

“所谓真正成功的塑造，就是（体现）一个正常人心里都有的那一面。这些可能特别隐，可能和你的生活毫无关系，但是你把这两面结合起来，找到一个能连接的桥，然后这样你和人物就连接在一起了。而每个人心中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自己。”宋洋说。

时至今日，他开始反思表演方式，反思不同的观看方式对演员分寸的把握，比如最近拍的几个小荧幕作品中细致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如果人们用二倍速去观剧又该保留哪些舍弃哪些，创作变得特别有意思。

宋洋变得越来越纯粹，和朋友之间的聊天也会不自觉往业务交流的方向发展，兴趣爱好也是坐下来看电影，连唱歌都很少去。

“就像我们少年时都说——当你不再意气用事了，不再一腔热血了，意气用事是贬义词，一腔热血是褒义词；当你做事情变得考虑周全，这是可褒可贬的词汇；但当你开始不再那么纯粹的时候，就到了一个你以前特别不喜欢的中年人状态。”他并不知道未来的他会变得如何，但他如此期待，好好坏坏。

抵死不改不是为了成功，

是为了让自己爽

EM：马伯庸刚才讲影视圈是浮华的，为什么会用这个词呢？其他两位觉得影视圈浮华吗？

史航：我在的影视圈是浮华的。因为我是为此而在这个圈，没有浮华，我在这干嘛呀。“浮”、“华”都是很美的词，“沉”下去总是不好的，“华”又是华彩。

马伯庸：我觉得这个圈子——当然我接触不深——里面什么妖怪都有，好像一个江湖一样。而且是以彰显自己的个性作为主流的江湖，那么彰显自己个性的办法就是要不断地去输出，不断地去表达。

宋洋：我觉得浮华对现在人的理解是中性词，往哪个方面理解它都是可以的。就像一部好电影，到底是哪一面的，得看看的人怎么想。

EM：比如史航觉得“浮”是好词，“沉”不是那么好的词。

史航：也不一定，比如说“沉着”，对吧？其实啊，一切词细想全是物理状态，然后被我们给强加成心理状态和伦理状态。我觉得最好的是周星驰有次接受采访，记者问他，您是那个后现代主义解构大师吗？周星驰很严肃地说：“我是，我就是那个后什么大师！”所以不管，只要你形容我全能担，你愿意形容我都是。要接受一切。

宋洋：接受，现在就接受。

史航：我就是那后什么大师，我就是那个宋某。

EM：三位是演员、影评人及作家，看待影视作品的标准会有什么差别？

宋洋：我最近在想一个问题：不同的表演在呈现上面是否能不套路化，你要重新出发。以前我会去了解观众的需要，我现在不会，因为我觉得不纯粹。越来越技术性或者理性地做出来的表演，我自己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了。去年底我去温哥华拍了一部小成本的戏，那是全美的剧组，有时候我对表演的要求稍微多一点——在国内我们根据一些戏的题材会有“样板”——导演就会非常奇怪，然后说不要太多了。就是摈弃工业化，由心出发。

史航：合适的时候做合适的选择。

EM：你会希望演员的表演更以大屏幕为信仰吗？

史航：比如宋洋演戏，马伯庸也在演戏，他俩演对手戏，风格、使劲力度都不一样。你说我喜欢哪个嫌弃哪个，就好像我是一个火柴盒上的磷皮，他俩轮流在划我，他俩都是火柴，谁划着我就行。我是观众，我等着你来感动我啊，所以我根本没有一个模式，划到就行。我觉得任何一个有模式的人，其实都是错过了上帝的一半礼物。

EM：那我们观众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作品？如果看到一些不好的作品受欢迎，你们会生气或痛心吗？

马伯庸：真正好的作品一定是先把自己感动，不可能观众喜欢什么样的我们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人擅长的事就这么多，一定是把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做得最好，然后把类似的人都筛选出来，吸引到身边来。

史航：我不痛心，反而很高兴，这一定是有意义的。“不好的东西”只要对他人形成一个审美满足，或是审丑满足，我都不介意。

马伯庸：现代人的相互原则其实就两条，一条是关我屁事，一条是关你屁事。我觉得每个人的审美最重要一点不是在于他自己的审美是什么，而是在于你不要去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别人。

史航：你知道还有第三句话吗？关屁屁事。为什么拿屁来说事，我们屁怎么惹你了？

EM：之前跟宋洋聊，说到了影人的被动，三位创作者觉得被动的时候是什么？

宋洋：我现在也不敢说自己一定不被动，但是我是不是让这个被动带给我痛苦，还是说这个被动带给我动力？

史航：被动啊，你就会更珍惜，就跟失恋一样，你第一次恋爱，看着她，她就跟你走，你绝不珍惜。

马伯庸：出版社会提出意见。举个最简单例子，《长安十二时辰》写完以后他们提了一个要求：把男主的眼睛变正常，因为他是个独眼。这样后期如果拍成影视剧的话，跟演员好谈。我说影视剧怎么弄，你们自由发挥没问题，但是我小说里这个人是独眼很帅，有气质。因为角色本身就身受重伤，身上要有一个重要的痕迹。提出这个意见看到之后，一半会从谏如流，另外一半就是抵死不改。

EM：那抵死不改的就能成功吗？

马伯庸：我觉得不是在于成功，而是在于让自己——觉得爽。

EM：最后，三位有没有要对现在年轻同行说些什么？

史航：我对我的群演朋友们说，接戏要学会看剧本，尽量演一些被杀死的角色，往往不容易被剪掉。

宋洋：我想对演员朋友们说，这个行业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就山崩地裂，大起大落的。希望大家不要沉浸在这里面，不要患得患失，那样很痛苦，会变成这个行业浮躁光环下的奴隶，还是保持饥饿感地多学习。

马伯庸：我对新入行的作家朋友只有两个建议：第一，找一份正经工作，把写作当成一个业余爱好，这样不容易腻；第二，写的时候勤存盘，这非常重要。尤其是要云盘存一个、U盘存一个、硬盘存一个，存三种。

摄影：王海森

采访、撰文：孟依依

编辑：何叶

造型：EL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