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月落荒寺》：格非长篇小说的叙事秘密

经目之事，犹恐未真。天边高悬的圆月，也许不过是隔壁投影仪打在墙上的一个幻影。

故事发生在当下的中国。主人公林宜生是在北京五道口某理工大学任教的老师，以他为中心，大学同学周德坤夫妇、好友李绍基夫妇、赵蓉蓉夫妇等八人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朋友圈。然而，在貌似平常的日常交往背后，隐没在深处的人物关系却远不似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

一边是以自由之名离开的发妻白薇，一边是在落魄时匆匆出现在生命里又匆匆离去的神秘女人楚云。眼前的琐碎是实，天边的圆月是虚；目睹的人事为假，耳听的乐曲为真。“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庸常的人际交往在填塞日常生活的同时，也不断架空林宜生作为人存在的本质意义。

何为真，何为假？一段蝶化庄生的末世余情，来如春梦，去似朝云。格非新作《月落荒寺》的标题来自德彪西的名曲，具有东方禅意的名作曲目背后，是烟霞散尽的人生迷思……青年作家林培源从格非长篇小说的叙事角度评析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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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长篇小说《月落荒寺》（《收获》2019年第5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9月）的叙述肇始于日常生活中闲逸与死亡场景的并置：四月初的一个下午，一对中年男女（林宜生与楚云）准备穿过小区到马路对面的茶社喝茶，此时街上的十字路口刚刚发生一场车祸。车祸的惨状、死亡的残酷并没有扰乱主人公的闲情逸致，在名为“曼殊沙华”的茶社里，他们与茶社丁老板就遍栽的西府海棠发表了各自看法，丁老板得意地讲述“曼殊沙华”的来历（茶社由一名北大哲学博士赐名，“曼殊沙华，乃是《法华经》中的四大祥瑞之一，也被称作彼岸花，在小津安二郎的同名电影中，彼岸花意为‘纯洁而忧伤的回忆’，很美”），但在楚云眼中，曼殊沙华不过是“石蒜”，乃寻常之物，按照迷信说法，是不吉利的；接着，叙事镜头切入茶社院内墙角的一株百年垂柳（“长满树瘤和藓衣的枝干上绑着四五个白色的输液袋”，“看上去，这棵老树就像是一个浑身插满了管子，处于弥留之际的病人，正将体内残存的最后一丝活气逼出来”）；精准的场景细描，将人物幽微心绪烘托出来。待到服用了抗抑郁药（“丙咪嗪”）的宜生陷入睡梦时，楚云则消失不见了。

《月落荒寺》的第一、二节，就在这样一种既娴静又阴翳的氛围中铺陈开来。这是小说家抛给读者的第一段“线头”，在倒叙林宜生与妻子白薇失败的婚姻、和儿子紧张的关系以及他跟楚云的相识经过之后，“线头”背后繁复的叙事迷宫方才缓缓开启。现在我们知道了，宜生原籍苏州，南京求学十年后毅然北上，现为北京一所理工科背景的大学的哲学教授（在学校讲授“马原”和“毛概”），尽管授课颇受学生欢迎，但他并无任何成就感；直到进入新世纪，在商业浪潮和“传统文化热”推动下，林宜生才咸鱼翻身，利用自身的学科和知识优势，到全国各地讲课，挣得盆满钵满。

很显然，宜生出场的形象，即是栖居高校又与外部的商业社会唇齿相依的一名高级知识分子——物质得到极大餍足后，潜伏的精神危机显露出来。终于，繁忙的授课使宜生付出了惨痛代价：妻子白薇出轨，与加拿大人派崔克（Patrick）远走异国，留给林宜生一段无法修补的破败生活，更棘手的是，儿子伯远不服管教，宜生苦口婆心的说教、知识的优势在正值青春期的伯远面前毫无用处。面对种种生活的困境，“人到中年，伤于哀乐”的宜生根本无能为力。楚云的到来看似顺其自然（填补宜生因离婚而空缺出来的伴侣位置，进入宜生的家庭生活），然而，这位身世不明、迷雾般的女子，却给宜生鸡零狗碎的生活埋下了更大隐患。

《月落荒寺》动用了格非对电影、古典音乐以及小说叙事的娴熟掌握。宜生与楚云的首次会面选在一家周末定期放映先锋电影的咖啡馆：伯格曼的《犹在镜中》与塔科夫斯基的《镜子》给宜生造成一种亦真亦幻的错觉（“由于这两部电影都涉及‘镜子’这个隐喻，不同的故事情节，在他的记忆中常常纠结在一起”），而楚云留给他的两句白居易的诗“即使如今不是梦，能长于梦几多时”（出自白居易《疑梦二首》）也增添了梦的虚幻气息。即使不去深究诗的来历，诗句本身的怀疑语气，已将笼罩楚云的那团迷雾烘托得尤为浓烈（“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两句诗，给他[林宜生]心底不时泛出的一圈眷恋的涟漪，提供了伤感的氛围”）。

直到这里，叙事者依旧耐心十足，在抛下线团请君入瓮的间隙，他轻轻荡开一笔，为我们细致敷陈出林宜生周遭一帮朋友的群像：心脏病发猝死的查海立及其遗孀赵蓉蓉；告别新闻行业投身艺术策展的商人周德坤与妻子陈渺儿；仕途受阻、先后沉迷书法、茶道、佛经的官员李绍基和妻子曾静；“骨灰级”古典音乐发烧友、《天籁》杂志的总编辑兼乐评人杨庆棠……这些人物或在场，或缺席，都在小说第9、10节所叙述的一场茶会中“露面”了。周德坤家举办的这场品茗会精彩至极：工笔细描，详略得当，各色人等的言行举止、审美品味乃至性情脾气，皆跃然纸上。这一情节颇有《红楼梦》中“芦雪庵联诗”的笔意——事实上，《月落荒寺》中身为弃婴的女主人公楚云，其身上所透露的悲苦、神秘乃至超脱世俗的一面，都有红楼儿女遗风——更为关键的是，这两节是整部小说的一个“关要”。小说正是经由品茗会，第一次带出“月落荒寺”的题眼。这首来自德彪西《意象集2》的曲子在楚云和杨庆棠的谈论中出现得如此自然。当我们将这场品茗会视为“雅集”时，它切切实实地在细节中见真章：

“这首曲子的的中文翻译，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庆棠认真地回答说：“有译成‘月落古寺’的，有译成‘月落古刹’的，也有译作‘月落禅寺’的，比较通行的译法是‘月落荒寺’。我倒更倾向于将它译为‘月照萧寺’。”

楚云想了想说，相比较而言，她还是觉得译成“月落荒寺”稍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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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小说的主题呼之欲出又半遮半掩，“宜生从未听过德彪西，可不知为什么‘月落荒寺’四个字，听上去竟是如此耳熟”。借他者之目光，林宜生得以再度忖度和打量楚云（“看来，楚云的知识面并不限于日本俳句、白居易和帕斯卡尔。到目前为止，林宜生对楚云的过往经历，尤其是在山西的生活，几乎还一无所知。”）这里，“月落荒寺”既是意象和象征，又在情节上，为后文林宜生回忆起他在黄山与赵蓉蓉非比寻常的关系埋了伏笔——原来，困扰宜生多年的沉重道德负担来源于他和赵蓉蓉差些发生的肉体关系。在宜生的回忆中，“如此耳熟”的“月落荒寺”竟是曾置身其中的真实场景：

溪谷对面有片竹林，竹林边有座颓圮的寺庙。一弯新月在黑黢黢的竹林上方露了脸。月光静静地洒落在荒寺的断墙残壁上，四周一派沉寂。

这是小说第45节，“月落荒寺”第三次出现。此前的第39节，小说篇幅过半，杨庆棠为组织正觉寺的中秋音乐会，特地选中了这首德彪西的曲目，这是“月落荒寺”的第二次重复；第四次重复则发生在小说结尾——正觉寺的中秋音乐会如期举办。“月落荒寺”从古典乐曲目和宜生的记忆中脱胎换骨，变成真真正正的“现实”。以上不过是小说在意象和场景上的局部“重复”，此外，从叙事整体和故事时间的衔接来看，小说还埋伏了另一个“巨型”的结构重复：即小说第35节对第1、2节情节的重现。

在这里，小说开端穿越马路到对面茶社喝茶的男女主人公，再度现身，车祸照常发生、西府海棠和百年垂柳次第进入文本，小说家精湛的笔力开始有了四两拨千斤之势。在过半的篇幅里，整部小说的时间被拦腰斩断，形成对折的夹角：叙事时间完成了首次闭环，同时，故事时间朝后打开。打个更形象的比喻，小说在爬了一段上坡路之后，达至其张力、结构的顶点，接下来摆在小说家面前的挑战，是补足楚云失踪后留下的叙事空缺——这是格非在先锋时期即熟稔于心的看家本领，瞻前顾后、运筹帷幄，在抛下纷乱线头的同时巧妙地将它们牢固地攥在手中——作为一个缺席的存在，楚云即使失踪了，始终像个阴影一样盘踞在宜生心头：失踪后的楚云去了何处？她为什么不告而别，失踪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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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重复手法的使用，《月落荒寺》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技巧，即“互文”的大量出现。作者的叙事意图、对世界的观察和批判性的反思，隐藏在行文中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片段中。

回到小说第20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楚云对宜生交托自己的身世谜团：原来楚云是个弃婴，“楚云”的名字，来自算命先生“暧昧而深奥的判词”：楚云易散，覆水难收——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何楚云对“命运”（即帕斯卡尔所言的概率）如此痴迷，笼罩其上的愁苦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养父养母过世后，楚云与哥哥相依为命，哥哥成人后成为黑社会首领（借开酒吧之名，行受贿“替人摆平难局”之实）。至此，隐藏在《月落荒寺》背后的谜团进一步揭开。熟悉《隐身衣》故事的人，读到此处怕是会会心一笑：因为实实在在的，《月落荒寺》和《隐身衣》互为“潜文本”，二者如同故事开篇的镜子隐喻，唯有将它们并置对读，才能窥探小说家杰出的叙事能力和野心。

如果说《隐身衣》聚焦于出身底层、深陷婚姻危机又无意间卷入中产阶级世界黑暗面的音响师傅老崔，那么在《月落荒寺》中，原为主人公的老崔、蒋颂平等则退居幕后，变成一抹淡淡的影子（老崔自始自终都没有正面出现）；原本藏在《隐身衣》故事中毁容的神秘女子，则在《月落荒寺》中频频现身，她与丁采臣神秘的关系也随之水落石出。《隐身衣》叙事中的沉默，于《月落荒寺》中发声，但这次，小说家的触角伸向了更为广阔的知识和社会阶层：作品中几处关键片段出现的诗词、谶语、佛经、绘画和音乐，仿若万花筒中炫目的彩片，给这部小说添上了迷离的光。

小说中有几处重要的互文必须在此点明：第一，身为哲学教授的林宜生在楚云失踪后，无意间翻阅了卢卡奇（Ceorg Lukacs，1885－1971）1965年的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

时间看起来已不再是人们赖以行动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客观环境和历史环境，它被扭曲成一股使人感到既沉闷又压抑的外在力量。在不断消逝的时间框架内，个人在堕落，时间因此成为了无所顾忌的无情机器。它摧毁、废除、毁灭所有个人的计划和愿望，所有的个性以及人格自身。

第二处重要互文，是周德坤创作的美术作品《深渊大饭店》；熟知卢卡奇理论的读者不难发现，《深渊大饭店》所指，正是卢卡奇《小说理论》序言（1962）发人深省的一段话：

德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搬进“深渊大饭店”了……一个富丽堂皇、处在深渊、处在虚无和无意义边缘的饭店。在精美的膳食之间或风雅的娱乐之间，每日注视着深渊，只能强化精妙的舒适享受所带来的快感。

小说家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架设机关，定有他独特的叙述意图。对《月落荒寺》的故事而言，谜团的抛掷和揭开，不过是河面上一层薄薄的浮冰，真正涌动着的，乃是浮冰之下暗涌与激流。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将小说中宜生与老贺的科学家父亲之间的问答挑拣出来，作为例证。面对科学家的疑惑（“文学作品为何总是描摹生活的负面和阴暗”），林宜生再提及萨特1945年于巴黎的那次著名演讲后总结道：

生活从来都有两种。一种是自动化的、被话语或幻觉所改造的、安全的生活，另一种则是“真正的生活”，而文学所要面对的正是后者。

这些引语的出现，只占据极小的篇幅，但对整部小说而言，又极其重要。到了这里，“时间”“深渊大饭店”和“真正的生活”，三者终于联结起来，拧成一股牢固的缰绳，将那匹狂奔的野马紧紧勒住。对楚云来说，时间等同于危险的、不确定的“命运”；对林宜生、周德坤、李绍基、杨庆棠等而言，不论是作为知识分子、官场中人、商业精英还是艺术家，都要面对现代性这台巨大的时间机器。

《月落荒寺》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在有意无意间地追求一种“自动化的、被话语或幻觉所改造的、安全的生活”（财富、名和权力），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将自己逼进了一座“富丽堂皇、处在深渊、处在虚无和无意义边缘”的“深渊大饭店”，“在精美的膳食之间或风雅的娱乐之间，每日注视着深渊”——这成了无法解开的悖论；楚云则代表了复杂生活的另一面向，在《月落荒寺》中，她是着墨最多的人物，其形象也因此最动人。我们很难说楚云的归属（“隐身”）便是林宜生所谓的“真正的生活”（林宜生毕生都在追求一种“纯洁人格”，楚云是其理想的投射），不过散落在小说内部一处看似不起眼的“互文”——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的小说《抄写员巴托比》——则为我们思考“真正的生活”提供了切口：面对机械化的科层制和无以复加的繁琐工作华尔街的抄写员巴托比选择了拒绝和不合作的姿态（读者大可将巴托比身处的华尔街视为西方社会巨兽般的盛期资本主义[high capitalism]的隐喻）；换成《月落荒寺》的语境，人物面临的，即是时代和社会飞速发展带来的两难处境，它们恰如故事中出现的那把“钢针”，猛地扎进（以林宜生为代表的）知识阶层脆弱不堪的精神世界里。

现在，请允许我引用托多罗夫对亨利·詹姆斯的一段评述作结：“确切地说，亨利•詹姆斯叙事的秘密是存在一个根本秘密，一个无名因素，一股不在场的强大力量，用来推动整个在场的叙事机器向前运行。詹姆斯的创作具有双重性，而且表面看是矛盾的（这才使他不断地重新开始）：一方面，他动用一切力量解释隐身的本质（引注：请注意隐身一词），揭开秘密物品的面纱（引注：请注意《隐身衣》和《月落荒寺》毁容的女主人公始终紧裹面纱）；另一方面，他不断远离这一切，保护它——直至故事结尾，甚至让它永远是个谜。”（[法]茨维坦•托多罗夫《散文诗学——叙事研究论文选》，侯应花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这既是亨利·詹姆斯叙事的秘密，也是格非小说叙事的秘密。作为作者和叙事人，《月落荒寺》中人物的命运，朝着与小说的叙事意图全然相反的方向飞奔而去，其结构张力正由此而生。可以说，无论是《隐身衣》还是《月落荒寺》，遍布故事细节中的那些疑惑、恐惧、犹疑和追问，最后都共同指向一个形而上的“大哉问”：“何为真正的生活”？来源：深港书评（微信公众号）　|　林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