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皓晖：捡回我们失落的历史遗产

创作《大秦帝国》的作家孙皓晖来济南参加首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讨会”，并作为主讲嘉宾作了《先秦文明对于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的报告。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再次用全身心的力量为“大秦帝国”奔走呼号。

近代以来，国家救亡图存的历史，让我们想起了秦人时代的大争精神：纵横天下、统一国家、传播文明、居于世界文明的中心。孙皓晖说，想起这些让我觉得更应该把那个时代的精神焕发出来。

孙皓晖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作者。剧版和小说版“大秦帝国”的火爆，再加上线上游戏的开发，文创产品的酝酿，用时下流行的“IP”来形容丝毫不为过。

“大秦帝国IP”之热只是说明受众和市场对作者那份对大秦帝国“崇拜”的认同。这份“崇拜”是如何产生的?恐怕还得从作者那里寻找。8月份，孙皓晖来济南参加首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讨会”，并作为主讲嘉宾作了《先秦文明对于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的报告，记者随即与他进行了对谈。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再次用全身心的力量为“大秦帝国”奔走呼号。

“‘大秦帝国’成为IP，没想到”

8月，随着孙皓晖老先生来到济南，一个让人颇为称奇的合作计划“浮出水面”——他正与山东一家出版社合作，合力打造“大秦帝国”线上游戏。合作的细节，双方不便透露。但从图书到游戏产业，合作双方都是“跨界”，对此“讳莫如深”，显然颇为谨慎。

但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就是——“大秦帝国”突破了图书和影视剧的范畴，开始向更为广阔的文化产业领域进军，而这个领域，瞄准的是更具有活力的年轻人。

“跨界”的底气，来源于小说出版二十多年来，依然不破的口碑和热度。

《大秦帝国》小说共6部：《黑色裂变》《国命纵横》《金戈铁马》《阳谋春秋》《铁血文明》《帝国烽烟》，500余万字，全方位展示了秦国从生到灭的历史进程。电视剧已拍摄播映4部。其中口碑“爆棚”的一部《大秦帝国之裂变》，在网络播放平台的播放量超过两亿，最多的一集收到近两万条弹幕。

而小说《大秦帝国》也因为4部同名电视剧的热播而畅销，一版再版，不同出版社也有不同的版本，修订版、插图版等等，最新的是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版。

孙皓晖老先生在提笔开写《大秦帝国》的1993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些。痴迷于“大秦”，1998年，孙皓晖甚至辞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的职务，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大秦帝国》系列小说创作中，2008年4月，终于出版了这部504万字的鸿篇巨制。

从开始创作《大秦帝国》，和大秦绑在一起已经26年了。如今七旬，头发花白的孙皓晖依旧在为自己心目中的“大秦”奔走：不断回应大家对于他“美化暴秦”的质疑，不断挖掘整理那段历史力求为其“正名”，成立自己的影视班底打造新的影视剧……

与历史评判中常见的“暴秦论”不同，孙皓晖切入秦的角度，是重现那个有大争气象、铁血精神的时代。这让喜欢这部小说的人热血澎湃，但“美化”秦的质疑也一直没有消失。对于这个质疑，孙皓晖坦然面对。

“我不讳言自己对大秦的热爱。”在小说序言中，他说创作《大秦帝国》的信念根基是“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这样的大帝国是独一无二的”，他甚至直言“我对大秦帝国有一种神圣的崇拜”。

挚爱之深，让他不允许出一点“差错”。当电视剧的第二部、第三部口碑遭遇“滑铁卢”，他像疼爱自己孩子的父母那样“挺身而出”。

“《大秦帝国之纵横》《大秦帝国之崛起》反响平平，这两部都拍得很不理想，不理想的主要原因是：和原著背离太大了。”孙皓晖说，《大秦帝国》第一部是他编剧的，第二部开始以后就没有参与。电视剧第二部和第三部和《大秦帝国》原著的故事重复率不足10%，这不仅对历史实体是一种扭曲，对小说《大秦帝国》也是一种扭曲。

“不表现那个时代的铁血精神，而是腻腻歪歪地写宫廷阴谋，恰恰违背了我们的价值观。”孙皓晖直抒胸臆。和剧方合同到期后，为了还原这部他心目中“精神本位”的作品，孙皓晖“亲自上阵”改编剧本，还原他心中的“大秦”，让历史正剧回归荧屏。

“现在的古装剧，有些是肥皂剧。”孙皓晖认为，中国电视荧屏上的古装剧充斥着宫斗、阴谋论、多角恋等等，更多是肥皂剧。而“历史正剧”最重要的使命是积极正面的价值观。

如何判定“历史正剧”，孙皓晖认为：“从故事框架上来说，至少所写的70%左右的历史要是真实的。如果我们号称是历史正剧而写的是一半虚构一半真实，那就不叫历史正剧。其次，历史人物要真实，我们必须尊重史书和考古所发现的一些东西，这个人物他的籍贯是哪里，他的出身是什么，比如说他出身贫寒，我们不能写成富有，这些必须是真实的。”

创作《大秦帝国》是要拨开历史的烟雾

在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春秋末年，面临亡国之祸的秦国于列强环伺之下，从秦孝公开始，筚路蓝缕，变法图强，经过几代君臣的不懈努力，最终扫六合而一统天下，却又盛极而衰迅速灭亡。

孙皓晖从商鞅变法开始写起，一刀下去，庖丁解牛，逐步构建起战国时期三百多年的历史框架，格局不可谓不大。而其中秦的崛起兴衰，其中人物的生离死别，更是牵动人心。

《大秦帝国》前后耗费了16年时间。每当回忆起这部帝国兴衰史的创作过程，孙皓晖都充满感慨。

“从1993年秋天算起，我的《大秦帝国》创作生涯以1997年为分水岭，在此之前，我主要在创作136集的电视剧本。”孙皓晖说，1997年因为要去甘肃实地考察有关秦帝国的相关资料，在兰州住了一年。在那里完成了电视剧本136集的收尾工作，并开始准备写作《大秦帝国》中关于秦始皇的内容，这部分是全套图书的重点章节。1998年后开始着手图书《大秦帝国》的创作，一直到2008年4月，《大秦帝国》全套图书出版。

所有的历史叙事都是当代叙事，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写作受现实驱使。用小说的笔法来写历史，也逃不开这个定律。对历史的挖掘，源于对现实的思考。孙皓晖说，最大的社会危机是自我危机，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文明产生了自我迷失，是很危险的。近代史以来，国家救亡图存的历史，让我们想起了秦人时代的大争精神：纵横天下、统一国家、传播文明、居于世界文明的中心。想起这些让我觉得更应该把那个时代的精神焕发出来。

孙皓晖自认为，对这种社会危机的认识相对清醒、相对自觉。这种危机状态必须加以克服，我们要从历史传统去寻找信心。未来没有成为现实，不能空想，要恢复信心，就得回到历史，看我们的祖先跋涉过怎样的高山大川，经历过怎样的危亡、危机。要知道，今天的危机并不比过去的危机严重多少，我们为什么没有信心了呢?

“这个理念要传达给社会，由历史的事实反映出来，就得通过作品来实现。也就是在这一理念的支撑下，我写了《大秦帝国》。”

可能因为很早就从事法律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孙皓晖就开始研究中国法制建设，随后在西北政法大学、西北大学先后度过了十余年的法律教师生涯，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时出版了《金色的农业帝国——中国经济法制史》。

在历史的烟雾中，孙皓晖找到了一个特别的蹊径来解释秦帝国的文明体系的精义：法治。他认为，如果没有进入法学领域，对秦的认识肯定不会完成第一个理性评判——秦帝国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东方帝国，是创造了一整套不朽文明体系的大帝国。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这样的大帝国独一无二。秦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上唯一的一段古典法治社会。秦国横扫六国，秦代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可用八个字来概括：统一文明，法治社会。

以“法治”释秦，这无疑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观点，《大秦帝国》小说和电视剧都因此引起了很多质疑。按照现代的法学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西方的法学观念，“中国哪里有过法治社会?”

对此，孙皓晖并不认同。“战国法家所提出的性恶论、司法决定论、底线论和国家信用论，本质是什么?它们又为中国法治文明奠定了怎样的理论基础?战国时期的普遍变法又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实践?”他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其实都会指向“秦统一中国文明，它最大的历史根基就是法治社会，它是以法治社会的理念统一中国的，而在统一文明中，最大的、最实际性的工作就是把秦法推向全天下，构建法律秩序。

“为秦正名”，作为基于澄清历史烟雾而创作的一部文学作品，人们自然有理由认为它是理念先行的。因此，对于小说中过于美化商鞅等历史人物、个别人物脸谱化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孙皓晖对此十分坦然：“《大秦帝国》就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文以载道，我赞赏这种精神。文若无道，人何以堪?”

《大秦帝国》塑造了超越以往小说的群像人物。按照电视剧的统计，每部70个人物的话，6部就有四五百人。孙皓晖说，从写法上说，《大秦帝国》在史料上七分实三分虚的处理方式和《三国演义》是一样的，有虚构的方面，但并不是主要的。

《大秦帝国》的魅力在于对于雄厚历史的叙述。有网友统计，《大秦帝国》中关于知识性的叙述大约有100万文字，如果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叙述去渲染气氛，营造时代的氛围，读者就不会感到这才是自己心中的战国时代。

“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当你把《大秦帝国》当做历史去读时，它充满了文学，当你把它当做文学去读时，它充满了历史。”孙皓晖说。

捡回我们失落的历史遗产

满天璀璨星斗，点亮浩瀚苍穹；各族文化交融，孕育中华文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思潮流派纵横，气象万千。来到山东，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孙皓晖十分感慨，他反复提起：应该肯定多元思想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多事之时，大争之世”；“凡有血气，皆有争心”。韩非子和晏子的这两句话，可谓战国时代精神的极佳概括。而孙皓晖笔下的秦帝国时代，创新者存，保守者亡，涌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变法高潮，催生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不断变革，使得中华文明的涓涓细流全面汇聚、重新融合、强力锻造而开创出波澜壮阔的文明正源，使中华文明达到了此后两千年无法企及的高峰。

“我深切感受到深度发掘秦帝国历史精神，重现那段遥远而辉煌的历史对于当今时代的精神价值。”

“我们不能根据编写史书的个别理论家们所作的历史评价去认识这一段法治社会，而是要根据历史实践所产生的效用去判定它。”孙皓晖说，秦朝对于法治理念的阐述和法制框架的构建是十分明晰的，比如，在商鞅的《商君书·画策》里，把司法本位说得非常明白。“国之乱也，非法之乱也”——国家的动乱不是法律造成的，法律永远不会要求动乱无序；“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这是一句哲学式的论述，是说任何国家都有法律，但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制定出一套使法律能够自动运行的法律，法律是由人和国家权力机构组成的国家机器来完成的；法制能否贯彻，关键在于实际运行，而不是仅仅制定出来就足够了。所以，商鞅最后的结论是“法必明，令必行，至矣”——法律能得到全面贯彻，法令制度能够真正在实践中得到执行。

“商鞅的司法本位理念及秦帝国的司法本位实践时期，西方还是古希腊后期与罗马帝国初期。秦代的法治理念与历史实践，比同期西方国家不知发达了多少。面对这样的历史真实，还要说中国没有法治的历史根基，这合适吗?”孙皓晖略有些激动地说，在秦帝国灭亡之后产生的历史烟雾，在对秦帝国的抹黑中，这些历史真实，都被完全忘记了。我们现在要把它发掘出来，作为我们一种优秀的历史传统，是完全符合历史实践的。

“我们要捡回我们失落的历史遗产。”孙皓晖说。

事实上，现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被“神化”的古希腊文明，其实“水分”也非常大，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自己搞“造神”运动，有些历史发现很难站得住脚。但是欧洲刚兴起的一些帝国迫切需要给自己找一个“好祖宗”，大肆包装古希腊文明，拔高到整个西方文明的“老祖宗”。在这种强大的宣传下，古希腊文明也演变成今天人们心中西方文明的源头。

孙皓晖认为，《过秦论》是中国历史上关于秦灭亡之经验教训的非常重要的一篇历史论文。但是，就历史实践而言，贾谊的《过秦论》对秦帝国的评价还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面。《过秦论》最后的结论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从根本上否定秦政——仁义不施，是秦政暴政论，而秦帝国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在文章里面并没有作深刻论述、具体的解读，只是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大而化之的、可以作多种解读的、立足于攻守策略的回答，比较笼统。

“秦之灭亡，我在《大秦帝国》中作了诸多方面的论述，我将秦灭亡的原因总结了八个字：求治太急，善后无方。”

也就是说，秦统一中国以后，还没有治理统一大国的经验。第一次统一这么大的国家，普天之下，制度归一，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危机是什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假如秦帝国统一中国后，能达到后世产生的巩固政权的政治经验与自觉性，那么秦帝国就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气象。

■ 记者手记

写让年轻人感兴趣的作品

一头白发，眼神锐利，精神矍铄，一开口滔滔不绝。只听声音，你绝想不到这是一位七旬老人。

孙皓晖有很多头衔，最常见的是“中国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其次是“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中国文明史研究院院长”……还有一个提及得不多，“老秦”。

孙皓晖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西阳镇，这里是曾经的早期秦国的核心地带，所谓的“老秦”之地，离秦国最早的国都栎阳（今阎良区武屯镇关庄村一带）只有数十公里。秦国修建的郑国渠（今泾惠渠），至今还从他家门前潺潺流过。据说，当年，每逢灌溉，生产队会派出有经验的老人，带着他们一群少年巡渠入山。沿途露宿，老人们便说起许多与秦、汉有关的掌故。

毗邻家乡的美原镇，又是秦国大将王翦的故乡，孙皓晖说，年轻时每次去那儿拉煤、走亲戚，也会听到许许多多关于秦朝的故事。

老秦和孙皓晖的生命有一种血脉的联系，哪怕千年之下，依然剪不断。所以他讲“中国文明的正源”时充满了回忆式的激情：中国文明史的博大汪洋陵谷交错，其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无数沟壑、黑洞与变形，使每个力图遨游其中的探索者都为之浩叹。当我以十六年时光，一叶扁舟潜入又浮出伟大的原生文明时代，蓦然回首，潮涌心头者，我族文明恒久不灭之精义也。

秦距现在时间久远，史料存留也少。孙皓晖却用500多万字的浩大篇幅去写这部小说，除了民风民俗、乡土人情长时间的滋养，更多的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判定了秦在文明史的地位，敬仰它伟大的创造力和文明遗产。这是一个让我们既热爱，又敬服的时代。”

“女性角色在这部小说中出现得比较少，是否都有历史参照呢?”对于记者的提问，孙皓晖说，现在市场上流行大女主戏，相比来说，他的作品里都是男人戏居多。但也有比较鲜明的女性角色，大多是虚构的情节，用以推动故事发展、衬托男性主要角色。

记者留意到，《裂变》这部剧里比较鲜明的女性角色是荧玉公主，是商鞅变法的坚实拥护者。秦孝公派密使去魏国打探消息时，荧玉公主自请为侍卫随行；太子犯法时，商鞅让公主将公子虔请回来时；与商鞅大婚后，决定去找被放逐的太子时……这些细节完美地刻画出这个秦国公主的性格：国家有难，即便为女儿身也要挺身而出，护法有难，即使是自己的亲哥，也能做到大义灭亲；兄长重病，为兄长寻儿寻妻；爱人身陷囹圄，急于奔走以至于呕血白发……

这种女性角色是不是过于完美，契合男性的想象?面对记者的提问，孙皓晖表示，中国历史详细写女性人物的作品很少，秦代的女性有着很独特的情感处理方式，在这方面虚构较多，也是为了弥补历史上的断点。

“让我特别欣慰的是，现在大家对秦的认识有变化。”孙皓晖说，在全国历史学界和人文领域，对秦的认识更正面了。《大秦帝国》如果能激起读者对战国精神与战国性格的重新思索，对“大争精神”和“阳谋”风格的重新审视，对中国文明正源和秦帝国千秋功罪的重新评说，那么，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现在图书市场上有很多历史题材的小说，质量参差不齐，不少还有硬伤，孙皓晖对此十分气愤。他说，中国历史小说的创作，最主要的问题是两方面：一是创作理念的阴谋化、卑俗化，二是历史观的陈腐性。技术层面的问题当然也有，比如作者的学问功夫到底怎样，但这还不是主要的。历史小说的轴心内容在于政治生活，而我们对政治生活的理解太片面，无阴谋权术不成政治，无宫闱秘史不成人物。这样的历史小说，完全是作者基于所谓“发掘人性的阴暗面”的理念导致的。

最近几年，调侃历史的流行读物逐渐成为畅销书榜上的常客。比如“漫画”史系列，很受年轻人欢迎。孙皓晖说，如果一部作品不能让年轻人感兴趣，那肯定不是一部好作品。历史是靠年轻人去传承的，未来是靠年轻人去创造的。

“戏说历史是这个时代解读历史的新方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好的，它轻松幽默，读者容易接受。但这些读物有个共同的缺陷，就是没有自己的史观，纯粹从事件的意义上来幽默地调侃，说一些历史掌故。但这背后，想体现什么?想给我们提供怎样的思想资源?如果作品没有这样的价值意识，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是不可能长远地站得住的，就像是朵浪花，过去了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这类流行读物应该注意这些，就更好了。”来源：大众日报　|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