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雪涛：作家都是独个儿的那个人

2012年，王海鑫接到好友双雪涛从沈阳打来的电话。“辞职了”，对方长叹一声，好像终于解脱了。王海鑫心想，也许对他来说上班还是有所限制，说，辞了就辞了，加油吧。

一个多月前，双雪涛电联在北京的王海鑫，犹豫自己要不要辞职。王海鑫有点意外，问：“有什么准备吗？”双雪涛说，自己在台湾拿了个奖，几家杂志、出版社也找自己约稿。“好像有些信心了”，但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在文学上走出条路来。王海鑫听罢，觉得还是兼职写作好，毕竟收入稳妥，好歹有条退路，辞职这事有赌博性质。

双雪涛成了单位近年来唯一辞职的人。这是一家省级银行，双雪涛每天穿衬衫上班，红白喜事从未缺席。工作五年，双雪涛最怕的东西是闹铃，曾想象过外星人入侵地球，这样自己第二天就不用上班。辞职以后，双雪涛没心思想别的，只觉自己解放了——为了能好好写小说，必须得到最低限度的自由。

2016年，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的出版让双雪涛走进大众视线，“迟来的大师”被印在腰封上，这句宣传语很快被媒体轮番引用。当年，另外两篇旧作得以先后出版，双雪涛一口气出了三本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给了双雪涛最具潜力新人奖。

写作的快乐



大众熟知的故事是：当同辈80后作家早已崭露头角、愈发成熟，甚至在写作上经历着转型，双雪涛还在银行当贷款经理；而到了2015年，一通来自人民大学的电话让双雪涛买了张火车票，从沈阳到人民大学读创意写作硕士，一脚踏进文学场。

出版人王二若雅第一次看到“双雪涛”的名字，是《平原上的摩西》作者署名。此人文风冷峻，文学性不必说，人物塑造颇为丰满，故事、结构、语言各项能力没有短板，当代青年作家里，算是有辨识度的。一沟通，对方一口东北味普通话扑面而来。

作家赵志明第一次见到双雪涛本人，是在朋友的家宴上。他眼中的双雪涛是当仁不让的“酒司令”，乐呵的时候嘴咧得很开，开玩笑的时候眼光在镜片后闪烁。编辑春明和双雪涛接触不多，总觉得那双镜片后的眼睛在观察着什么。

2019年八月下旬，双雪涛新书《猎人》发布会，读者挤满会场，站在最后靠墙的男孩拿起话筒对双雪涛说：“你以前写的书我拿给我爸看，我爸用东北话说，哎哟我去，整挺好啊！以后这小子再出书你拿回来我瞅瞅。这回买了《猎人》给他，他说味儿不对了……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双雪涛点点头：“首先谢谢你和你爸，这个味变了形容得挺准确的，配方有点调整。”调转话头，“最大的难度其实是我要把这个小说要想清楚，小说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要）写什么，干什么。”

《猎人》动笔两个多月前，双雪涛写作九年来第一次遇到作品“夭折”。此前，双雪涛设计了个让自己“特别得意”的结构，想写部长篇小说，写了七八个月，没达到自己的要求，只得停笔。

这是双雪涛开始写作后停笔最久的日子。不动笔的时候，双雪涛喝酒聊天、踢球、看电影，或一个人骑自行车，到北京朝阳区酒仙桥附近叫驼房营的公园，看人蹲着下象棋。好友王海鑫说，双雪涛是个玩得尽情的人，常常踢球从下午踢到天黑，喝酒聊天能聊到后半夜困得睁不开眼。但这次，双雪涛想玩却无法放松，不动笔又感到手痒。终于在某天坐在桌前，打开电脑，想敲出点写作的快乐。

小说名为《女儿》，是《猎人》的首篇，写的正是一个作家的精神世界。写法、结构都显出崭新的意味。结尾，双雪涛写道：“幸福，像洗澡水一样把我浸没。”

第二天开始，双雪涛回到了写小说的生活，只是那种以前的写作习惯已经改换。以前，写小说像倚着车床等待成品，只要踏上履带，自己就往前走。现在愈发艰难，经常为一两个句子走来走去，觉得脑袋可以顶破房顶。

十五个月过去，双雪涛写到第十一篇短篇小说《杨广义》，特别顺手，只剩一千五百字的时候压着没敢动笔，怕一写完快乐消失。硬着头皮睡了一晚，做梦也不踏实，一会儿梦见苹果，一会儿梦见橘子，不同水果出现好几种。第二天起床、冲茶、把烟摆好，写完最后一句话：“这么多年我吃了不少苹果，实话说，苹果是我最爱吃的水果，我一个也没有浪费过。”躺在床上，特别快乐。

有豆瓣读者从中感受到巨大的“创作焦虑”——创作者被创作之物吞噬。双雪涛沉思几秒：“我觉得吞噬这个词不准确，因为投身写作这件事，不能用积极、消极来判断。”

坐在文学市场的另一头，双雪涛像电影《花样年华》片尾的周慕云一样，只把自己的秘密都写进树洞，树洞里坐着读者。小说完成，又学周慕云拿块泥巴把洞封上，转身扎进人堆。“作家都是独个儿的那个人，虽然写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这一点，双雪涛写第一篇小说的时候就记下了。

“飞一下”



一年级开学，父母送双雪涛一个红本子，约两厘米厚，大小是双手掌的两倍。双雪涛在炕头方桌上写下一句话：今天我上学了。“学”字不会写，用拼音代替。双雪涛每天写一句话当做日记。等到小学语文老师嘱咐双雪涛把日记给自己看，双雪涛开始反复修改，看见名人名言就记下，甚至攒下饭钱买了不少作文选，使劲在作文里用，渴望老师把日记里的小作文给别的老师炫耀。

一天，双雪涛看见几个陌生人走进邻居老李家，把老李按在灶台上，铐起双手。双雪涛随着人群围观，看见这些便衣警察在房上横梁找到大量现钞，被牛皮纸包成方块。那是1999年，老李正是沈阳3•8大案作案团伙中的一员。在过去数年的敏感时期，老李跟其他四个下岗工人组成作案团伙，开始抢劫先富起来的人，不留活口，当场打死。

当晚，双雪涛的日记里没有老师爱看的小作文，这个十六岁的学生开始思考一个词：“个体”。双雪涛印象里，老李是个修车师傅，手艺极好，冬天总叼根烟、穿件破棉袄，坐在路边给别人粘车带。这晚过后，老李成了全国大案的嫌疑犯，一切真实地发生了。双雪涛模糊地想，按学校讲的宏观性、总结性的世界观，从老李身上似乎没法提炼出任何大道理。世界看似平滑运转，个体生活其中，里面的残酷、荒谬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学生时代，双雪涛规矩、懂事，在沈阳市最好的初中上学。家里没有电话和电视，父母仍省钱送他上书法班。双雪涛比同龄人敏感，但谈不上敏锐，常常白天好好听讲，晚上胡思乱想。于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失眠”，睡觉比考试还紧张。

多年后，格非在新书发布会上说双雪涛在小说结尾总喜欢“飞一下”，调侃：“这小子是不是原来受过什么压抑？”双雪涛和全场观众一起大笑。

双雪涛写过的最实际的飞行是人点燃自家造的热气球，在半夜飞出地面视线所及。这篇名为《飞行家》的短篇小说里，“二姑夫”李明奇从青年时代就梦想发明一种叫“飞行器”的装置，用技术改变现有的生活。90年代，李明奇从工厂下岗后，屡次创业失败。人到中年，一眼能望见衰老，又不肯认输。于是，在家附近的红旗广场，亲手点燃自己造的热气球，带着儿子坐上去。根据计划，飞到南美洲燃料耗尽，人跳下去，能重新投胎。

李明奇综合了双雪涛老家人的几个原型。双雪涛的学生时代，正赶上时代骤变，下岗潮一个大浪拍过来，父辈的后半生少有顺遂。谈到这里，双雪涛盯着地面，抬头补充一句：“但又都还有点小理想，是吧？”

双雪涛另一篇代表作《我的朋友安德烈》是写给同辈人小霍的。初三上学期，和双雪涛玩得最好的小霍成了学校最著名的人物。起因并不独特：一次考试，两人的另一好友小刘考了年级第一。教育局批文指示，第一名能报送新加坡国立大学附属高中。那时，在同辈人眼里，“新加坡基本等于伊甸园”，正当哥仨一起高兴时，学校放榜了——小刘变成第二名。

某天早上，小霍在校长室门口贴出一张大字报，文笔犀利，满篇“文革”词汇，宣告去新加坡的应该是小刘而不是别人。大字报被透明胶带糊了五层，校长和助理拿手抠两个小时没抠下来。而在头天晚上，小霍建议双雪涛一起找校长反映反映，双雪涛心想，我还要在学校混呢，说：“你可别折腾了。”第二天，小霍一人承担所有责任，小刘和双雪涛没给家里添负担。

走出学校，双雪涛进了银行，身穿西装上班；小霍几乎被这张大字报拖累一生，一直穿初中校服。多年后，双雪涛在演讲里想念朋友，已经成了作家的他用文字描述道：“他用一种方式去对抗世界对他的打磨，但这个世界通过另一种残酷的方式把他抹平掉。”

成为作家之前，双雪涛的对抗大多封存在阅读过程中。初中午休，双雪涛、小刘和小霍三人结伴去图书馆消遣孤独。两位朋友研究宇宙科学，双雪涛独自翻看赵树理、孙犁、陈寅恪、费孝通……下午跑回去上课，中午看过的全忘，“继续做呆头呆脑的庸学生”。到了大学，双雪涛曾把十五本书摞在桌上，翻到杂文集《思维的乐趣》，作者署名王小波，心中一亮——这是自己想成为的人啊。成为王小波指望不大，于是继续随大流过日子。

像小说家一样存在



采访在理想国出版社一间书房进行，门长时间关着，双雪涛不时吸一吸过敏的鼻子，采访到一半，起身开门，室内空气让自己几乎窒息。直到记者讲了个自己经历的故事，双雪涛有点兴奋，语气像拉家常：“这是文学有意思的地方，这个东西打动我了，它也很有可能改换头面变成我的一部分。”说罢，感叹一句，“文学这个事儿，消磨时光，有意思。”

谈论文学本身让双雪涛打开了话匣子。他建议记者把这个鹦鹉的故事写进稿子，甚至开玩笑让记者把这个细节“免费”给自己，或许有一天能写进小说。“真挺好的，鹦鹉本身就有很多意味在里边。鹦鹉在西方文学有比较经典的象征意义，抛去这个，鹦鹉这个动物，色彩斑斓还学人说话，还能跟人吵架。具体意义我也讲不出来，但听起来就觉得它很有意思，好像是属于小说的。”

第一次认真写小说时，双雪涛被台湾的华文电影小说奖的奖金吸引。连写二十天，紧缩房门，光着膀子，在信纸上胡乱写各种词语，直到“名字”一词闪现，于是有了小说的第一句话：“我的名字叫默，这个名字是从萧朗那买的。”双雪涛觉得这是自己写过的最得意的开头，并把它追认为自己所有小说的开头。

小说名为《飞》，拿到第一届台湾华文电影小说奖首奖。奖杯在包里放着，双雪涛走进台北的小巷，看见一家二手书店的玻璃上写着：在这样的时代，我没有饿死已经是万幸——殷海光。回到家，双雪涛在电脑里偷偷建了个了个文件夹，起名为“聋哑时代”。主人公的名字依然是“默”。双雪涛买了“中南海”备着，用一颗想在《收获》发表的心去写，第一次在小说上有了企图心。

这年，双雪涛二十八岁，能喝小一斤白酒，跟客户吹牛从不觉得可耻。白天在银行上班，下班就写小说到夜里，第二天早上忘光，回家继续写，周六周日写两个白天。要写的故事关于自己的初中时代，要表达的已被自己压抑了十几年，“就像中了玄冥神掌，虽然没死，不过寒毒在身，时不时就要发作。”写了六个月，抽掉一箱“中南海”，改了三稿，“标点也都花了心思”，瘦了五六斤。写完那天，双雪涛打开窗，发现路上的人都穿短袖，太阳酷烈，才意识到夏天来了。

过了一年，《收获》的编辑打来电话，记下双雪涛的名字，说要保持联系。放下电话，双雪涛跑进公司浴室冲了个澡，唱了半小时歌，隔壁女浴室的人听得真切，以为公司进了疯子，纷纷走人。

下一年，双雪涛递交了辞职申请。刚离职时，惧怕闹钟的双雪涛常常一觉睡到十一点。后来，怕自己睡傻，变成冬眠的狗熊，双雪涛开始定闹钟，像上班族一样作息。成名作《平原上的摩西》写了七稿以上，2014年四分之三的时间都给了它，最后一稿的时间是11月。写作过程像一场旷日持久而要求太多的恋爱，消耗掉所有耐心，但双雪涛“感觉到这段恋爱最重要的时刻还没有来临，有些值得铭记一生的话语还没有说出。”后来，双雪涛搬到岳母家，每天早上坐十几站公交车回到书房写作，写到离筋疲力尽还差一点时，赶快收手。

写小说是双雪涛一生中最具耐心的时刻，像小说家一样存在，而不是别的，是双雪涛唯一向往的虚荣。这份虚荣未必为父辈所理解，却也以自身的方式回应着父辈。

三十岁时，还未出名的双雪涛在自己的婚礼前一口气写完短篇小说《大师》，给已故的父亲。父亲一生在象棋里自得其乐，“极聪明，也极傻”。故事完全虚构，只想把从父亲继承的东西写在纸上，表明决心：如果自己也能像他这样无声无息地活过，也不错。

新作《心脏》里的“父亲”，是双雪涛写过的所有父亲里唯一不像自己父亲的角色：“父亲”从肉身里脱离出来，成了父辈的灵魂：他用一生重复一件事情，但在生命尽头，并不认为这件事情最有意义，但以此把生命填充得很致密。

最后五百字，劲儿基本使得差不多，双雪涛写到快抽筋。他写道，小说里的“我”摆脱了父亲的负累，感到轻松，“失去了目标，伴随着自己心脏的跳动……很快睡着了”。双雪涛也摆脱了负累，他觉得，自己可以写更难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