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就是一步一步推向故事的起点，推向写作能力的极限

关于“写作是否可教”，国内一直有不少争议，尽管早在1897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就开设了创意写作专业课，至今全世界已有几百所大学设立创意写作项目，而且确实培养出了一批“科班出身”的作家，比如当今英国文坛颇具影响力的小说家麦克尤恩，以及旅美华人作家严歌苓、哈金等。在复旦大学设有写作课程的作家王安忆说：“凡创造性的劳动似都依仗天意神功，不是事先规划设计所能达到的。”但她也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可教”的，比如故事、情节和文字，这些都在“人力可为的范围”。

王安忆的“小说写作实践”是复旦大学MFA学员的必修课，这门课的任务是写一个虚构的故事——王安忆常常批评西方小说越来越轻视故事。开课前的假期，王安忆会先指定一个地方，要求选课学生实地探访。这些地方大都很有来历：由厂房改造的“田子坊”、曾为“远东第一屠宰场”的“1933老场坊”、上海第十七棉纺织总厂改建的“上海国际时尚中心”、福州路旧书店、鲁迅纪念馆……她要求学生以当地为背景，虚构一个故事。先写出开头，拿到课上讨论，回去修改和续写，下次课再讨论。如此周而复始，尽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讨论环节通常以王安忆的“质疑”开始：这个开头有没有继续“生长”的可能性？如果有，你要怎样选择和利用这些可能？如果没有，可以增加哪些资源？用王安忆的话说，这叫“无中生有”“无端生是非”，就“像万花筒，略一转动，百花盛开；再一转动，千树万树；再再转动，繁花生锦，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很多初学者，往往在写作前先有了一个想要表达的“理念”，这个理念通常还很大，比如生命的意义，比如工业文明对人的压迫。但抽象的理念必须有一个合适的“壳”——也就是故事——来包裹它。但这些写作者往往特别急于表达，迫不及待要和读者分享他们头脑中的睿智，于是故事每每被当作表达思想的工具。王安忆的做法是让这类学员先把自己的想法放一放，她会要求他们在课堂上描述自己的家乡、回忆成长的经历，通过一问一答，帮他们从切身的经验里找素材。学员们很快发现身边其实有很多可供利用的资源。他们利用假期回到老家调研，采访当事人，编写年谱，查阅地方志，绘制地图……在王安忆的引导下，学员们学到的第一招就是从自己的经验里钩沉写作的材料。

故事的开展则需要依托人物。学生作业里每出现一个人物，王安忆都会巨细靡遗地询问细节：年龄、性别、长相、职业、婚姻、性格、成长环境……就好像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着的，学生常常被问到哑口无言。在王安忆看来，作者应该对人物的底细了然于胸故事方能自如开展，而且人物的每个细节都可能左右故事的走向。但她很少主动告诉学生，应该赋予人物怎样的特征才能“生长”出故事，她只是不断地提问，很多学生挡不了三回合就败下阵来，课堂里因此会有那么几分“硝烟味”。但正是在和专业作家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中，学员们笔下的人物才从一个个粗胚变得眉目清晰，就像一张张人像底片，在反复的漂洗中逐渐显影。所以选课学生的另一门功课，是为自己笔下的人物写“前史”，有了合理的“前史”，人物才会有故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王安忆一步一步把学生“推”向故事的起点，也“推”向写作能力的极限。

王安忆布置的题目看似宽松：只限定地点，情节任你调遣。于是学员们笔下的“田子坊”“老场坊”便上演了各种光怪陆离的爱恨离别。但这些事件为什么“必须”发生在“田子坊”“老场坊”呢？当王安忆指出这一点时，学员们才意识到：原来，这道命题作文暗含了一个限制——故事情节应当和场景有所关联。“田子坊”是由六家弄堂工厂的厂房改造成的，空间逼仄，道路狭窄，于是有学员设计了一场火灾；“老场坊”原先是大型宰牛场，内里遍布“牛道”，迂回曲折，宛如迷宫，于是有学员让他的人物在那里玩起了捉迷藏……情节一旦与场景耦合，他们就会发现，场景的设定既是一种限制，也为情节的开展提供了条件。

王安忆说：“小说的想象力来自于现实生活的普遍规律，要合理合法。所以，这想象力又可称作是对现实逻辑的推理。”在我的观察里，学员们关于这“小说的想象力”常常走向两个极端：一是摆脱他们可及的日常经验，写暴力，写凶杀；甚至完全脱离现实，写穿越，写玄幻。他们以为超越现实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编造情节。对于这种倾向，王安忆会举一个例子：古代神魔小说里，神仙可以上天入地，但必定乘风驾云，连无所不能的孙悟空都要踩着筋斗云——而小说要写的，就是这朵云。现实世界有现成的逻辑，基于这现成的逻辑，情节的推展往往水到渠成；而在超现实世界里，写作者要人为赋予一套严密的世界观，其中的逻辑必得无懈可击才能服人，那简直需要上帝般的创世能力！可是，当学员们回归日常经验，选择熟悉的人物或事件作为小说原型时，又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每当王安忆质疑某个情节不合理，学员的回应往往是“现实里就是这样的”。他们分不清小说、现实和逻辑的关系。现实包含了逻辑，却也常常溢出逻辑的范围，正所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而小说，恰恰是要从杂芜的现实里提取出那“普遍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小说要比现实更符合逻辑。

从十年来的实践看，小说写作课的效果是相当理想的，这首先归功于王安忆非凡的讲授能力。我在复旦的十几年里，听过不少国内外作家的演讲，没有谁能像王安忆那样，将围在文学创作周围的神秘主义藩篱拔除得这样干净，把小说的“物理规律”归纳得这样清晰。她常常把自己的写作比作“笨拙的手艺活”。作为一个“头戴光环”的作家，这种自我解剖式的祛魅，需要能力，更需要勇气。她从自己丰富的写作实践中提炼出关于小说的理论质素，用最平实的语言教给学生。比起创作，我想这种能力才是教不来也学不会的。

复旦大学另一位老师王宏图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我深以为然：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快退休的知识分子说，自己这些年积累了多少素材，准备以后写本小说。可我们从来没听说谁准备退休后写几支曲子、画几幅油画——“这简直是对文学的侮辱！”来源：文汇报　|　陶磊（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