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我有敏感的内心和同情的耳朵

作为海外华人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女性小说家之一，严歌苓有着堪称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从文工团的舞者到战地记者，从旅美作家到美国外交官夫人，再到国内最具市场潜力的作家和“华裔第一女编剧”，她将自己的人生过成了“一个女人的史诗”。近日，严歌苓来到南京，做客由新华日报和德基美术馆合作推出的“公共美学计划”。谈写作、谈家庭，也谈人生、谈生活，严歌苓思路清晰、言之有物，让在场的观众感知到她优雅柔婉外表下包裹着的一颗自律、坚韧且丰盈的内心。

现实的种子通过虚构重获生命

一袭黑色的连衣裙衬托出优美的颈部曲线，黑色微卷的头发自然地披在肩膀上，胸前别致夺目的项链闪耀着迷人的光芒……严歌苓每一次亮相，都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优雅与端庄。尽管飞了十多个小时刚刚从欧洲赶到南京，她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倦容，始终保持微笑，腰背挺得笔直，踩着一双“恨天高”，走起路来风姿摇曳、仪态万千。面对观众和记者的一色赞美，严歌苓欣然接受，她承认自己极度爱美，因为“爱美是女人的本能”。

“我对南京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在部队的时候，我每年都会来南京住上一个月。”严歌苓和外交官丈夫去过世界很多地方，但南京这座城市在她心目中依旧是无法替代的，她说自己喜欢南京城市里有山有湖、大街上茂密的梧桐树，更重要的一点是，这里有她血脉上的牵连，“南京是我妈妈的故乡，以前我经常会陪妈妈回来，现在妈妈去世了，我依旧每年回来给她上坟。”

从事写作40余年，严歌苓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迄今创作了20多部长篇小说，70多部中短篇小说。一位文学家的成长，总是离不开童年的经历以及成长的年代，严歌苓深信这一点。上世纪50年代末，她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父亲严敦勋既是作家也是画家。家里藏书众多，她沉浸其中饱读世界经典，也由此开始窥探人性、了悟世情。在幼年的记忆里，严歌苓还时常跟着父亲去公园里写生：“父亲用他的画笔来诠释生活，将他看到的真实景象用艺术的方式折射给我。我很庆幸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阅读的书籍、欣赏的画，都让我的人生获得丰厚的艺术滋养。”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两件事情她都做到了。12岁那年，严歌苓来到了成都部队的文工团成为了一名文艺兵，因为每年进藏演出，她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也由此打开了人生的格局。多年的军旅生活也直接影响了她之后的写作气质——总是将普通小人物的故事融入到恢弘的时代背景之中，“我的作品没有市井生活，大多是宏大叙事的背景，这和我的成长经历有关。”

身为高产作家，严歌苓时常被问起创作的“黄金法则”， “我所有的故事都是听来的，他们都有着现实的种子，然后通过虚构重获生命。”大部分时候，她喜欢做一个安静的倾听者，将旁人未曾留意的小故事和小细节牢牢地捕捉住，深深地储存在心底，等待着时间将其慢慢发酵，“我是一个记忆力特别好的人，三十多年前，我从另一个作家那里听到了一群修铁路的铁道兵与一只熊的故事，最近几年我问他：这故事你打算写吗？他说：‘这是我告诉你的吗？我早忘了。’可我就不会忘掉故事的，我听到好故事就放在心里，老在琢磨这个故事我能不能写。”

“我有着敏感的内心和同情的耳朵，所以很容易对人家的苦难、人家的痛，产生共感，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能写出那么多故事的原因。”严歌苓这样总结。

笔下的女性都有自己的影子

“过去无论是灰姑娘、茶花女，或者杜十娘，几乎所有的女性形象，最后都需要爱情来救赎，需要一个男性来拯救。而现在，她的作品颠覆了千百年来的套路，女性终于站出来说，我不需要你来救赎我。” 高晓松曾经在他的节目《晓松奇谈》中这样评价严歌苓的作品。

如他所言，严歌苓为当代文坛贡献了一大批经典女性形象：少女小渔、寡妇王葡萄、小姨多鹤、护士万红、冯婉喻……这些有着鲜明女性意识的人物尽管生活在不同的时空，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但身体里共同蕴藏着宽容大度、坚强隐忍的女性力量。为什么偏爱描写女性？严歌苓这样解释：“大概因为我的生活里，女性都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成为了家庭里极为重要的人物。”

严歌苓的祖父严恩春是留美博士，回国任教的他因为目睹国民党政府贪腐无能而痛苦自杀。“我祖父自杀之后，是我的祖母和她的婆婆撑起了整个家庭。包括我的前婆婆、李准的太太，她作为一个‘反动文人’的太太，一直忍辱负重地活着。我觉得女人在很多时候是非常坚韧的，这可能是因为造物主赋予女性传承生命的神圣职责，预示着女性必须学会坚韧。”

所以在严歌苓小说里，她将女性塑造成了当仁不让的“救赎者”：“我所描写的这些女性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比如《金陵十三钗》中的玉墨用自己的肉身去承担救赎，她们身上不是没有缺陷和污点，但是女性宽容、接纳，以及藏污纳垢去爱的能力是伟大的。”

在严歌苓的心目中，最理想的女性形象是她小说里的王葡萄和扶桑，“从她们的身上可以读出两种极致的女性性格特质，一个是以被动消极来表达自己的强大与宽容，另一个是主动出击的行动派，二者都表现出强大的女性力量。”

“当我描写女性的时候，我其实是站在她们心里的，我笔下的每一位女性，都或多或少有我自己的影子。” 严歌苓用亲身经历诉说着自己对生活和情感的感悟，并不断地投射到笔下的人物，“比如我写《扶桑》，那时候我三十多岁，刚离婚没多久，所以《扶桑》里有这样一句话：‘扶桑选择了婚姻，从此爱情不再能伤害她。’听上去有一种幻灭的感觉。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在《陆犯焉识》里又写道：‘爱是一生的事情。’由此可见我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发生了一些改变，变得更加的成熟和平常心。”

希望被读出突破自我枷锁的挣扎

从《少女小渔》到《小姨多鹤》，从《金陵十三钗》到《陆犯焉识》，严歌苓的很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华语电影圈最为知名的导演都曾与之有过合作，她也因此被称为“华裔第一女编剧”。事实上，严歌苓一直运用中英文双语写作，还是美国编剧协会的会员。虽然作品频频被大导演青睐，但是严歌苓坦言，自己和导演的交集并不多：“每位作家都希望自己小说里的精神能被导演全部捕捉到，但我通常不会和导演沟通，因为这样做就破坏了导演浑然一体的艺术创作。”也许是同为女性的缘故，在合作过的导演中，严歌苓最欣赏的是自己的闺蜜——陈冲：“陈冲最懂我，她把我的作品几乎全读过了，我们经常一起买菜、聊天，一起打发时间。”

如今，严歌苓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柏林，她称自己是一位相夫教子的普通妻子：“对于我来说，楼上是职场，楼下是家庭。我很喜欢做家庭主妇，也享受做妈妈的感觉，每天晚上，我都会给家里精心准备一顿晚餐。” 在她看来，女人外表美是一方面，而内心的精神气质同样重要，“一个内心不空虚并且充满温暖善意的女人就是美丽的，在我的脑海里，一个贤良的女人做家务带孩子，那个瞬间就非常美，也非常性感。”

定居艺术氛围浓厚的欧洲，严歌苓保持着逛博物馆、美术馆的习惯，看展览之于她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补给，“欧洲的周日，很多商店不开门，人们几乎只能去逛博物馆、美术馆。人在一周内，有六天可以为肉体而活，需要拿出一天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她鼓励大家多去美术馆观展，“当我们的眼睛经常看到一些美的艺术作品，我们的审美能力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提升，同时也陶冶了情操。”

在严歌苓的生活中，写作更像是规律日常的工作，晚上九点就寝，凌晨四点起床，心无旁骛地写上四五个小时，直到榨出她能想出的最后一个字。严歌苓享受这样的写作状态，在她看来，写作是需要不断训练的，“我们生活的方式和十年前不同，表达情感的方式也不同，一个作家必须要不断地训练自己，才能写出属于自己风格和符合当下审美的文字。”严歌苓一直将自己定位成一个“讲故事”的人，并尝试着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进行创作，“我不希望读者刚读几段就说：‘我知道是谁写的！’我想在创作中呈现不同感觉的文字，也希望大家能读出我在其中突破自我枷锁的挣扎。”来源：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