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网络文学的命名，包含了盲目的技术崇拜

除了人，文学还应包含更广阔的世界

从《尘埃落定》到《云中记》，阿来在创作题材上似乎正在经历着从“社会现实”向“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面对这一问题，阿来回应，他的变化更多是循序渐进的，而这种转变更深层的原因，则来自于他对于“天人合一”这一古老命题的思考。

他指出，在人以外，文学还应包含更广阔的世界，包含自然界。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自然界常常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托物言志”、“托物抒情”的文学传统都是通过自然事物进行抒发，杜甫这句著名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便是例证。然而，叙事文学兴起后，“自然”却消失了，无论是《水浒传》、还是《三国演义》，书写的重点都是人与人。



“为什么《诗经》、《楚辞》中的自然在小说家笔下消失了？”阿来在讲座现场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中国文学缺少科学精神的体现。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陈独秀等人便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然而直到今天，科学仍然没有进入文学。另一方面，当下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值得引起文学更多的注意。他并援引卢梭、利奥波德等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的作品表达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在文化上，新与旧的辩证思考

在活动现场，阿来以日本汉学家《中华的崩溃与扩大》一书为例，指出中国文化的包容与强大。在他看来，文以载道、抒情言志是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使人向善向美。然而鸦片战争后，求新求变成为主流。直到当下，“新的便是好的”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共识。

阿来却认为，在文化上，未必新比旧好。他以当下流行的短视频为例，指出这实则并不是一种全然的创新，因为在文字出现以前，图像阅读便已有之。同理，网络文学未必全然都好。他更尖锐地提出，“互联网只是一种媒介，但直接以网络文学命名，包含了一种盲目的技术崇拜”。网络文学貌似很新，但骨子里是很旧的东西，所谓霸道总裁、宠妃这些题材，与传统文化中的至善至美正完全相反。

面对这种现状，阿来提到，在新文化运动时，当时的知识分子便讨论了中国人的信仰问题，他们认为诗学中美的教育、美的熏陶，或许可以构成中国人的信仰。阿来认为，这不失为一种可能。当下的中国文化所面对的，正是“拆了旧房子、新房子还没建起来”的特殊时期，因而不能只做拆房子卖瓦的事。

在死亡中，是否有美的东西？

在阿来新作《云中记》中，他将焦点对准了汶川地震后的云中村。小说讲述的是，震后拥有上千年传统的云中村集体移民到平原。祭师阿巴却穿过山林田野，来到村里每一户人家的废墟前，焚香起舞、诉说过往。张光芒认为，在这本书中，阿来有意回避了灾难文学中常见的灾民心态与苦难情结。

面对这一问题，阿来回忆起汶川地震后，他在灾区担任志愿者的那段经历。在他所去的小镇，二十多秒的地震带走了一半的人口。而幸存者面对一具具腐烂的尸体，大多报以痛哭。这也让阿来开始思考，面对死亡，中国人是否只有痛哭一种态度？在死亡中，又是否有美的东西？

阿来由此想到了莫扎特面对死亡而作的《安魂曲》。在他看来，《安魂曲》中包含着一种面对死亡的期望与希望。当肉体不能维系时，人便常常会渴求灵魂的存在。这是一种自尊的哀伤、一种美丽的期待，这当中既有对自我的同情，亦是对天下众生的悲悯。

换言之，面对死亡与灾难，众生平等。而中国的灾难文学、战争文学却往往只停留于个人记忆、民族记忆，缺乏一种普世的人文关怀。《云中记》所做的，正是在灾难文学中，注入更为宽广与普遍性的关怀。

1992年伊朗电影《生生长流》剧照，电影讲述的是1990年伊朗大地震后，劫后余生的村民没有人们想象中的悲哀神态，反而积极投入灾后重建，更加珍视生命，一对年轻夫妇甚至在地震后第二天就举行了婚礼。

在讲座的最后，阿来再次回到“文学的生命”这一主题。他提到，文学对他而言永远是一个不会终止的启蒙过程。他并以福克纳、海明威等作家为例，讲述文学为他带来的强大的人道主义的洗礼。他进一步指出，未来的文学将会是歌德所言的“世界文学”。文学将不再局限于民族与国家，而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在他看来，科幻小说与自然文学正代表了这种方向。

此外，他认为，文学之特殊性，不在于故事，而在于语言。中文正是一种拥有很强音乐性的语言，因而中国文学也不应仅仅满足于叙事，更应进行语言之美的探索。面对当下个人的语言的消失与套话的盛行，他希望，文章之美与修辞之美能够渗透到人的精神生活与情感生活中。

作者丨王一平  编辑丨李阳  校对丨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