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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推理小说中蕴含认识世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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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推理小说中蕴含认识世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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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手发布
发表于 2019-11-22 16: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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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小说可以当成一种教育。这种教育对于现代人来讲确实很有用,它给你提供一套思维方式,去对待和了解世界。”
推理小说以前叫侦探小说。
二战以后日本进行文字改革,废除了“侦”字,侦探小说遂改为推理小说。
其实早在19世纪末英国作家柯南·道尔塑造福尔摩斯一角时,这一类型小说就流传到中国,但“五四”运动将这类小说归为旧文学,之后它在中国长期绝迹。
我们小时候,推理小说的替代读物是“反特小说”,1949年到1966年期间出过很多这样的书。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阿加莎·克里斯蒂、松本清张、柯南·道尔的作品陆续进入中国,我才开始读正规的推理小说。
口述 | 止庵(作家,推理小说阅读年限:40年) 采访 | 蒋苡芯
推理小说是一种教育
推理小说是类型文学,一般说来,比纯文学低一档次。什么叫类型文学?就是有一个基本的模式,所有推理小说都是套这个模式。
所谓模式,首先必须有案子发生,案子还不能太小,起码得死人,或者涉及重大盗窃;然后有破案人、嫌疑人、一个破案的过程;最后结尾一定是破案。
这是推理小说的正路,即便是后来的美国硬汉派也不例外。从“黄金时代”(1914年至1943年,即一战到二战之间,被誉为推理小说的“黄金年代”,有人戏称“名探满街走,名作天天有”)到现在为止,都不出这个路子。
这里面蕴含着两个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一个叫实证,一个叫逻辑,就是怎么看、怎么想的问题。
实证是人跟世界打交道的一种方式,就是有什么东西你得亲眼看见。福尔摩斯总拿着一个放大镜,这个放大镜是干吗的?就是一定要去看、去现场。
从爱伦·坡开始写推理小说至今,没有一个人能离开现场。你在现场得到的线索,之后要通过一套逻辑来分析并得出结论,这一点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作者能违背。
福尔摩斯真的很忙。/《大侦探福尔摩斯》
严格来说,我认为推理小说可以当成一种教育。这种教育对于现代人来讲确实很有用,它给你提供一套思维方式,去对待、了解世界。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斯也曾说,推理小说帮助我们保留了对于秩序世界的一种向往。
推理小说所蕴含的实证和逻辑背后,还有两个意思:从实证的角度,可以延伸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能被我们了解”;从逻辑的角度看,“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能被我们理解和掌握”。这正是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推理小说是西方资产阶级上升阶段和现代化进程的产物。那时人们对世界充满把握感,觉得世界没有意外,自己可以征服一切事物。
于是,一套社会秩序感逐渐形成,在推理小说中体现为有因必然有果,犯案必能侦破,正义必定战胜邪恶,光明必定战胜黑暗。
有可能战胜的,只是那些被我们看见的黑暗。/《神探狄仁杰》
但就我本人而言,我不相信这世界是有秩序的,所以我读推理小说有一种矛盾性。我承认实证和逻辑是成立的,但由之推衍的结论,“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能被我们了解、理解和掌握”,我不认同。
因为这是一个理想状态,相当于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一对男女谈恋爱,最后肯定会结婚。这也是推理小说作为类型小说来讲不够高级的地方。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看:推理小说是个智力游戏,一开始就设了一个谜题,作者和读者比谁的智力够,作者只要有漏洞,就会被发现。
解谜的过程也就是阅读的时候是兴奋的,但看完最后一行兴趣就没有了,甚至很快就忘记——这就是模式的弊病。
与社会现实勾连的推理世界
在类型化背后如何避免趋同性呢?基本方式就是提高罪犯的能力,增加破案的难度。
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的推理小说,结尾总是一个模式——侦探把所有犯罪嫌疑人、关系人叫到一块,最后通过推理分析,指证凶手。
你会注意到,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侦探波洛或者马普尔小姐手里往往没有证据,只能凭逻辑推理、排除,但如果罪犯不承认,也没有办法。
尤其是《尼罗河上的惨案》,什么证据都没有,全都靠分析。现在这种模式已经不怎么用了,因为不符合现实,且太过于简单。
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乡下侦探马普尔小姐,同时也是为数不多的女侦探之一。她善于在千丝万缕的细节和线索中找出关键点和疑点,从而解开一桩又一桩疑案。/翟砚军
突破在于“硬汉派”和“反侦探小说”的出现。
英美制度不同。英国是允许私人侦探存在的,所以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的代称)会请福尔摩斯来破案。
而在美国,私人侦探是不合法的,再加上大萧条之后暴力犯罪事件增多,侦探小说逐渐产生了两种模式:以传统侦探推理为主的本格派和以警察或警探破案为主的硬汉派。
在硬汉派出现以前,侦探小说里的角色都是符号,它真正的主人公是逻辑。福尔摩斯的案子,波洛能破;波洛的案子,埃勒里·奎因(埃勒里·奎因笔下的同名侦探)也能破。
那些关于侦探形象的描写,比如杵着拐杖、留着小胡子等全都没用,因为这个人是逻辑的化身;直到硬汉派出现,侦探小说才开始写人物的情感。
雷蒙德·钱德勒笔下的侦探马洛,他有自己的价值观、善恶观,他还同情罪犯,有时甚至会和罪犯发生关系。这套模式逐渐延续下来。
二战以后,几乎就没有了以侦探为主的小说,出现的多为警察小说,主人公变成了警察或警探,故事性更强的同时,与实际的社会结构也靠上了。
比如美国作家杰夫里·迪弗所著的“林肯·莱姆”系列,林肯·莱姆的身份就是纽约市警察局鉴定组组长。
“反侦探小说”的出现也是突破的重点,其中以剧作家杜伦·马特的《诺言》和法国小说家罗伯·格里耶的《橡皮》为代表。
在《橡皮》中,因为侦探想破案,犯罪才真正发生;在《诺言》中,侦探对案件穷追不舍,使之众叛亲离、身败名裂。
世界并非百分百可以把握,现实生活中意外的发生,会导致案情无法如预期般侦破,甚至到结尾都无法将凶手绳之以法。
提及更贴近社会现实的推理小说,就不得不说上世纪50年代兴起于日本的社会派。
日本的现代文学,根子在西方,但在日本焕发出新的活力。二战前日本就有自己的侦探小说,比如江户川乱步的作品。
但日本第一批侦探小说因为实证和逻辑程度不够,整体水平偏低。我对江户川乱步的评价是有“草创之功”,但成就不高。
二战后,从松本清张开始,日本作家不满足于对西方进行简单模仿,而是自己琢磨出了社会派。社会派是日本推理小说的一大分支,要求作品必须是推理小说,只是分析罪犯作案动机时加上社会性因素。
松本清张本身不是水平稳定的推理小说作家,他最有名的三大作《砂器》《点与线》《零的焦点》中,我觉得只有《零的焦点》比较周密,其他两部漏洞都太多了。
根据松本清张作品改编的电影《砂的器》。
随便举一个例子,“黄金时代”代表作家范·达因写过“推理小说二十准则”,其中有一条:“读者必须和侦探对案情了解程度同步。”
但在《砂器》中,侦探看见一张照片,知道凶手是谁了,却没给读者交代照片上的具体内容,读者没了知情权,这不合理。
作为侦探小说的读者,眼光应该是很挑剔的,不能单纯地崇拜作者。得挑剔到什么程度?你甚至应该知道作者谋篇布局的路数。
很多年后我再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跟读新的一样,但读了两三页,就已经知道凶手是谁。
挖掘人性中的善与恶
松本清张之后,日本又出现了很多推理小说作家,比如新本格派代表岛田庄司,以及最为重要的东野圭吾。
东野圭吾不是百分百的推理小说作家,他的名作如《白夜行》《解忧杂货铺》都不是推理小说,但他的推理小说有一个特点:将人性中的善与恶挖掘到相当深的程度。
比如《恶意》,将人性恶的无底线体现得淋漓尽致;《嫌疑人X的献身》则写出凶手石神内心的复杂性。
为了掩盖自己所爱慕的花冈杀夫的事实,石神杀了一个无辜的流浪汉,替花冈顶罪——这是用一种极大的恶意来表达爱,或者说是在善恶之外的爱。
电影《浪矢解忧杂货店》剧照。该片改编自东野圭吾所著同名小说,讲述了人们只要写下烦恼,投入杂货店前卷帘门的投信口,第二天就会在店后的牛奶箱里得到回答的故事。原作小说人气极高,长期高踞中国各大图书排行榜前列。
东野圭吾还有两本小说我觉得很值得一提:《放学后》和《圣女的救济》。
《放学后》的杀人动机,真是很微妙,看似难以理解,却是深切体验的结果;结构也很周密复杂。
《圣女的救济》则揭示了一个女人“不可犯我”的立场——她对这一立场的维护是如此强大、有力,不是对侵犯者做出反应,而是从一开始就准备好了。
从这些作品中,你可以看出东野圭吾和社会派的关系。与本格派在密室杀人里动脑、硬汉派的动脑加动手(因涉及打斗)相比,日本推理小说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动脚。
日本推理小说里的警探非常辛苦,他需要不断地出差,拜访所有的涉案关联人,靠体力、勤苦来发现破案线索。
电影《嫌疑人X的献身》剧照。该片改编自东野圭吾所著同名小说,原作为“伽利略系列”的第三本小说,是东野圭吾作品中的高口碑之作。
此外,日本推理小说所蕴含的情感比较丰富,线索清晰,节奏也很快,这是中国读者喜欢阅读日本推理小说的主要原因。
那这里就需要说,为什么我们的原创推理小说比较弱?我认为,根子还是实证与逻辑能力的欠缺。具体表现是:结构不够周密、复杂,编不好故事。
古代就有很多成语在批判这一弱项,像道听途说、三人成虎、指鹿为马、刻舟求剑等,我们明白它是不对的,但很难突破。
还有就是人物刻画不够深刻,人物关系不够深入。咱们当代推理小说里对坏人的刻画,还远远没有达到世界上大多数作家对人性的关注的程度,当然那部分还需要纯文学去填补。
我们的侦探推理故事,总有一些伟岸模板的意味。/《大宋提刑官》
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是现在所有推理小说作家都必须面对的——随着现代犯罪侦查技术的提高,监视器大量使用之后,推理小说已经不太成立了。
实证与逻辑这两个方法是互补的,推理以实证为基础,但如果到处都是监视器,实证被放得无限大、大到不太需要用脑子,某种程度上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在真实性上就有所欠缺——除非你写这条街的监控坏了,或者这件事发生在农村。
在这个背景下,推理小说的发展就很难了,再往下走可能又变成瞎编。所以我觉得,这是目前推理小说界需要共同探讨、想办法解决的事情。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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