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上新”的严歌苓，还能不能“出新”？

严歌苓新作《穗子的动物园》甫一出版就引发关注。这是一部很难被定义的作品，将非虚构、虚构作品整合在了一起，透露出一种“小清新”的总基调。

腰封推荐语上将该书评价为“严歌苓转型动物题材/开拓另一种人性书写”，是言过其实的。严歌苓的文学书写中一直有“动物”的一席之地。《可利亚在非洲》《黑影》《爱犬颗韧》（又名《士兵与狗》）都是以动物为主角的旧作；若论配角，从《雌性的草地》到《陆犯焉识》，动物形象在严歌苓的长篇小说中更是早有出彩表现——作为母性代表的牧羊犬姆姆，在做狗做狼的取舍之间手足相残的憨巴、金眼，野性不驯又灵性十足的红马，惊呼着“人来了”的野马、野羊群，它们的出场都在讨论“人性”、人与自然，主张人与动物间的“同类”关系；即便仅作为“龙套”、增加情节趣味性的动物，如醉卧雪地的野狼一家，自作多情陪伴婉喻的猫，也是寥寥数笔就传神如见——也不难辨识，《陆犯焉识》中的猫正是以《礼物》主角为“原型”的。

但《穗子的动物园》的气质又的确不同于读者一般印象中的严歌苓作品，它带来的是“暖萌”的审美享受。这与其动物题材有关，亦与文体有关。不同于小说“翻手为繁华，覆手为苍凉”的戏剧化风格，严歌苓的散文笔调更加温暖，修辞更加节制，情感更多内省，而不减笔墨之精炼、描写之传神，且信息含量尤其可观，纳入了她在多年跨国生活中的探究与思考。放在当前全球多元文化进一步深度交织的时代全景中，严歌苓对自身跨国经验的非虚构书写更具有及时的信息性。

不过，相比于《波西米亚楼》《非洲手记》，《穗子的动物园》虽也写到世界各地，“信息性”却减弱了，由动物故事思辨“人性”“人与自然”，多是老调重弹。所以，无论“转型小清新”是不是营销噱头，它牵出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多产作家是否可能在长期写作中继续出新？严歌苓的好作品已经很多，最好的作品还会是“下一部”吗？

谈到“最好的作品”，便有必要问一句，究竟“好”在哪里？作为有目共睹的高产作家，严歌苓得到的评价是两极化的。许多读者推崇她的虚构艺术，称赞她善写回肠荡气的爱情传奇、塑造独特的女性形象，情节设计和文字组织都高度精致，字里行间流露极强的想象力；也有评论者批评她华丽的文本如同“假花”，精美却不真实，情节设置过于戏剧化，“戏多”、掩不住好莱坞编剧的做作气味，甚至直接质疑她创作的基本态度，批评她轻率涉足不能驾驭的题材（如《老师好美》），有专业作家的傲慢。

的确，过于娴熟、丰富的技巧，是严歌苓的双刃剑：一方面将读者有力地卷入百转千回的文字之旅，在高度风格化的人物故事、生动别致的遣词造句中眼花缭乱；另一方面，复杂的修辞、尤其是将宏观命题放进男女关系里讨论的“性化”手法，往往令读者将她创作的终极主题理解为女人、情感、“人性”。在这样的概念框架里，严歌苓终究不过是矫饰过度的畅销作家，格调与张爱玲、李碧华类同。

在笔者看来，严歌苓作品的好处,在又不尽在她的虚构艺术——最精彩的是“化实为虚”中凝聚、隐藏又传达的那个“实”：实情实事、实意实感。若不问“虚”中之“实”，她的小说只不过是形式主义批评的好材料。而正是在“实”上，笔者认为，她的“异国故事”“跨国故事”（如非洲题材的散文、小说）比近些年来那些着笔于中国的故事来得更有内容；也是在这个角度上，她的散文比起小说并不逊色，记事达意更有“效率”，小说则常修饰过度以至于喧宾夺主，有损于其严肃文学的气质。

近年来严歌苓以当代中国为题材的创作，如《补玉山居》《赴宴者》《妈阁是座城》《舞男》等，本质是旁观者的“奇观化”书写，是成名作家拣择蜂拥而来的故事素材而拼合的“浮世绘”；移民生活才是与军旅生活同样深刻、同样深深塑造严歌苓内在格局的生命经验，由之“转码”而出的作品更饱满、真诚，称得上是直面移民经验的紧张探寻。

特定经历造就特定的问题意识。如今的美国华人题材已不再新鲜，严歌苓却仍然特出——直到《摘金奇缘》《不要告诉她》，国内读者看的多是华人圈内、华人家庭内的故事；擅写华人与白人深入接触、置身白人圈经验的严歌苓，不仅接续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留学生文学”的传统，深入描写华人移民置身异种社会的“孤绝”之感，又进一步直写了华人身处美国种族主义、东方主义文化的痛苦经验，反向审视了美国文化阶级性、种族性的“基因图谱”。

对这些并不愉快、许多人避而不谈的话题（我们更愿意用“文化差异”这个平等主义的概念去表述中美文化的共处），严歌苓能够正视（她身体力行地与美国种族主义对抗，这在《非洲手记》中表现得最为生动），但在小说创作中，往往将其编织进“爱情”“性”的人物关系予以曲折处理（如 《风筝歌》《栗色头发》《屋有阁楼》），将种族不平等、文化冲突的冷酷现实压缩进人物的“内心戏”，着重刻画其引发的复杂心绪，不免被一例视作“人性”书写；直写、极写种族主义、排华主义之恶时，剪裁、虚构历史材料（如《扶桑》《魔旦》）有时流于表面的戏剧性，甚至歪曲历史（如《血橙》），“拟西方”视角的描写过于刻意细腻，又招来“自我东方主义”的评价：国内读者并无多少相关的知识储备，难于把握其虚实处理背后的观念、态度。

严歌苓自称 “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自白认同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作为“50后”，严歌苓在小说中表现出坚定的民族自尊心，面对西方价值观并无自卑感，对美国人的优越感、东方主义思维怀有深刻的愤怒，有从民族、国家、阶级的高度观察、思考的意识，同时执着追求个人尊严、个人幸福。这些都是“新中国”传统的落实与延伸。以表达这一系列价值观的明确与生动程度为尺度，严歌苓最好的一部“美华”题材长篇小说应当是《无出路咖啡馆》，这部小说犀利与蕴藉兼备，“虚构”和“写实”的“配比”达到了均衡、和谐的境界。

说到虚实配比，《穗子的动物园》中的虚构有明显的节制，若这是“转型”的信号（而不是走向“小清新”）则颇为可喜。严歌苓有着国内作家不擅长的跨国之识，又有不少海外华裔作家所疏离的文化责任感，与当前中国读者的思想文化需求应当能够准确对接。严歌苓若再写异国故事，这是一个有潜力的方向。

而从国内的信息环境来说，随着网络传播的高度发达、国内网民“看世界”经验的迅速丰富，严歌苓多年来在小说中曲折表达、在散文中坦言相告的许多关于海外的知识，正在从“秘辛”变为“常识”。随着读者接受背景的这一质变，严歌苓既往的“美华”题材小说亦有了新的看点。这意味着对严歌苓的阅读将最终从对文学“为艺术”的狭隘理解中解放出来，领略它“为人生”的质朴境界。这个“转型”，考验的已经不是作家严歌苓的“出新”能力，而是我们文学评论者、研究者兼揽历史、对话现实、联通读者的能力了。

作者：盖建平（作者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来源：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