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说高阳才是中国最好的历史小说作家

尽管这个人自诩“凡华人井水处皆知我高阳”，但绝大多数中国人所知道的“高阳”，不过就是河北白洋淀旁的一个县治地名。

甚至有太多的中国读书人都并不知道，正是有赖于这个人的生花妙笔，胡雪岩这位红顶商人才得以被炒得热火朝天，而前些年国内搞的百年中国文学名著排名,他的这部小说其实也赫然在列。

这正是作为历史小说作家的高阳最为尴尬的地方：这位旷世奇才，以作品在历史通俗小说疆域里孤独求败，自以为名动天下，但他在大陆的世俗名声，却始终是四分五裂、岌岌可危乃至若有若无的。眼下的例证之一，就是我前日向一位出自名校中文系的朋友推荐他的书时，都需要随后给转一个有关他生平的百度百科衔接。

可实际上，论起百年来的历史演义创作，高阳不仅是最多产的——远越此前蔡东藩著书13部的最高记录，质量也是实打实无与伦比地胜出。他三十余年煮字疗饥生涯，心血所聚，得书在七十部以上，计字则平均日写三千，年得百万，保守统计至少亦有三千万字。

论起当代作家名实之落差，他应该是被低估的最严重的。他生前已经尽可能地“降志迎俗”，弃诗史学问的名山事业去搞小说，终究还是“曲高和寡”。其文知音寥寥，其人也多少是一个带有戏剧性的悲剧人物。

作为一名死忠粉，我不知道该给他的努力和成就如何定位，但我总觉得，历史小说写到高阳的份上，是广陵散绝，后来者如有自知之明，也该适可而止了，或者该广为揄扬盛美的。

我敢断言的是，高阳绝对是当代中国最好的历史小说作家。不许他是不世出的天才，忝为读者，良心不安。


历史上中国人的隐秘言论，往往是通过借古论今的评是断非来传达的。这是中国人带着狡猾的强项。也因此，中国历代，不仅官家正史写作发达，自宋以后，当书籍流通便捷时，民间讲史、通俗写史，亦发展为一项新的影射传统。

《封神榜》渲染人西周故事，《三国》津津乐道于汉末群雄争霸，《水浒》唾沫横飞于北宋水浒起义，《西游》无厘头恶搞唐三藏取经，都是显例。即便到了咸与革新的五四之后，传统也未曾断绝，郑振铎写阮大铖，郭鼎堂写司马迁，廖沫沙写信陵君，都是有名公案。衍至当代，这一传统更是变本加厉，二月河、唐浩明、凌力、熊召政、林佩芬、刘斯奋、孙皓晖等人横空出世，如圈地运动一般如火如荼占地为王。

但是，就当代的历史小说创作而言，大部分的作品，总体而论，还是从过去的说书脉络演化而来，思想倾向基本上以媚俗为主，并没有多少独立不羁的精神取向，也离不开这样那样的文字俗套，更无法完全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甚至是封建君臣主奴等腐尸思想的牢笼，多数可读未必可传。直到高阳的出现，才意味着中国历史小说传统得到一次易帜。这种转换，在当代人的头脑中，也许不是很明晰的，或许只有更后，我们具备了归纳一代历史小说得失的条件时，才能逐渐看明白其中的奥义吧。

论当代历史小说，高阳理所当然是“师友祭酒”。 他写的作品，一共有90多部， 从《胡雪岩》开始,到《五陵游》，到《茂陵秋》，到《水龙吟》，到《 粉墨春秋》，到《八大胡同》，到《梅丘生死摩耶梦——张大千传奇》，几乎写遍写透中国历史，水平之高超、范围之广阔，前无古人，今人也没有可与比美者。其中的慈禧系列8本、胡雪岩系列7本、红楼系列12本，毫无疑问是大手笔。

特别是像《慈禧全传》这样的鸿篇巨著，和唐浩明、二月河这些在大陆家喻户晓的同行最高等级大腕相较，差距根本就不是或高一筹或低一筹的问题，而是悬殊到没什么可比性。以我的阅读观感而言，反倒是同样声名寂寥的香港廖心一的《正德皇帝全传》，还有林鹏《咸阳宫》，或许还可以各自毕生心血汇聚的孤篇单挑一下高阳。

高阳虽为当代人，但他这样的文风、学风乃至为人，实际承续的是晚清及以前士大夫传统。百年来，我们不断历经文化鼎革，斯文传统奄奄一息，无论是学院还是江湖，实已无法再培养这样的风流人物，甚至好学的读书人都不易欣赏这样的作者了。他曾经放言，“身后的名气我不要，只需生前有名”，可他的读者群都已经式微得不堪了，所以他活着困顿，死后也要被放逐于幽僻荒芜之路，继续沦为孤魂野鬼，悲剧大概也是必然的。

高阳其人其书其学，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中，一直是个传奇。他的传奇和他的出身密切相关。他是真正的世家子弟，后来能有如此成就，除了与自身的悟性及努力相关外，也当首先归功于他的家教。

他原名许晏骈，1922年生于杭州名门望族的许家，虽1948年后迁居台湾并在港台扬名，实是妥妥大陆人，与俞平伯先生夫人许宝驯都是族亲。他后来笔名“高阳”，除了好酒取“高阳一酒徒”诗句外，也是“因其为本姓郡望”，有慎终追远之意。

许家历代官宦，亦是累代书香，先祖都是诸如兵部尚书、内阁学士之类文士高官。其父许宝朴也曾任浙江财政司的官员，只是不幸早逝，家道随之败落。那时高阳年仅8岁，赖母亲支撑才得以长大成人，但因家族文化氛围浓厚的原因，他也得以在年幼时就饱读古典诗文。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后来贯穿与作品中无人可比肩的史学、诗学功底，是“童子功”的展示，也是他真正的家学秘技。

大概也因为了父亲早逝、家庭转衰、国家动乱等层面的精神刺激，他的性格是突出的狂狷名士作派。酗酒、好色、滥赌、不拘小节，浪子班头，后来以写作在海外名声大振，所得报酬也并不菲薄，实可与金庸等人一样体体面面生活，就因为自己的作，一生都过得困顿不堪。他自认“所谋甚大”，会“降尊纡贵”去写历史小说，还写了那么多，也是生活所迫。他在成名以后，大量地挣钱，也时刻地欠债。

本来，他的笔头之快，是千言万语倚马可待的，为了还债，更是经常是一边在酒馆喝酒吃饭，一边嗖嗖嗖下笔——门口就有报社书童等候着，一看他写完一章，就进入扯过来骑上单车飞奔报社刊载。他的大部分作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处境中写成：如此的捷才，可谓并世无两，而有太多作品写的粗疏，比如大家所同声诟病的行文啰嗦、情节枝蔓等等弊端，也是这般乱写之故。从这一点看，他完全是“千古文章未尽才”。


当代名家，高阳的生平及性情和古龙最像，均是《后汉书.独行传》中所谓“取诸偏至之端者”。才贯天地，稀里糊涂，写的伟大，死的潦草：花天酒地，落魄窘困，细行不谨，债台高筑，写作不过只是饥驱所至；纵酒自放，耗命于醇酒妇人，随时随地需要狂饮，签名售书都不忘手携XO，最后也是在酒林肉池中送命，“玉楼赴召”。

说高阳的历史小说，是孤独求败，仅就作品的语辞文字功底、整体的文学情调而言，都是独具慧根、慧眼、慧心的。他实是以返回讲故事的初始方式，去承接中国文化的气脉。这种才情，二月河那些人不仅望尘莫及，恐怕要衬托的跟个伧夫粗汉一般。


高阳其人，身兼世俗、浮华、精深、清高，是传统士大夫的流风余韵；其才，是江南才子般的珠玉咳唾；其学，是过去读书人文史通义式的里域横通。有这等才学作储备，是以其小说的精神贯注所向，有能力将读者及自身投浸于故国历史文化生命体之中，探赜索隐，白日黄泉，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他的历史小说，比如《慈禧全传》、《八大胡同》、《张大千传》等，文字真如在天空中飞翔，理直气壮，滔滔不绝，气势磅礴，那种文笔、构思、及人物、环境、风俗的文学描写都是一流的。往昔的中国，社会文化的土壤，世家子弟的家学教养，所传递出来的文化样态往往显示如此。这是后来的熊召政、唐浩明他们怎么努力模仿都蹩脚的。不是我爱比较，有意扬此抑彼，而是事实如此，同时也好明白我们今后的努力蕲向。

历史小说之所以也要重文笔、重文学意味，道理很显然，即历史小说本身就是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并存的，不能光看一面。援引高阳本人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历史除了人名地名之外，都是假的，而小说除开人名地名以外，均是真的。

甚至严格说起来，不管过去现在将来，任何人要以小说去讲述历史，其实质都是文学的而非历史的。历史小说的成功，必然首先是人文精神和语文审美的成功。也因此，在我看来，高阳所写的这些貌似只是“小说家者言”的蚕丛小语，若说是游戏之作，却又深藏诗人文学家的诗心文意，归类为难。

由高阳小说带出来的大陆“胡雪岩热”

高阳的作品，论文字气质、古典做派与民国味都十足；而他的眼光，也是一个掌故家与文学家的眼光,是以能以小见大,娓娓道来,生活味浓郁,入人至深。他的诗文修养，最为许多当代历史小说作家，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走上文坛的同行所不及的。其独到的心得，所连接的是一种渐行渐远的时代，一个越来越无声无光的文雅传统。

历史小说，之所以不同于其余小说，当然还因为它是重在“讲史”的。从这一层面而言，高阳的史学素养，尤其是明清史方面的积累功夫，也是他的当代同侪们所无法望见的。

图：作家当年明月及其《明朝那些事儿》

高阳的作品，写的最好的，都在清代，尤以《胡雪岩全传》、《慈禧全传》诸作为一大结穴。这个历史时段堪称他最为拿手的部分。本来，他文史之学的精微远大，就足以用吓人来形容，看《百花洲》、《金缕鞋》、《清末四公子》、《状元娘子》等作的读者，恐怕没有不震惊他的“博学鸿词”的，牛溲马勃、赤箭青芝，几乎待用无遗者俱收并蓄。而他对清代历史的深度研究，更是专精到了学院派名家都难以企及程度。他实是以大史家和大文人的修为，演绎了一部部悲今悼古的历史，大才槃槃，真庶几斯人。

他《慈禧全传》八册，是我最爱的读物，完全可当信史来读。他对历史的“熟稔”程度是惊天为人的，加上那种游刃有余地掌控大局的能力，结合以庖丁解牛般的细腻笔法，妙曼到鬼斧神工。那些历史细节的刻画描绘，是如此的合情合理，是如此的贴合生活，是如此的苛察入微，是如此的栩栩如生，简直是文史之学的大乘境界。

他的历史知识是如此之丰富，考据求证是如此的严谨，情节构造是如此的无可挑剔，而他对历史人物之臧否，只靠事实说话，让读者去评判，不会自作聪明地给你某个历史人物一个成见式的既定意见，使人心照不宣，既能读出英雄的悲壮，也能读出普通人命运的无常，犹如书斋里完成的专业学术著述，被天衣无缝地诉诸于侃大山一般的文普、世情教育。这样的史学怪才，如实追封，与其说他是自我调侃的“野翰林”，不如大方直接承认他是天才。

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洞明方论史。史学即人学，作为历史小说，高阳也花费了大量的心力去描述一个个粉墨登场的“人”。 他对人情世故、为人处世、权谋心术的描写，其入木三分、鞭辟入里的程度也是世所罕见的。

比如，《胡雪岩》里，对上到皇后下到妓女的女人心理的探究，对上到皇帝下至芝麻绿豆官员心理的描绘，对知识分子、商人等各行业各地方三教九流人士的立像，或慈悲，或怜悯，或谦卑，或无我，阖上书一想，千百年来，这个国家有什么差别呢，庙堂之上，同样的勾心斗角、派系抢夺；庙堂之下，一般地忍灾灾祸、企盼天听。最痛最伤，真的写到了天净沙的境界；最信实最有教益，襟怀处处有江山二字。要不是有幸读到这样的史诗，我们这些后世的中国人也许根本都忘记了，历史还有别一种写法。

较起衣冠楚楚、琳琅满目、引经据典的所谓学术著述，高阳蓬头垢面的历史小说显然难以进入文学史著述的殿堂。而他这个人，也许也是过于自恋、过于贪嗔痴之故，看透人世、看透世人，却始终看不透自己。但他的书，我始终坚信，将永远化为一座座中国历史坟场上的纪念碑屹立不倒。这些纪念碑，意味深长，早已把所有的“阵亡者”全部刻在了上面。包括作者他自己。

“倾囊都识酒人狂，煮字犹堪抵稻粱。还似屯田柳三变，家家井水说高阳”，这是周弃子先生的一句诗，读来多感慨。至于高阳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又为什么肯定他就是当代历史小说作家中的孤独求败，对此，我的回答最后大概只能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几乎写下了所有中国隐秘故事，然后听天由命，褒贬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