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俗世奇人是天津卫的灵魂

1月10日，在位于老国展的2020年图书订货会现场，77岁的冯骥才带着《俗世奇人全本》与读者见面，人文社还根据大冯手绘的插画推出了一套扑克牌。

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冯骥才先后创作了54篇“俗世奇人”系列短篇小说。其风格统一，传奇色彩浓郁，书写了清末民初天津卫的地域风貌、风土人情、生活风尚，也展现出我国民间文化的精巧技艺与其中蕴藏的智慧。

这些年，冯骥才为传统文化保护四处奔走，但也从未放下对俗世奇人的寻找与书写。2019年，冯骥才又创作了《大关丁》《弹弓杨》《孟大鼻子》《齐老太太》等18篇“俗世奇人”新作，现集成《俗世奇人全本》，呈现给读者完整的54篇“俗世奇人”系列。

今年77岁的冯骥才，身上还一直有一种“劲头”，这当然不只是曾经职业篮球运动员的身份留给他的身板和活力。面对读者，冯骥才总是把最真诚、最有价值的东西拿出来和读者交流，哪怕是在一个不大的读者见面会现场，他也会全程站直与读者交流以示尊重。

面对他在意的文化遗产抢救，他走街串巷二十年如一日不遗余力；面对他热爱的天津文化，他总是觉得自己有责任要为这里的精气神做些实事，哪怕只是写好一个市井生活里的小人物。

不论创作、文化遗产抢救，还是书写城市文化，每一件都是大事。在这些可以讲大话或者指指点点的问题上，大冯却都扎扎实实做好了自己该做好的事。

作家真正的生活不是寻找出来的都是不经意积累下来的

问：这些年看到您在不同领域奔走，《俗世奇人》算是您的一种回归吗？

冯骥才：我是一个跨界的人，在不同的领域里穿梭。你们恐怕看不出来，我今年77岁了。最近二十多年我跋山涉水、走村串巷去做文化遗产调查、古村落调查。这些事情依然在做，因为我们现在文化遗产、我们的村落仍然面临着非常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仍然是我的事。

但是岁数大了，在书房的时间多了一点，文学自然回来了。有人说这是我的回归，我觉得是。不是我想写小说，是小说找我写它。这二十多年里我的小说写得很少，甚至跟没写差不多，可是现在我觉得大量的东西涌上来让我写它。

这是什么原因？我体会到一个概念，实际上作家真正的生活不是寻找出来的，都是不经意积累下来的。为什么我们在粉碎“四人帮”后，在八十年代爆发出那么多的文学作品，那么多的文艺家？那是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积累、压抑，一定要爆发。这二十多年来我在全国各地去调查的时候，遇见各式各样的创造文化的老百姓，这块土地激发了各种感情，引起很多对文化的体验、感知、思考，这些东西在我心里都积累着，现在写东西反而比那时候一直不停地写、寻找题材写，更自然一点。

问：您如何给《俗世奇人》的“奇”定义，它在文化上有特别的含义吗？

冯骥才：“奇”就是非同寻常，底线是意想不到，上限是匪夷所思。这些人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或者身怀绝技，或者他待人接物、做事做人让人意想不到。这样的人叫奇人。在古代，故事不叫故事，叫“传奇”。无奇不传，如果你没有什么奇的东西，大家也不会口口相传。

生活中如果你往深处看，会找到很多这样的奇人。我做了二十多年的文化遗产抢救，我看到中国大地上的奇人太多了——他们是有本事的人、有绝技的人，让人意想不到的人。我希望能通过一个巧妙的故事，把一个独特的性格挖掘出来。

问：能不能讲一个您生活中遇到的奇人故事？

冯骥才：这个故事我没放在书里，但是我遇到的事。天津有一种食品是十八街麻花，我知道它有一手绝活——“看天和面”，和面师傅看着天气来和面。不同的天气手法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事很有意思，到十八街麻花去找他们老板，我说跟他们师傅见面，老板很客气地说“冯老师这个不行”。他说炸麻花可以看，和面是不让人看的。

问：那这样的故事如果要写，确实很考验作家。

冯骥才：对，不过作家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因为我生活中遇见的东西多了，这样生活的细节积累得多了，有一个契机就能把这些生活写到小说里。碰到一两个很好的细节，其他的部分就看我的虚构能力。

所谓虚构，故事里人物的性格命运可以虚构、故事的情节可以虚构，但是生活不能虚构。小说需要大量的生活，需要作家在生活中积累大量的、丰富的、扎实的、厚实的生活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虚构就没有条件。现在老爱提一个词，让作家“深入生活”。我觉得生活不是找的，生活中那些最好的细节你找不到的。一个人在生活中不经意的事情，过了十几年想起来很多细节还可以刻骨铭心。只有看到了记下来，或者通过虚构写下来。

天津人说泥人张、狗不理，说市井奇人

佩服身边有本事、有能耐、性格个色的人

问：人文社这次不仅出版了《俗世奇人全本》，还开发了文创品——一套扑克牌，内容是您为小说画的54幅插画，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画这些插画的？

冯骥才：不是出书前画的，而是平常画的。

给你透露一下我的工作方式吧，我特别喜欢收藏本子，看到好看的本子都会买，每次出国也会买很多。我家有各式各样的本，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作用。有一个上面写警句，每次我想出深刻的话就写在上面，像泰戈尔写《飞鸟集》一样。有一个本子是手稿本，有时候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哪怕只是一个题目，我就把题目写在这个本子上，有时候脑海中冒出一个人物我就写上两句，过两天也就忘了。

《俗世奇人》也有一个本子。我这个本子写了三辑，每一辑都很厚，从头到尾写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我想这个人好玩的事就写上几句，然后画他各式各样的动作、形体，我心里这个人长什么德性，我就把他画下来。每个人物都画了好多个，比如泥人张就有20多个。

等到要出版的时候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选一个人物勾下来。画插图很过瘾，我画天津人也很来劲。人文社的编辑也非常有想法，一副扑克牌加上大王小王正好54张，他们把我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做成一张扑克，集成了一副扑克牌。

问：《俗世奇人》书写了清末民初天津卫的地域风貌。里面的人物既在显要上层，更在市井民间。当中的人物又和天津有密切的联系。创作《俗世奇人》过程中，您如何表达天津地域文化？

冯骥才：我写这些人物和故事，确实在追求所有人物的性格共同点，就是天津人的性格。我更关注天津的集体性格，就是地域的特点。做了二十多年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实际是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多样性。

天津人是什么性格？天津是码头，是中西碰撞的地方；天津人豪爽、义气、调侃、幽默、斗气，但是斗气不较真。我举个例子，我有一天下班骑自行车，路过一个岗楼。那时候警察都坐在马路角上圆柱形的岗楼里。有一个年轻的警察刚上班没几天，但是刚穿上警服也有点神气。一个老大爷推着自行车，车后面绑着一堆木头。老大爷因为穿着棉裤，迈了三次腿儿都没迈上车。过往的车辆很多，警察有点替这个老大爷担心，怕他被撞上。

如果是别的地方警察看到了，大概会说：“大爷这个地方车太多，您那边去上，别把您碰到。”天津人不这么说，这个警察笑着跟老大爷说：“大爷，你要想练车，找个安静地方练去。”这就是天津人，正话反说，天津人平常都这么说话，所以天津人里才出马三立、郭德纲。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集体性格，天津人跟北京人不一样，天津人从来不说名人，不说齐白石，也不说李可染、郭沫若、茅盾；天津人说泥人张，说狗不理，说市井奇人，天津人佩服自己身边有本事、有能耐、性格个色的人，这是天津人。因为这样一个群体造成的集体性格我喜欢，所以碰上这样的东西我自然就要写。

我追求的不是天津味儿

而是天津劲儿，就是天津精神

问：这些故事里的语言也有一种天津味儿。

冯骥才：我的《俗世奇人》希望把天津人的地域性格，天津人独特的可爱的地方表达出来。我在小说里也在摸索一种语言。在叙述小说的时候，我追求的不是天津味儿，天津味儿是一个表象，我追求的是天津劲儿，就是天津精神。所以我要把天津人的气质放到我小说的语言里，我写的时候经常笑，我喜欢写这样的小说，觉得写这种过瘾。

问：您讲到天津是市井城市，您怎么评价天津城市文化？天津的性格是否也是历史沉淀下来的东西？我们看到您笔下的故事有非常浓厚的津味，但是今天在文学的版图上，我们能看到京味、海派的作家，也能看到东北文艺复兴的新作家崛起写今天的东北，却很难看到谁还在继续写天津。

冯骥才：这个问题非常好，讲到城市的存在感。在今天中国大的格局里，城市的存在感不是很强，因为它不是走在最前沿的城市。这跟一百年以前的天津不一样，那时候提到天津便说是“大天津”，外来的东西都要先到天津才到北京，到了北京是慈禧太后能见到，送到宫里，老百姓见不到。因为天津是租界，外国人来的话先到租界，所有的电报、邮局、火车、电灯电话、自行车都是先到的租界。

我小时候还赶上一段时间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大天津”“大上海”。但是一个城市的发展，就跟国家一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除非一个地方不断的有强人、有高人，你才能把兴盛延续下去。

这也不是作家能解决的，当一个城市不那么兴盛，不那么冒尖，它的大城市存在感就不是作家能解决的了。但是作家要做的是把这个城市文化的特点留下来，把城市有魅力的东西呈现出来，让外面的人更了解这里。很多人不了解天津，以为天津就是煎饼果子，天津还有更可爱的，我要把它写到小说里。

所以为什么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好作家特别重要，因为读者会根据作家写的东西重新认识这里的文化。俄罗斯的文化是在一个高峰上，因为有托尔斯泰、普希金、契诃夫、柴可夫斯基、列宾这么一大批人，他们通过文艺作品，更集中、更鲜明、传播起来更有魅力地来反映一个民族的气质和精神。如果没有这批人，你连俄罗斯的性格都不知道。

《俗世奇人》写的是清末民初，按照文化年鉴史学派的观点，一个地方的文化往往在某一个时期表现得特别鲜明。比如上海，表现最鲜明的是穿旗袍的三十年代，周璇、张爱玲她们都在那个年代。上海的电影、画报、歌舞都特别有名；北京最有特点的是清末时期；天津最有特点的是租界时期，也就是中西碰撞的时候。

东方人和西方人看待彼此是不一样的。我在《单筒望远镜》里面说过，东方人眼睛里看到的西方人，不是西方人眼睛里看到的西方人；西方人眼睛里看到的东方人，也不是东方人眼睛里看到的东方人。正像男人眼里看到的女人，不是女人眼里看到的女人，女人眼里看到的男人，也不是男人眼里看到的男人。它是有差异的，这个差异需要作家敏锐地发现。

问：您说天津近代化甚至比北京都要早，但也有一种感觉是西方的文化、租界的文化，对于天津本地的市民好像影响痕迹很小，甚至可能一些传统文化性格都在今天的天津人身上难找到。比如天津以前是很重要的码头城市，码头城市江湖文化，码头都是要奔南北东西的，但是今天天津人非常的恋家，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冯骥才：恋家也不错，有的男人不恋家媳妇还不高兴。我就恋家，我七十多岁了，我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天津。但我对天津是了解的，天津人厚道、抱团。比如我在天津马路问“和平路怎么走”，天津出租司机会说“你上来我送你一段吧”。天津人受燕赵文化的影响，讲义气。我有一个朋友到天津找我，司机说“你找大冯啊，大冯在天津大学，我送你去”。各个地方的人性格都不一样，各有各的长处。

现阶段很重要的工作是怎样唤起老百姓对自己文化的热爱

问：这些年您为文化遗产保护奔走，在您看来现阶段亟须改善的是什么？

冯骥才：我碰到的最大问题，是我们的老百姓不认为自己的文化重要，百姓没有觉得这些东西是他们生活中不能割舍的。

一条街有很多很有价值的房子，为什么很轻易地拆掉？不一定都是政府或者开发商想要拆，很多老百姓自己认为房子太小太破，他没有认为这个房子是有价值的，就把它拆了。

当代的老百姓和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是脱节的，这是最大的问题。他们看不到历史留下的东西的价值和重要性，一条街、一个节日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欣赏价值、审美价值、历史见证价值，百姓看不到。只看到这个东西能不能变成钱，如果能够有人来参观赚钱，他才认为自己的东西有价值。

我觉得现阶段很重要的工作，是怎样唤起老百姓对自己文化的热爱。一定程度上也是我们教育的问题。从教育上告诉孩子这些节日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元旦、春节、清明、端午、中秋、七夕、重阳，这些节日都是生活中的高潮，每个节日必不可少。我们也要认识每个节日对中华民族的意义，这个节日的灵魂是什么。最近几年对节日的认识是好一点，但是要真正从根本上解决还得从教育抓起，我认为传统文化的教育是一个方面。另外要带孩子们去体验传统文化，光念书、写答案还不行，还得自己去体验。

问：亲身的体验确实很重要。

冯骥才：小时候一到清明节，老师就领着我们到郊区踏青，我们看到草地长出嫩芽。我记得老师在垂下的柳树里面找最嫩的柳条，把柳条插进泥地，第二年老师还领着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看你去年插的那个柳树长没长成熟。看到真的有柳条在成长，小孩子都特别高兴。这个时候不仅自己有成就感，更重要的是大自然是万物兴盛的，他感到大自然跟人的关系、节日和文化之间的联系。

问：说到对年轻人的教育，很多中学生和他们的语文老师非常喜欢您的《俗世奇人》。对于正在学习写作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吗？

冯骥才：我的小说都不长，长的也就是三四千字，一般都在两千字左右。我希望在两千多字里把一个人物写出来，这确实不容易。实际上短篇需要用最节省的笔墨，用准确的词语使人物活灵活现。你要写一个东西，不应该是模模糊糊还没有认识的时候要把它写出来，你一定让那个东西变得活灵活现在脑子里之后，再找出一个词来，把它写出来。

写风景、写事物、写一件东西，你都得要逼真地看见，而且都得看见它有表情才行。我有一个好朋友韩美林，我写过他的口述史，我很了解他。他爱画小动物，小猫小狗画得很可爱。其实他画很可爱有重要的一点，他是用爱心来画小动物。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受很多苦，最受苦的时候他画最可爱的东西来安慰自己。所以他用爱心来画画，他画什么东西都把它当作人画，他画小鸟点一个眼睛，说“你看，小鸟冲我眨眼了”。他有这样的心情，觉得自己画的东西是活的，有生命的。

大概的要领就是这样，写一株植物，要看到植物是真实的、有生命的、有魅力的、有诱人的感觉，才能写。所以我们教孩子写作，不只是要教孩子怎么写字词，应该是教给孩子们想象。充分发挥孩子们的想象力，要把想象的东西想得很美，想得很生动，才能去写。来源：北京青年报　|　何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