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期读书⑦丨廖伟棠×阿乙×邓安庆：站好自己的独立位置

作者：新京报
在动荡之中，准确攉取最荒谬的细节

新京报：疫情期间，每天的生活大致是如何安排的？

廖伟棠：对于我来说，真正的防疫生活自我一家初二夜晚从香港回到台湾开始，至今已自觉“隔离”近十四天。两个小朋友一醒来，万事万物就围绕他们旋转，基本就是陪玩、陪读、陪弹琴、唱歌，一有阳光就到自家院子里晒太阳玩。其间，出过几次门寻找口罩（不果）及购买日用品，去到的最远的地方是离家一千米的一条山沟，有自然步道，走下去走上来，往往只会路遇两三人，是一个不需戴口罩的运动。孩子有幸午睡或者早睡，我就欢喜雀跃，赶紧开卷、开酒，假装回到平凡又珍贵的读写生活中去。

阿乙：我待在北京，眼看着雪下了两场。每天在家尽量写800字的小说，读30至50页书。给亲人、朋友打打电话。

邓安庆：我老家是在湖北黄冈下辖的武穴市，此次疫情在我们这边也挺严重的。所以，我基本是在家里，没怎么出门。每天在家看看书，看看电影，主要还是在写一系列的随笔。



廖伟棠，1975年出生于广东，后移居香港，并曾在北京生活5年，现为自由作家、摄影师。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香港中文文学奖，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小说奖、创世纪诗奖及香港文学双年奖。

新京报：你们最近在读什么书？为什么在疫情时期选择这些书？特殊时期的这些阅读有何感受？

廖伟棠：这半个月，我读了香港诗人淮远的诗集《特种乘客》、香港诗人温健骝的诗集《帝乡》、美籍华裔诗人李立扬的诗集《眼睛后面》，还有半本加缪的《鼠疫》。后者的启示不言而喻，前面三本诗集，和我过去半年反复读的布莱希特诗集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当我们身处时代、身份认同等漩涡的时候，如何保持热心冷眼，站好一个诗人的独立位置，在动荡之中准确攉取那些最痛的、最荒谬的细节，因为这都是未来的证物。接下来打算阅读阿甘本的《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大卫林奇的自传《在梦中》和韩国诗人高银的新着《招魂》，后者对当下中国是很有意义的。

阿乙：我最近在读译林出版社版的《追忆似水年华》，目前读到第三卷。上一次没有读完，这次想尽量读完。普鲁斯特带来的启示是，写作不仅仅是描写外部社会，它也可以向自己、向精神性的领域探照。

邓安庆：我看书比较随机，手头有什么就看什么。目前读完了两本书，一本书是《坡道上的家》，这本书对我的意义是对女性境遇有更深入和更切身的了解。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之下，很多事情是习察不焉的“理所当然”，作为“母亲”的女性所遭遇到的和所承受的，明明觉得不对劲，却都很难明确表达出来。这部小说是一部“自省”之书，女主人公里沙子要逐渐把“内化”成自己行事准则的那些“当然”，从如空气一般弥漫的琐事中扒拉出来，不断地琢磨体味，不断地从自身境遇中追根溯源。这本书最精彩的就是它的心理描写，读来很能感同身受。

另一本是唐诺的《尽头》，唐诺是我非常敬佩和喜欢的作者。他是编辑出身，在书的世界已经浸淫几十年，身边有很多厉害的小说家，他太懂得小说书写者这类人了。如果你是写小说的，你会感觉自己在写作中的各种感受和困惑，都能在他的文章中得到解答、呼应和抚慰，甚至能更深入进去，让你跟着他一起思索书写的各种可能性。他是你的朋友，懂你；也是长者，能带你往更深远地地方看，进而抚慰你，启发你。



阿乙，江西瑞昌人，生于1976年。《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得主。出版有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情史失踪者》，中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随笔集《寡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

“没敢说什么以诗歌介入现实”

新京报：疫情期间看了哪些电影或电视剧？为什么选择这些影片？

廖伟棠：因为我还是一个影评人，没法去影院看电影真是要命，半个月来新电影只看了《1917》。幸好在家里地下室安装好了投影，看一些经典影片DVD不受影响，于是重看了《2001太空漫游》《内陆帝国》。并在Netflix看了《一一》《少年的你》和《黑镜：潘达斯纳基》。选它们还是写作需要，已经为《一一》和《1917》写了影评。

阿乙：我把邵氏的武侠片看了不少，主要是迷上了狄龙、姜大卫和张彻。张彻的电影开头都会有骑马的镜头，潇洒痛快。《独臂刀》《书剑恩仇录》《天涯明月刀》不错。《射雕英雄传》三部曲非常好，饰演黄蓉的郭佑华非常美。武侠其实是对自己不具备的能力的想象性授予。

邓安庆：主要在看台湾导演钟孟宏的作品，尤其喜欢他的《阳光普照》。这部电影几乎是反讽式地用了这个题目，一桩又一桩沉痛的打击纷至沓来，无论是逃避还是面对，都毫无“阳光”可言。影片中有一种坚韧的精神，人在千疮百孔的情况下，依旧努力地维持下来。这份维持的力量，是无法言表的爱。有点像是回到看杨德昌《一一》的感觉，近三个小时的片长，看完后沉浸在一种平静而惆怅的情绪中。林生祥的配乐真好。

新京报：这段时期是否有在写作？疫情之下，有何特殊感受？

廖伟棠：春节加防疫，基本没有心情和时间写大篇文章，只有几个专栏还坚持写着，最难受的是凭回忆写旅游专栏的时候，心想不知何时才能这样任我行了——在这被恐惧和戒备分割的地球上。可怒的是，“时代不幸诗人幸”，这个月写了五首关于疫区、疫事和受难者的诗，没敢说什么以诗歌介入现实，只是忠实于自己，发出一个有痛有恨的声音而已。

阿乙：我在写一个短篇，它是计划中成系列的短篇中的一个。在这个时期，保持个人纪律很重要。我体质不好，约束自己最重要。



邓安庆，1984 年生，湖北武穴人，从事过广告策划、内刊编辑、企业培训、木材加工、图书编辑、互联网等不同职业。已出版书有《纸上王国》《柔软的距离》，在《人民文学（海外版）》《读库》《山花》《上海文学》《花城》《书城》等期刊杂志上发表小说、散文多篇。

不能忽视灾难中人们的精神问题

新京报：你们对疫情有持续关注吗？是否有做日常的记录和观察？

廖伟棠：不可能不持续关注，我尤其关注在疫区武汉几位诗人和作家朋友的文字，通过他们去看最真实最基层的困顿和希望。

阿乙：我很关心疫情。我会提供自己的一点点帮助。我没有专门做记录，我想仅仅是看一圈社交媒体，就知道发生什么了。在这很短的日子里，出现了很多让人钦佩的勇敢的人。我对医生这个职业心怀崇敬，他们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和保护者。

邓安庆：我一直在写《疫时回乡记》，记录疫情期间的观察和思考，一方面想为自己留下一份详细的生活记录，另一方面，也想为这个时代留一份普通人的疫情档案。

新京报：对于这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你认为最需要反思的是什么问题？

邓安庆：无他，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对基本人权的尊重。

廖伟棠：最需要的是反思媒体知情权和公民言论受阻的问题，堵住了示警的嘴巴，也就让整个民族呼吸困难了。

新京报：防疫期间，有没有值得推荐给读者的书？

廖伟棠：我还是推荐读诗，两种诗：一是苍劲的古诗，让人心镇定坚韧，从汉字里获取信念；二是曾经经历劫难的当代人的诗，像布莱希特、策兰和曼德尔斯塔姆，他们教晓我们绝不向时代的“病毒”投降。

阿乙：我没有什么推荐的。我自己的经验是，在思考一些问题时，多注意一些学历和水平比自己高的人怎么说，还是应该多相信专家和学者。另外就是多接触科普文章。子曰：无友不如己者。

邓安庆：我推荐《巨浪下的小学》。这真是好书，翻译得也好。“3·11地震”引发海啸，这场大灾难题材本身就很值得写，而作者也不辱使命，他关注惨剧是如何发生的，对事件在人们心中引发的精神灾难尤为在意。读来时常有头皮发麻之感，除开追究导致悲剧的事情本身之外，给我最大冲击的是围绕“死”而来的。如此细致地记录人们在死亡面前的身心感受，让人能够代入进去，体会那种恐怖、窒息、麻木、撕扯……经常读一点就要放下来，缓一口气，读完后也不敢细想。

采写丨张进、吴鑫、徐悦东

编辑丨徐伟、宫照华

校对丨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