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作家谈写作：“性别战争里，男女双方都是受害者”

2020年第2期，《十月》杂志邀请批评家张莉主持“新女性写作专辑”，包括张莉、贺桂梅两位学者对当代“女性写作”的理论与创作梳理，翟永明、林白、叶弥、乔叶、金仁顺、孙频、文珍、蔡东、张天翼、淡豹、周瓒、戴潍娜、玉珍等十三位女性作家的小说、诗歌和非虚构新作。相信这些作品，会带来更具丰富与包容性、更具想象力与异质性的经验表达，推动当下语境里对“女性写作”的再次定义和重新理解。

中国的女性处境挺有意思，无法一言以蔽之。北方和南方不大一样，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有很大差别。家庭富裕或开明与否，也会造成女性不同的境况。很多时候，关上门，女性就是家里做主的那个人。开了门，她就是丈夫或儿子身后的那个人。我认识一位优秀的女性，她嫁在南方，丈夫对她很尊重和宠爱。八十年代她带着丈夫回北方老家，丈夫惊讶地看到她不能到客厅的大桌子上吃饭，所有的女眷只能去厨房吃饭。时至今日，社会已有了很大进步，很少有女性需要为自己的性别去挣体面和尊严。当今社会，女性需要的更多的是求证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努力体现价值。当女性在体力上与男性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女性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应当与男性一样具有价值。这是一种需要被肯定的前提，因为女性如果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一定要获得更多的权利。

今天女性处境其实是变糟了，不过女性变得更警惕更清醒了，比如资助失学女童的某慈善项目的广告语：“今天的女童是未来的母亲，母亲的素质影响未来全民族的素质。”这句类似今天我们给神户牛听音乐、将来牛肉会更好吃的话，其实不是今天出现的，它在九十年代创设基金时就有了，那时似乎没人反对（否则也不会留到今天还没改），但现在女性把这句话骂上了微博热搜，她们清晰地说：恶心！她不是谁的母亲，她首先是她自己。

我觉得现在在我国，现实中的女性处境还是比较尴尬的(不包括各种理论和主义），有趣的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明程度的发展，以及女性意识的增强，这两年的社会环境对女性尤其是单身女性反倒更为不利了。已经从一个旧秩序里出来了，但那个新的秩序似乎还没有确立，心里已经接受了两性平等，接受了女性应当拥有更多的权利，但一旦进入现实又有深重的无力感，发现女性仍然是隐形的弱势者，仍然得向一系列规则与约定俗成的东西妥协。写作中，我一直比较关注处在各种夹层里的女性。

蔡东：这个话题如果以“总体”而言，实在太大、太复杂了，只能从个体经验上谈谈。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像男孩子一样度过，疯跑、游戏、打架、冒险，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在母胎里就受了暗示。

我从少女时代就没打算过这种生活。我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完全是出入对性别不公平现象的无法释怀。母胎时期的被性别预期、成长际遇、以及很早就开始的阅读，这些因素集结起来，形成了我的社会性别，我是中性。我的精神世界里面，一直是雌雄同体的。针对不同的事件和情绪，有时候，“她”会奋起；有时候，“他”占上风。

我认同社会性别的说法。我觉得社会性别是一种个人选择。

乔叶：简单说，从身份与责任的角度去理解今日女性之处境，各种观念与成见都会显现出来。仔细考察，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女性尚未被当成与男性平等的个人，而是在各种利益与偏见的意义上被物化和利用。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总是大于或偏离了女性实际应承担的责任。我不是说女性应该承担更少的社会和家庭责任，而是认为现实情况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落差。泛泛而言，我关心各个阶层的女性处境，只要我能够看见，我都想更深刻地了解她们的生活与遭遇。

文珍：伍尔夫的时代，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今天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大房间。那些狡猾隐蔽地强加在女人身上的社会角色，让女性必须放弃很多，才能朝着幸福前行；而任何女性意识的觉醒，几乎都是以幸福作为代价。一个醒来的女性，必会时时察觉到那些埋伏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公感和损失感。这些感受都是在挑战最根深蒂固的公序良俗。从一开始，规则的制定就是为了配合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尽管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人作为劳动力这一基本事实一直没有改变。但未来的AI革命，有可能会实现某种去性别化，人机战争取代性别战争。

女性的处境看上去某些方面有改善，在进步，但付出的努力和代价也大，细想仍然很难，压力很大，不过有更多女性更勇敢自由地表达自己，争取得到更高的社会尊重与更好的生活质量。我没有特意关注某一类女性，生命中遇到的任何女性群体我都关注。

您如何理解这种处境中的“女性写作”？

翟永明：即使不提“女性写作”，许多小说也都有女性意识在内。女性意识，不外乎就是女性的解放、权利、责任。我们都知道有一本经典革命电影《红色娘子军》，现在好像可以这么解读：它是把女性的解放放到了一个阶级解放的宏大叙事里。我小时候，六、七十年代，到处都可以看到“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标语。妇女解放了，与男子同工同酬，也有了权利，但这些权利还是不够稳定，时有变化，几千年的封建幽灵还在徘徊。“女性写作”在今天的意义，是要坚定地竖立女性解放的一面旗帜，倡导女性更为全面地认识自己的灵魂和肉体，主动加入到维护世界和平的行列中，从思想解放到能量解放，承担更多的责任。……当然这一切都要有更多的权利。

金仁顺：作为女作家，女性意识自然而然地深埋在我们的写作中，出现在我们作品中的方方面面，我们的视角和格局必然地受到性别的影响，但这些事情和“女性主义”“女性写作”未必有关系。除非你想要有关系。

我知道有很多同行不是很喜欢这个词，觉得写作的范畴就此窄化了，甚至本能地抗拒“女权主义”或者“女性主义”的概念。我有一段时间也不怎么喜欢自己总被放在女作家队列，就好像作家和女作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甚至希望自己尽快抵达所谓雌雄同体的最高境界。但这两年我的想法又有一点改变。怎么被外界定义、是否被放在女作家序列，这是他人的事。而性别是我很难摆脱的生理属性，与之相伴而生的社会属性和社会角色分配，早已内化于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感知世界的方式里，一个人既然不可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大概也没办法写出完全去性别化的文学。那么，就坦然接受自己的性别，如同接受自己的长相、性格和原生家庭，并在此基础上努力理解陌生的群体，试图和世界不同的部分沟通，我觉得也蛮好的。在这种层面上，也许强调“女性写作”更有其意义，看似局限、片面、偏安一隅，却也因此拥有一个基点，可以向对岸架起桥梁。

孙频：就像引起强烈反响的《82年生的金智英》一样，有时女性争取权益的运动能从“女性写作”那里借到力量和声势。文学的一种基本道德是要站在弱者这边，而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是资深弱势群体。至于我自己，我没有刻意去做专门的女性写作，只是女性既为生理性别，就要诚实面对已得到和将得到的生命体验。不过强调某一种性别化的东西，会削弱小说的力量，我记得张莉老师跟毕飞宇的一次对谈，毕飞宇说，好的小说是没有性别的。

戴潍娜：当下女性写作愈发显性和主动。翻看《外国文学动态研究》去年的年度报告，“女性写作”几乎成了各语种写作中的年度热门关键词，例如阿根廷发起了争取堕胎权和终止对女性暴力的“一个都不能少”运动和创作，爱尔兰文学中女性题材的大放异彩，日本女性写作“护理文学”的出现等等。

蔡东：“女性写作”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写女性和女性写，两个方面同等重要。“写女性”可以由女性和男性分别或共同完成，前提是真正关注和理解女性的处境，以及破除新旧性别歧视观念，保持对性别不公现象的敏感；“女性写”强调女性写作者的主体性，她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对女性遭遇不公正命运的反抗，以及她寄予的尊重性别差异和多元文化理想等。

玉珍：这篇小说里用了貘这个意象是有原因的，因为在传说中，这种生活在东南亚的动物是一种很特别的兽，它会吃梦。而我要写的这个女主人公是一个曾经追求女性的真正存在，做了很多梦，最后却回过头吃掉了自己所有的梦，也包括吃掉了一部分文明的女性。她最后跳入湖中有太多的含义，可以是自救，可以是示威，可以是自溺，可以是真正的勇敢和迷人。现实中也许并没有这样的女性存在，但她身上会有那些处在夹层里的女性的影子，她也许是那些夹层里的女性集体的一只梦貘。

文珍：《山河》写一个逆来顺受的妇女，她经过生活的捶打，逐渐以忍耐为使命。她的女儿则开始迷信自我成就的力量，把“孤独”这个概念当成美学。她们二人都在寻找信仰。

除此以外，我还想借这篇写写我熟悉的城市空间自90年代以来的变化：

——城市开始密布711这样的24小时便利店，提供一种冷光的安慰。

城市变成新城市，这既帮助也推动女性变成新女性。一方面，女性想要过一种崭新的生活，在私人领域作心理上的自我改造，不想像上一代那样生活，不想按上一代的要求那样生活，另一方面，这些变化也是种全球性的趋势，难以阻挡，“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社会应该对此作好准备。

张天翼：都是随意写下来的，并没有要怎样的心思。自然也没有考虑某种主义。失之随意免不了，那也无所谓。忽然想起小引的一句诗，酒配不上粮食，衣服配不上棉花。不过我想，酒也不是我的酒，粮食也不是我的粮食，我仅仅是，只能是一个喜欢诗的人。

周瓒：我这篇《对岸》，写于2019年9月，原先是要发表在别的刊物上，当知道《十月》有这么一个专辑，我就放在《十月》上发表了。最初的写作意图产生于对女性的身体之迷惑，身体与灵魂息息相关，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女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这个问题也来自于我的自问：我是谁？我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我对世界满意吗？《对岸》里的女性，想挣脱女性性别的桎梏，最终无法达到。如果女性不能完全接受和原谅自己，就会带上性别的枷锁，那么也无法真正地与男性和解。

玉珍：最初想写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怀念，写着写着，那个被怀念的人清晰起来，我被她吸引了。我对她一生的认识是逐层深入的，最后那一层也就是第三层震荡了我，这个人物又往前走了一步，她身心皆在陈套之外。

金仁顺：《小瓷谈往录》是非虚构作品，除了工作单位和当事者姓名之类的必要回避，内容都是小瓷的真实讲述。当牵线人雪姐告诉我，小瓷的故事“可有意思”时，我的心理也如文中交代，对雪姐说的“有意思”没有抱太多期待。不过，当和小瓷畅谈了几个小时后，我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小瓷的故事尽管说不上多么惊心动魄，作为无数平凡女性中的一个，她的经历却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从这个角度上去看，她意味的“有意思”就是无数平凡人的“有意思”，这就有意思了。小瓷本人更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她能够比较清晰地回顾自己的过往，比较清醒地审视自己的成长。这也保证了她讲述的质量。文本主体基本就是她原汁原味的讲述，让我捡了个少有的现成。

写作中的性别意识与生活中的性别意识有何不同？作品如果涉及特定角色视角中的异性形象，您的观察和写作方法是？

翟永明：在很长时间里，我写作时，用的是一种文学化了的性别态度，类似于中性化。不管是写男人和女人，最终写的是人。这样有利于把小说保持在客观和公正的水准上。我在2019年，因为张莉的性别问卷，我对性别问题产生了很大兴趣。在此之前，我从没有在我的小说里有意反映这一问题，我开始觉得，性别问题可能是我们解开世界之谜的钥匙之一。所以我用开放的心态接受了我这一变化，并且为此连续写了几篇不成熟的“女性小说”，《对岸》是其中之一。说实话，我不知道称之为“女性小说”是否准确，也还不清楚到底怎样才是真正的“女性小说”，生活并没有给这种小说量身定造一些材料。我需要寻找，摆脱理论化和概念化的痕迹。

这两者肯定是有区别的。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在生活中的性别意识更强烈一些，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更感性，比如在社会生活中，不自觉地就会很享受男士们主动开车门、帮拎行李之类的行为，觉得他们很绅士。对于亲近的男人，比如我儿子，我也会不客气地主动要求，会说，我是女人啊，你为什么要跟女人计较啊，应该让着我呀，总之就是很喜欢撒娇、任性，不怎么讲道理，现实中会习惯性地把自己置于一种弱势位置。

在大部分文学作品中，作家的性别观是内在渗透的。一个作家在预备写一部作品时，会想结构，想事件，想人物，想思想内涵，除非有某种特殊性，只怕不会有很多作家专门考虑性别问题。性别问题不用讨论，它天然地存在。就像好作家大多是雌雄同体。

理想的状态，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两个方面应是统一的。相对来说，写作中的性别意识经由理论思考，是理性的、反思性的；而生活中的性别意识往往处于感性状态，有时可能是下意识的。不过，生活中也有思考，写作也需从感受出发。因此，如何分开这二者呢？极端地说，写作也是生活的一种。写作中性别形象可以是自由的，性征也是流动的，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奥兰多一样。

淡豹：我理想的写作，是希望性别观念能更锋利一些。我很喜欢伯恩哈德、穆齐尔那些充满观念的小说。

特定角色视角中的异性形象——我能想象男人眼中的女人，毕竟几乎整个社会都在按男人的方式看待女人，批评女人，要求女人。可我真是不懂男人！

玉珍：生活中的性别意识更多的是先天和生理的，写作中的性别意识有本能的一面，也有自觉的部分。我早年的作品在涉及异性的时候，谈不上对抗，但比较尖锐，也不是姿态性的写法，是当时的认识在那一步。

文珍：我从小和男生一起长大。青春期开始恋爱，工作后也会有一些异性朋友。所以要写异性对我来说似乎不难：只要可以真正做到设身处地。甚至因为太理解男性，被女友开玩笑说成“渣男”。说这个，是想说我对男性并无敌意，当真发生性别战争，男女双方都是受害者。所以，我其实也不喜欢单一性别视角。一边倒的控诉揭露太沉闷，而且很容易暴露自己的傲慢与偏见。不平等、性别歧视固然存在，但这是千百年来的渣滓沉积，究其原因走向，也许比单纯怨诉更有力。

对这次疫情，您有哪些观察？经过这些观察，您的写作观念和女性观念会发生变化吗？

林白：我1978年至1982年在武汉大学上了四年本科，后来又在武汉市文联工作了十年，前后加起来14年。在武汉有我的朋友同学同事，在湖北浠水（就是疫情严重的黄冈地区）有《妇女闲聊录》里的木珍，我们班的邓同学，他的亲人是中南医院消化内科护士，后来去增援雷神山医院。我每天在大学群、同事群，在微信中，听到的都是最直接的惨况。同班同学中有一大半是武汉或湖北人。疫情早期，每天都在听说大学同学的同事，大学同学的中学同学、大学同学插队时候的战友，排了10个小时队才挂上号，确诊了住不进医院……病亡。前几天还听说了母校武汉大学这次新冠肺炎中病亡了很多人。

今天看了方方的日记才知道，李文亮大夫所在的武汉中心医院就是之前的武汉二医院，这家医院，就是单位给我指定的定点医院，前身为汉口天主堂医院，有140年历史。老的市二医院仍在原处，它是中心医院的另一个院区。听说中心医院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多达二百多人，不少重症。全是第一批被感染者。三个副院长被感染，一个护理部主任感染，多个科室主任正在用ecmo维持；多个主任医师上呼吸机，多个一线医护经历了生死一线间。急诊科损失惨重，肿瘤科倒下近20个医护……

我每天都不能冷静。

这段时间封闭在家，手机看得比较多，对几个报道印象深刻。由衷敬佩医护人员这个群体，还有其他行业领域的工作者，他们不会高喊什么漂亮话，心思单纯，踏实坚韧地做实事而已。另外，想说一说身在疫区还坚持每天记录的作家和诗人，我不一定认同他们的观点，但敬重他们表达的勇气。即使表述上有瑕疵或欠考量，也不必求全责备。这类文章怎么可能圆融并让所有人满意，挑不出毛病的东西得多假。有个朋友觉得疫情过后很多人会重新考虑人生，大家都经历了恐慌也脱离了生活惯性，没有谁在疫情之外，赶在遗忘之前，它的影响已渗入到生活中。这些年来，我的写作观念和女性观念往往只在一段时间里稳定，经历、阅读都会促使其变化，这之后，希望自己能更真实地去面对一些问题。

文珍：这段日子，我承担了每天在网上采购蔬果肉菜的任务，偶尔下厨，天天陪父母在客厅打羽毛球锻炼，几乎没怎么写作，只看了好些一直想看却总说没时间看的书。这很像回到了高中时的寒假，只是更漫长，更看不到边界。这么长时间不写当然也会焦虑，但转念一想，彩衣娱亲在现阶段或许是更重要的事。许多武汉的普通人记录每天生活，很动人；而非常时期的写作，对作家的职责却提出了更审慎和长远的要求。

玉珍：现在归纳我的观察有点为时尚早，更多的是情绪上的波动和一些感受、认识的强化和确定。一度被忧愤情绪攫住的我，对于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国家、政府、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的个人，我们使用着的语言等等，我的观感和认识的确有了变化。当然，作为也生存于其间的我，不可能只是旁观。我想起加缪曾经描述他那一代人的心境时的一句话，“以羞耻为营养，以反抗为生”，大概也是我这段时间的经验写照。也许会影响到我的写作观念和女性观念，而变化需要通过写作实绩来体现。我在期待之中。

戴潍娜：悲绝之中，任何修辞都显得轻浮。然而醒来之时，所有人都习得了隐晦的表达，诗的技艺。

叶弥：二月到三月，我一直在写诗。今天捋了捋，竟然已经有12首：《二月，所有的墨水不够用来痛哭》《千祈，千祈》《记录吧，你》《那只兔子》《二传手》《病毒在喉咙里》《闰二月》《三月，遥望花朵》《你好吗？》《无脑儿》《天使》《春天，无脑儿戴上口罩》。

中间曾经挣扎过。

   持这种想法的朋友大概有一半。

   我想了一下，不是我要写诗，而是诗自己冲出来，每天早上，先是前面的句子冲出来，然后我就一行一行接下去。有几首，是吃早餐之前空腹写的。

作家的写作是需要沉淀的。诗歌不是作为战时动员的快板书，不可能只是喊一些口号，也不是“右边参差不齐的散文”。诗歌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思想形式，是对灵魂进行滋养的艺术。诗歌既是最纯粹最特殊的语言，诗歌也需要反思，需要提出问题，需要有比较深入的思考。不管是对现实，对灾难，对整个时代，有真正的悲悯，能提示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目前状态下，我们不应该写作。不是应不应该写，而是应该怎样写。

最近看新闻哭了很多次。时常不安、愤怒，随之而来的不是幸存者愧疚，就是深感“百无一用是书生”。我想，将来如果一直对这段特殊的日子念兹在兹，无时或忘，那么也许还是会写的。又或者只是作为某篇小说的背景。现在一切都不知道：这其实取决于无从设想的未来某日的回望。一个将来完成时。

淡豹：我会想更多去写女性一些日常经验的小细节，比如孕产中的身体痛苦，比如社会对女性的清洁卫生有更高的要求，一代代女性发展出独特的卫生文化，为此贡献出生活里许多时间、步骤。

诗人对于语言及其观照的现实负有责任，我会写相关的诗。

蔡东：短期内肯定不会写。假如有可能，我希望做一个编剧，参与一部像《血疫》《传染病》《流感》《切尔诺贝利》那样讲述这场悲剧的影视作品。

叶弥：会，需要时间反思消化，因为这个事太大，短时间爆发的东西太多，哗啦一下全炸在我们面前，我条理差，反思过很多问题，很乱，至于写作方式，哪个方式适合最大程度表达出我的想法就用哪个方式，我只能选择一个点，写我眼睛看到的，确定的，应该写的，我没法知道全部，任何人都是，因为庞然大物的真相在任何人那儿只展现一部分，我希望写出那一小部分，让人去理解和发现大部分。

戴潍娜：会的。我们的书写要配得上我们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