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在欢：创作就是一个人在家自己和自己玩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郑在欢多数时间宅在北京南五环的家中，做一份动漫编剧的兼职，同时整理他接下来将要出版的小说集。今年春节，郑在欢没有像往年一样，回到老家河南驻马店，他之所以没回去，并非担心疫情，而是去年回家明显感觉到乐趣变少，甚至有些无所适从，虽然干的事和往年没什么变化，于是就“懒得回了”。
2017年，郑在欢的小说集《驻马店伤心故事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作品，描写了郑在欢记忆中家乡的亲人、乡邻和伙伴，他们年龄、性格各异，却几乎都是常人眼中的“怪人”。“驻马店”，这个天生带有黑色幽默感的地名，也经由郑在欢的书写，从地域鄙视链和网络段子中挣脱，第一次经受了来自纯文学的审视。郑在欢在后记中说：“人都是来来去去的，能留下来的，永远是生命中最动人的时刻。这些故事被反复讲起，即使变得面目全非，我相信最本真最值得讲述的地方依旧保留其中。这样的故事不是小说，是用生命活出来的。”
与同代其他“90后”作家相比，郑在欢的履历显得尤为特殊，生于1990年的他甚至九年义务教育都未及完成，但这并非因为成绩不佳。郑在欢的生母早逝，暴虐的继母不愿支持他读书，于是念完初一之后，郑在欢就不再上学，而是跟随亲戚外出打工。
幸而郑在欢从小喜爱阅读，“凡是带字儿的都爱读”。从武侠小说到青春小说，从网络文学到经典名著，他在文学中发现了另一个世界，并且慢慢练习讲起了属于自己的故事。

看到韩寒、郭敬明出书成名，就更有信心了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90后”写作者，你的青春经历显然具有非典型性，初一辍学、在外打工……这些年你都待过哪些城市？做过哪些工作？
郑在欢：我老家是在驻马店新蔡县的一个村子里，与安徽接壤。我16岁时外出打工，农村里出去打工一般都是投靠亲戚。第一次去的是河北的白沟镇，那是一个专门生产箱包的镇，镇上全都是做箱包的小作坊，主要生产工具就是缝纫机。因为是小作坊，所以他们找的工人都是差不多15到20岁之间不上学的少年。我在白沟干了两年，每天从早上一直干到夜里十一二点，干得头昏脑涨，那段时间比较艰苦。
离开白沟后，我又去了浙江余姚，那里的亲戚很多，感觉整个村子住的都是我亲戚，他们在那里做小生意或者进厂打工。我之前在白沟学会了踩缝纫机，于是就被亲戚介绍到一个皮鞋厂里踩缝纫机做皮鞋。当时2008年赶上金融危机、奥运会……厂子里活不多，经常上午干半天，下午就能出去玩了，这段生活还是很快乐的。
2009年，我到了北京，还是找亲戚，他们在大红门做批发生意，主要是军用物品。我帮他们管理库房，还要把货物拉到柜台，在柜台上卖东西。我经常骑着电瓶车，从大红门的库房调货到大栅栏，一路上从南到北，从永定门到前门，也算感受到北京作为一个大城市的繁华。
澎湃新闻：后来如何逐渐走上写作之路？
郑在欢：在北京，我第一次买了一部诺基亚N72的智能手机，就可以用UC浏览器上网了。当时有一个挺大的手机网站叫“空中网”，我在上面看到它正在办一个文学比赛，头奖奖金30万，我一看就动心了，因为正好刚买了新手机，于是我就开始在手机上写东西。我16岁在河北那时候都是用笔写在本子上。
我在空中网上用手机连载了两篇长篇小说，一篇是讲一名杀手的故事，一篇是玄幻小说，从秋天写到冬天，写杀手的小说获得了比赛的三等奖，有8000块奖金，我骑着送货的电动车到中关村领奖，还见到一位曾经在网上“骂架”的中年写手。
随后我用8000块奖金买了一台电脑，全身心地投入写作，那时候就是想出书，想靠写作成名，但对文学没有太多想法和认识。
澎湃新闻：那时候是写什么类型的小说呢？
郑在欢：写一个自传体的青春校园小说，因为我小时候上学的风气都是拉帮结派、打架斗殴，甚至有十几岁小孩堕胎的事情，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再加上我当时看地摊上韩寒、郭敬明出的书，都是写校园，还能出名，我就更有信心。
这个长篇小说我后来写了三次都没有写完，不过幸亏没写完，那时候还是太小，不会理解少年的无奈、悲伤和遭遇的坎坷来源何处，以及他们为什么会崇拜古惑仔，喜欢在外面瞎混。这肯定是和当地的经济状况与成人世界是分不开的。
在写这个长篇的间隙，我还写了一大堆中短篇小说，当时不知道有“发表”这回事情，也不知道有文学杂志。后来有一次我跟当时的女朋友去报刊亭买她喜欢看的八卦杂志，才从《收获》上发现了一个投稿地址，于是第一次把自己的小说打印出来寄了过去，直到有人跟我联系，才慢慢知道还有编辑、稿费这回事。
澎湃新闻：你比较喜欢读哪些作家的作品？打工过程中，是否有自我教育的意识？
郑在欢：我小时候读书不错，一直都是班长，老师也挺看好我。“北大清华的校门为你敞开。”这是他们对我说的话。但我那时还没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步入社会后，想的又都是找门路挣钱，比如我会特别留意地摊上卖的各种骗人的“致富经”，会去研究这些东西。我不会为了增加某方面的知识、技能而去看书，后来之所以会比较喜欢读文学，是因为它能吸引我，而且也认识了一些写作上的朋友，也会互相影响。
我开始大量读文学书最早是在天涯书库，里面有很多经典文学作品，我用半年时间就把里面的书在手机上基本看遍了，当时是海量地阅读，逮到什么就看什么，直到后来才会有选择性地重看一些书，比如胡安·鲁尔福、海明威的小说。
借一下老家驻马店的“东风”
澎湃新闻：你的第一本书直接把家乡河南“驻马店”写进了书名，但驻马店在民间和互联网上饱受“地域黑”，长期被污名化。你作为驻马店人，从小生长在那片土地上，如何理解家乡的“魔幻”色彩？又如何在文学上加以呈现？
郑在欢：这本书之所以用“驻马店”命名，其实也是出于销售的考虑，借一下老家的“东风”。所谓“魔幻”，我想是因为“驻马店”这个地名本身就给人一种土了吧唧的小城市的感觉，就像赵本山在小品里老说“铁岭”一样，他不会说辽宁沈阳，“驻马店”同样有这种效果。
至于驻马店或者任何地域被污名化，这都是写作者没办法改变的。我写驻马店，也不是为了改变人们对驻马店的看法，我绝对没有这种想法，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地名拿来用而已。任何一个地名放到文艺作品中去，都会散发出浪漫色彩，曼哈顿和布鲁克林是很多美国作品的地标，我用“驻马店”，仅仅是觉得浪漫不分大小或者时尚，浪漫取决于有没有人注意到。
我喜欢在小说里写真实的地方，前提必须是我离开了这个地方以后，比如我为河北白沟和浙江余姚都写过一篇小说，可是我现在还在北京生活，就没办法去写北京，好像没有那种挖掘过去带着灰尘的生活的感觉。
澎湃新闻：《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分为“病人列传”和“Cult家族”两部分，其实内容颇为相似，讲述了一群“非正常人类”的残酷故事，很多人认为其中包含了你本人的苦难成长史，那么小说里有多大成分是虚构的？
郑在欢：这本书里写的人物在我的现实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原型，没有一个是纯虚构出来的。我其实没有太把它当成小说作品，而是一种人物速记或人物随笔，梳理归纳下在我生命中出现过的那些印象深刻的人。
书出版后，我写到的一些人物原型还会去买来看，比如我童年生活的那个村子里的人，包括我的家人。《驻马店伤心故事集》这本书其实是一个成年人回头去看自己少年时认识的世界——一个语焉不详的世界，所以里面很多人物形象是很模糊的，因为少年记忆里的只言片语，又变得充满活力。比如书里面写到一个不愿嫁人的女性“菊花”，她不嫁人就是留给我小时候最深的印象，但她为什么不嫁人，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写这篇故事的时候我二十多岁，等于是对当年的记忆重新进行一种追溯和填充。
澎湃新闻：在你构筑的小说文本中，虽然每个人物都单独成篇，但细读之下就会发现有部分闲散情节彼此呼应和连接，仿佛具备了长篇小说的规模和野心，这是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
郑在欢：我写的所有故事里，人物都会有呼应，特别是乡村谱系中，因为所有的人物关系在我脑子里就像一张网一样。这是属于我个人的历史脉络。我们看清宫戏，会发现在不同的剧集里同一个角色的不同处理，那是大众对历史的想象。我写小说的时候也时常会有这种感觉，那些小人物成为历史，他们在时空中有所交汇。不过那些呼应不是事先谋划出来的，可能写到某个人时，就会联系到另一个人，但那个人不属于这个故事，就一笔带过了，但他在别的故事里就会成为主角。
澎湃新闻：现在很多写作者都喜欢在对话叙述中突出方言特点，你在书名中突出了地域性，却似乎没有在语言上给予相应的表现力，只是在个别词汇上运用了一些方言，主要还是依靠第一人称的普通话叙述。这对你主要书写的乡村而言，是否意味着表现力的缺失？
郑在欢：我觉得作品让别人读起来还是越接近日常越好，我的写作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我不想说我写的东西只是给河南人看，如果我懂英语，我甚至想用英语写作。另一方面，我也不想写“河南味”的小说，比如有什么“京味”小说，这种东西偶尔读一下可能会觉得有意思，但是不能当做一种追求，否则就太窄了。
当然我有些地方还是会保留一些河南话，为了增加语感。比如一些名词，我老家话里把公羊叫“老骚虎”，这就很有意思，很形象，也给人新奇的感觉。还有一些用词组合足够别致，而且能在普通话里被“发扬光大”，比如“熊蛋”这个形容词，是搞笑的意思，它能和普通话契合。至于其他河南话的口语，像“中”、“恁啥咧”这种，我都觉得太普通了，写出来没什么意思。
我不会为了发扬方言去写小说，有个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它用吴语方言写成，但是跟我们多数人日常的汉语表达还是有隔阂，它只是为读者展现一幅别样的风景而已。
澎湃新闻：近几年，关于你的采访、报道、活动邀请接连而至，会不会有一种突然出名的感觉？
郑在欢：完全没有。十几岁到二十来岁那段时间，我闷在家里写小说，只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横空出世、一炮而红。这个想法让我兴奋不已，并且支撑起我的热情。后来别说出名，日常生活都成问题的时候，我开始去上班。就是这时候我开始见到更宽广的社会，并认识到出名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不值得当作一个目标去努力。当然，这也可以当作认命之后的自我说服。现在的情况是，我不会把出名当成一个事儿，出不出名都无所谓。但我怕寂寞，我怕我写的东西没人看。只要我写的东西被看到，哪怕不知道是我写的都无所谓。现在大家在谈论的文学，在我看来都不够劲儿。
澎湃新闻：注意到你的介绍中还有“音乐人”的标签，平时也在玩音乐吗？
郑在欢：我平时会写一些歌，音乐肯定比文字更能直接地感染到受众。不过这些歌都只是弹着吉他简单录制，挑一些发在网上。相比写小说，搞音乐还是需要更高的成本，都是搞创作，在我看来没有高下之分，我甚至还想要拍片子，还有一些小说我也想把它们做成有声作品，比如我发现我的一些小说适合说唱。创作就是一个人在家自己和自己玩，动用一切可玩的元素。
澎湃新闻：接下来有哪些写作和出版计划？
郑在欢：接下来要出的一本小说集是我十年写作的精华。目前想写的东西太多了，科幻、犯罪……我什么都写，电脑上一桌面都是文档。时间、精力不够，这是一个大问题。其实我始终觉得写小说是个玩意儿，特别害怕把它当作艺术品那样去对待，比如我特别重视的那个自传体长篇小说，一直拖着没有写完，我越是在乎的东西越难以完成。
90后作家同题问答
1.你如何定义“90后”？
这应该是承上启下的一代，“半手机”一代，“90后”有智能手机是少年时代，到了“00后”，从出生就有这玩意儿。智能手机改变了我们，肯定是这样。“90后”是从少年时期被改变的，这很重要，意味着他们还有“手机的史前时代”。
2.你最近关注的一个社会事件/新闻是什么？为什么会关注？
最近闷在家里，似乎只能看手机，事实上这段时间是我看手机最少的时候。我不敢看。从大年夜开始，新闻看得我胸闷。这是我被无力感袭击最狠的一次，既然什么都做不了，我也就只配关心粮食和蔬菜。活着嘛。也许我事后会看，但我现在不想看，我想让自己心情好一点。当然还是会看到只言片语的东西，“老人患病去世，六岁孩童独自在家”、“手机上网课，女孩因为家里手机不够用而自杀”，这些都是我在朋友圈看到的，我没有点开。这么说显得我丧失了社会性，这些触目惊心的“个案”，其实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会发生。我唯一看的一个长篇新闻，是“肖战事件”，这确实是更“新闻”的东西，因为这之中涉及到我不懂的部分，涉及到新一代年轻人。网络是属于年轻人的，就像他们一出生就拥有手机一样，我确实想要搞明白他们在关心什么。就像这时候，他们为了偶像搞起“圣战”，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当然我完全不想指责他们，少年时期总是转瞬即逝，我们也都是少年过来的。少年是一生中最容易后悔的时期，前提是我们愿意回顾，现在这帮少年搞出那么大的事儿，他们日后一定会想一想，这绝对是一件好事。
3.你如今最想尝试的写作题材/类型是哪种？
我做过电影编剧。做编剧的时候必须要对类型极其敏感，但写小说的时候，类型在我这里是不存在的，即使是有，也只是作为一种手段运用。写作是为了破坏，不是为了巩固已有的东西，在破坏中建立新的秩序，这几乎是写作的全部意义。
4.你比较关注的同辈作家？
这些年我们以代际划分作家，导致我认识了不少同龄作家，这把我们搞得好像是同一个阵线的。我很关注，又不太关注，怎么说呢，从写作角度来讲，我不关注任何人，从社会学角度来讲，我关注他们为什么这么写。不过说老实话，我读得不多，同时代的作家我读得都不多，我愿意时过境迁再去读，他们越火，我越不读。
5.有没有写作上的“小怪癖”？
想了一下，没有。又想了一下，也有。我写作比较看状态，心情太好的时候写不了，心情太差也写不了。我写作也没有那么规律，有时候能一口气写不少，有时候几天都没法写。愿意写作的时候，大部分处于这么一种状态：有点忧伤，但身体里充斥着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可以通俗地称为“希望”。我相信明天，于是我写作。
6.你经常上的网站有哪些？
豆瓣、知乎、虾米音乐、网易云音乐、QQ音乐。
7.你比较关注哪些导演？
马丁·斯科塞斯。他老了，估计拍不了几年了，去年的一部《爱尔兰人》我第一时间看了，并给出了五星好评。
8.社交媒体上最常用的表情?
我不太会使用表情，这大概因为我是滞后的“半手机一代”，毕竟我19岁才拥有第一部智能手机。有时候我会心血来潮学着使用别人用的表情，但很快我就忘了要使用表情这回事。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