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我思存：生活在武汉

作家匪我思存常居武汉，她直言自己比较幸运，生活在一个物业给力、病例少、年轻人多的新社区，因此抗疫宅家的日子仍然称得上平稳安定。在武汉封城期间连载的二十几篇《武汉战纪》杂文中，她为读者描绘了鲜香四溢的武汉、湖山温柔的武汉，书写了寂静压抑的武汉人、英勇无畏的武汉人……

以下为匪我思存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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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误会我也是因为疫情被困武汉的，其实不然。我长期居住在武汉，这次疫情实际上只是延长了我在家工作的时间。
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从来没有尝试过这么长时间，待在家里完全不能出去。在那样的一种特殊情况下，每个人刚开始肯定都会有一点焦虑，然后就会从一种情绪的焦虑期，进入另一种情绪的疲劳期，但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我得先调节好家人的情绪，或许情绪对于免疫病毒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在疫情还很严重的时候，我朋友跟我说了一件特别震撼的事。当时他坐飞机从三亚返回北京，其实在三亚时，他并没有感到整个氛围有多紧张，但上了飞机后他发现整架飞机特别安静，在长达4个小时的航程里，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吃东西，没有一个人喝水……连特别小的孩子也不出声，戴着口罩乖乖坐着，都不需要家长哄。这其实是一种蛮违反孩子天性的状况，那一刻连孩子都敏感地觉察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即便他无法理解，也会被这种外在的情绪和氛围所影响。
心态最糟糕的时候，大概是2月初。之前我还可以看看书、刷刷剧、听听音乐，调适心情，而当疫情整体形势尚不明朗，感染人数每天都爆发式增长，上网求助的人也很多时，被太多不好的消息包围，内心的焦虑会让你基本什么事都做不了。
离我最近的一次死亡，是我一个朋友的大学室友。这个朋友跟我身处同一个行业，平时联系还比较密切。他的大学室友年龄也不大，听到死讯他非常难过，我也非常难过。因为我们对一些事情的代入感和同情心，如果是来自跟自己近况最接近的人，那种刺激会最为强烈。骤然听说一个特别健康正常，甚至很年轻的人去世，那一刻你能够想象到是一种怎样的境况：他一定上有老下有小，在这个城市奋斗很多年，活得体体面面……他的家人会是怎样的心情，只是想象，我就感觉太糟糕了。
而事实上，我们知道有一个著名的6度理论，你通过6个人就可以认识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而像我这样家在武汉的，人际关系会更密切。
虽然那段时间被迫赋闲在家，但要说因此写几个番外、码几章小说，说实话不太可能。据我所知，身在武汉的作者，除了记录疫情、记录生活的内容之外，当时其实很难静下心来写东西，产能都是下降的。
我们从事文艺创作的人有一个职业特点，就是对外界的观察力和对信息的敏感度要比一般人高。而在疫情爆发那种特殊情况下，被铺天盖地的信息所冲击，里面还有很多负面信息，我不但“过载”还可能“中毒”了，所以也就无法正常输出了。
但作为作者，我其实习惯用文字来进行倾诉和交流，正好大家也很关注那段时间武汉是什么情况，所以我开始写《武汉战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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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连载时，我的内心是特别盲目乐观的。不是说病毒潜伏期14天吗？那我们把疑似病例都排查隔离，把确诊病人都送医治疗，事情可能就结束了吧？很快我发现自己不仅盲目乐观，还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我之前对自己还挺有自信的。这份自信建立在我个人在从事的行业里的确取得了一点成绩——我写出了一部好的作品，我解决了职业上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自己一直以来干得还算不错。但是唯独这一次，我感到特别无力。整座城市仿佛被压住了，大家都很想去做一些事情，但我们不能保证自己就不会是一个潜在的传染源，如果出去了到底是帮了忙还是添了乱呢？更何况如果没有专业的医学知识，你对抗击疫情可能根本就派不上用。
有一天，我看到一位区长在抗疫特别艰难的时候，发了一个朋友圈，呼吁有医护经验的人去做志愿者。实际在当时的情况下，符合条件的人并不多，我心里很着急，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这条朋友圈搬到微博，希望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可能里面就存在有医护经验的人呢？有时候我觉得，名气也好，头衔也好，都挺虚无的，但只要能有一丁点贡献，哪怕是线上的，我也要努力去做。
我看到很多民间志愿者站了出来，他们非常厉害，做了很多特别艰苦但很有效的工作，比如对网络上新冠肺炎患者求救信息的整合、接送前线医护人员上下班的志愿者车队等等……还有那些像螺丝钉一样维持着庞大城市运转的人，他们负责解决居民的供水、供电、网络等各种细小又实际的问题。
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央视制作的纪录片，视角是跟着社区的人去买菜、送菜。我记得里面提到有11个小区，社区工作人员每周都要轮一遍，所以一天可能还要跑不止一个。片子里社区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晚上是一个自我修复的时间”。我特别能理解，因为白天他要处理千头万绪的突发状况，隔离在家的居民又不见得每个人都能理解，肯定会有情绪不好的、炸锅的情况。那些工作人员一定每天也在承受巨大的消耗，通过晚上的自我修复，第二天他们又要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奔走。
我太钦佩这些人了，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什么叫“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可能以前唱国歌时唱到这句，还不会有那么切身的体会，但当我经历了这样一个特殊的阶段，一个不太常规的、接近战时的状态，看到那么多平凡人挺身而出，去做了那么多只能用伟大形容的事情，内心的触动从此会更加深刻。
因此即使是在境况最艰难、内心最焦虑的时候，我也希望自己向外传达的信息是积极、向上、乐观的。我们一线的医护人员都很拼命，志愿者都竭尽所能地付出，其他人也必须要有信心、有士气存在，那样才有生的希望。
在这次对抗新冠肺炎的战役中，我很高兴女性工作者的力量再次被认可了。作为一位女性，我一直觉得，受几千年来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外界对我们还是有一些刻板印象的。但是最近几年，尤其通过这次事件，很多女性的形象被看到，女性的声音被听到，一线女性医护人员英勇无畏的表现，在改变很多人心目中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包括女性对卫生巾、安心裤的需求，也被大家强烈地意识到。


其实我们是比较早注意到前线医护缺安心裤的，当时形势还很严峻，官方正在拼命建方舱医院，对这样的细节可能还没有顾及到。于是我的一个朋友牵头张罗，我也跟着出了一点钱，给黄冈疫区捐助了一些女性用品。很快民间有姐妹也意识到了这个缺口，更多的人组织捐款、采购并送到医院给前线医护、给来支援的医疗队。到后来我看到，有的医疗队都带着官方采买发放的安心裤来帮助我们了，心里真的还蛮高兴的。这不是什么奢侈品，也不是什么羞于启齿的东西，我们必须正视并照顾到女性独有的需求，也要认可并牢记女性在抗疫中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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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武汉的情况越来越好，但实话说作为一个武汉人，即使解禁了，我也是有心理阴影的。我可能今年都没有办法再进电影院，对于那种人多的、不太通风的密闭场合，我会有点敏感。这大概类似于应激障碍，它会在心里存在很长一段时间。
本身今年春节档的电影就全部撤档，武汉又是一个很重要的票仓城市，疫情对整个电影行业的影响真的很大。相比之下，电视剧行业受到的影响会小一些，对于开机、复工，大家还是处于一个比较谨慎的状态。
我们公司本来有项目计划在三四月开机，现在也被迫推迟。于是居家办公期间，我们会开线上会议，夯实一下剧本，因为一个扎实的剧本，肯定会为整个项目奠定最好的状态，同时，项目的开机筹备工作，也依然正常在做。现在也有新规要求先有全部剧本才能立项，这其实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之前行业内的确存在一些不太合理的情况，比如剧本只出一集就开机、边拍边写剧本，这明显对行业健康是很不利的。而且我发现因为这段时间大家基本都被困在家里，整个生活状态刹车之后，对于精神娱乐的需求更加旺盛，所以电视剧的播放量、点击量，我个人觉得它反而会呈现上升的趋势。
经过这次事件，我跟同在武汉的朋友交流之后，发现我们对人生都比之前要想得开了。举个例子，如果这会儿你让我花50块钱超前点播一个喜欢的剧，我肯定是干的，哈哈。以前在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可能会认为娱乐还是一种比较奢侈的消费，但现在我们更愿意早点享受、及时行乐，说不定这种心理，会给行业带来正向的影响呢？
我也意识到，过去我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还远远不够。之前不管是小说也好，剧本也好，我都在展现自己的艺术观点、审美和表达，但经过这次事件，我想要展现更多的温暖和希望，这些东西在特殊情况下实在是太宝贵了。过去大家看我的作品，悲剧会更多一点，经过这次事情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希望多些喜剧，少些悲剧，让大家看到这个世界温暖阳光的一面，给人以希望。
不过今年这个计划可能不太好实现，等做完手头的两个剧本，我还有一些别的工作，时间排得比较满。而且写小说跟做剧本的状态不一样，写剧本需要学习，而写小说需要心里有特别强烈的倾诉欲望，不去考虑任何技巧性的东西，它纯粹是一种情绪冲动，所以今年写喜剧估计够呛。
总体来讲，大家还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尽量乐观地度过这段特殊时期。很感谢全国各地的人们都来帮助我们，我们武汉所有人也一直在努力。我以前有点傻乐观，中间又曾经很焦虑，现在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武汉是一个从码头发展而来的城市，在我心里，武汉也很好地传承了码头文化、码头精神。武汉天生有一种很江湖的气质，我所认识的老武汉人，或多或少都带点那样的劲，他们可能大大咧咧的、心思不够细腻，但遇事都还挺能扛的。相信无论再大的困难，我们都能度过。
武汉，一定会好起来。
匪我思存，作家、编剧，双羯影业创始人，著有《千山暮雪》《佳期如梦》《东宫》《来不及说我爱你》等。文/匪我思存 采访整理/澎湃新闻记者 夏奕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