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讨论“女性写作”？

作家叶弥从没在自己的小说里有意关注并表现性别意识这一问题，直到2019年，批评家张莉发起“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调查。“因为那份问卷，我对性别问题产生了很大兴趣。我开始觉得，性别问题可能是我们解开世界之谜的钥匙之一。”

叶弥用开放的心态接受了自己的变化，并为此接连写了几篇 “女性小说”，《对岸》是其中之一。

“说实话，我并不知道称之为女性小说是否准确，也还不清楚到底怎样才是真正的女性小说，生活并没有给这种小说量身订造一些材料，我需要寻找，摆脱理论化和概念化的痕迹。”叶弥说。

叶弥的这篇《对岸》，与翟永明、林白、乔叶、金仁顺、孙频、文珍、蔡东、张天翼、淡豹、周瓒、戴潍娜、玉珍等十三位女作家的作品，出现在《十月》杂志和张莉一起策划的“新女性写作专辑”中。小说、诗歌、非虚构…… 这些作品，聚焦着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女性”。

“你得知道你是谁”

去年底某次文学活动，张莉在会场遇到《十月》杂志编辑部主任季亚娅，对于推动新女性写作的文本尝试，二人一拍即合。最重要的原因是，聊起来发现，她们对当下流行文本中的女性观念持有疑惑，某些时候甚至极为反感。

“现在影视剧里充斥着所谓的大女主作品和破落的两性观。尤其是流行热议的小说，有很多名不副实的女性文本，甚至完全与女性应有的精神背道而驰，但却以女性写作的标签推广，令人遗憾。”张莉说。

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性别观念和性别意识在发生重大而悄然的变革；另一方面，中国女性写作及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意识却让人心生遗憾。

关于女性形象，在当下文学作品中常见到的人物塑造似乎形成了特定惯式，女性这一角色裹挟在其中，正在失去作为“她”的独立身份和个人话语。换句话说，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缺少有力而丰满的生命。

季亚娅描述，比如农村题材里写到男性“失婚”、结婚难、甚至光棍村的问题时，作家们往往同情男性的婚姻困境，将原因归结于城市对乡村的剥夺、女性的嫌贫爱富等等，却很少从女性的心理，从女性在城乡剧变这一大环境下的感受和经历，从乡村父权经验不同的思维意识去认知。女性在这个过程中的主体性苏醒、个人选择的复杂性和合理性，由此带来的乡村婚姻、家庭伦理关系的悄然变化，经常被忽视。再比如，某些作品中的女性主人公，对男权文化的认同，对女性的自我物化、以情欲作为功利性工具现象过于“同情的理解”，让人感觉回到五四之前；在写作风格上，某些作品可以看到明显的性别设定，比如过于刻意的阴性叙事，背后是一种对于女性的盲目揣测与臆想。

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生存状态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从何而来？会走向哪里？严肃探讨这些问题的作品不多。

相距高喊“女性解放”的时期已经很遥远了，整个社会的性别观念在同步发展吗？新女性写作专辑中，张莉与学者贺桂梅进行了一次关于中国女性文学与性别文化的对谈。贺桂梅认为，这些年来，我们对性别问题，特别是女性问题的关注，不是越来越加强，而是越来越弱。

有一次贺桂梅带生病的孩子去医院，医生首先责问自己，你这个妈妈是怎么当的？“作为母亲，你就是需要带孩子，其他的都不重要。”2019年的一次会议，参会者大多是男性青年学者，谈到家庭时，话题立刻变成了谈论孩子，大家似乎一致认为谈家庭就是谈孩子，那么夫妻关系怎么办？作为另一半的母亲怎么办？这种很现实的、日常生活的细微层面，让贺桂梅这样一位研究女性主义的学者意识到，性别问题在中国社会远远没有解决——

“弥漫在我们现实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关系中，有形无形的性别权力的表现是非常普遍的，可是人们没有将其作为问题，提出来讨论。”

孩子1岁时，张莉在小区散步常有人喊她“谁谁妈妈……”张莉有点伤感，忽然发现自己没有名字了。“这是每个女性都可能遇到的场景，完全不必介意。但那天我很敏感，对我产生了影响，是转折性的。”

之后张莉到清华大学中文系念研究生，读到孟悦和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这本书以作家论形式阐释了庐隐、冰心、丁玲、张爱玲等九位现代著名女作家，同时在现代中国整体历史文化语境中，勾勒出了女性写作传统的形成和展开过程。阅读时张莉想到一个问题：“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的那些女作家在干什么？她们是怎么成长为女作家的？各自的性格与思想又历经着怎样的转变？文本中有什么呈现？ 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便是“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

2019年张莉进行性别观调查时发现，大部分女性作家对“女性写作”多持中立或者谨慎态度，不愿意承认自己具有女性意识，是女性写作。对此张莉表示理解：“深度分析，大部分人的语境里，并不一定是排斥女性写作，而排斥的是先前被标签化的那种女性写作。”

中国女性写作，在大众视野中曾历经个人化写作、中产阶级写作、身体写作等不同历史时期。这些话题的集结，从历史维度看自有它合理性的一面，但过于笼统而坚硬的标签化命名，也使女性写作、女性文学的自身发展陷入趋于狭窄的危险或困顿。

含混模糊的态度给女性文学、女性写作罩上了暧昧的色彩，无论写作还是研究，“女性写作”似乎变成了“麻烦”。像张莉所言，“尤其近十年来，它变成一个可疑的命名，一个模棱两可的存在。”女性作家不愿触碰，男性作家不敢触碰。当代女性写作出现了某种停滞。

“性别问题不好谈，就是因为人们有无数定型化的、符号性的、标签式的想象。”贺桂梅说。

女性写作理论范畴的混杂性，也是影响其难以深入的一个因素。我们今天讨论的女性写作是什么？意义何在？这不仅是张莉想寻找的答案，也是女性文学自身一次拨开迷雾的回航。

这次对“新女性写作专辑”的命名，《十月》杂志编辑部和张莉之间有过不同意见。考虑到理论话语的准确性，对现实理解的复杂性，编辑部当时倾向于重新激活“女性写作”这个词汇，把这一次的尝试包裹在这个词语庞大的前文本和历史脉络里。

而张莉更倾向于将重点放在对“新”的重新探索与阐释。在她看来，“新女性写作”看重女性及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强调写作者的社会性别，将女人和女性放置于社会关系中去观照和理解，关注因民族、阶层、经济和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不同性别立场。“新女性写作”强调写作的日常性、艺术性和先锋气质，远离表演性、控诉式以及受害者思维。

张莉期待着一种理想意义上的女性写作——它有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大自然。

最终，《十月》编辑部尊重和赞成主持人张莉对“新”的期许，希望能有不同的声音完善和丰富到“女性写作”这个词汇里来。

去年策划编辑《2019中国女性文学选》，张莉写过这样一段话：对女人与女性身份的关注，对女性小说选的强调从不是为了关闭和排斥，而是为了更好地打开和理解。这个世界多么丰富、芜杂、辽远啊，它从来都不是黑白分明、男女对峙。

张莉一直记得刚读研究生时，老师对她说：“你应该从做女性研究开始，你得知道你是谁。”

当引线被点燃

邀请作家们参与新女性写作专辑，在性别意识的前提下有两个考量，一是代际分布，从翟永明、林白这些新时期女性主义写作先驱到“90后”作家。另一个是体裁选择，理论、小说、诗歌、非虚构多体裁尽量兼顾。

“实际组稿的作家其实超出现在专辑中的名单，目前的规模是在既定时间内完成的作品。”季亚娅介绍。

对于专辑的最终呈现，张莉怀有期待，也免不了几分忐忑。向作家约稿时，没有限定具体内容，也没有细则要求，完全看作家自身怎样理解“新女性写作”。

张莉希望，专辑里的作品能有敏锐的女性视角，能拓展我们对女性写作的认识，与以往的女性写作产生潜在对话。“我们做的不是女作家专辑，而是新女性写作专辑，或许，会更勇敢，更尖锐。这是专辑想提供的场域”，张莉说，“但这也只是设想而已。”

邀约的作家们没看过张莉在专辑中的主持语，并不知道她的预期，也没和张莉私下交流过。如果发来的作品没有共同的旨趣和追求，如果与专辑初衷相去甚远，整个专辑的质量和意义会大打折扣。

这样的尝试无疑是一种冒险。但创作者是自由的，即使是专辑和约稿，也要充分尊重作者本人的创作意愿——“恰恰也更有意思，作家的理解会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

这之前，张莉想过可能出现的情况，悬着一颗心。直到专辑定稿，张莉读完了全部作品，“真的，是冲击，也是惊喜。”

专辑中的作品多元、丰富、敏感、纤细，同时具有力量。

孙频《白貘夜行》里对于女人的幸福是什么的细密书写；张天翼《我只想坐下》中对于男女关系的犀利探底，包括对“贤惠”这个词的敏感；文珍《寄居蟹》中女孩子对于情感关系的病态依赖；金仁顺《宥真》对著名诗人与普通女诗人之间性别权力关系的复杂认知；蔡东《她》中的男人对妻子的追忆错位；叶弥《对岸》中男女关系的模糊性；淡豹《山河》对单亲家庭关系的书写；乔叶《小瓷谈往录》中的多样情感样态……

这些作品迸发出新的火苗，尤其是“80后”一代。阅读这些作品时，张莉会不断回味作家们所理解的女性写作以及女性意识。“毫无疑问，她们已经是新女性写作者，这些作品对日常生活中两性关系的幽微认知，对性别权力关系的理解让人惊讶。”

这次创作，对作家而言也是一次性别意识的自我发现与审视。青年作家文珍有一段时间不怎么喜欢自己总被放在女作家队列，“好像作家和女作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

这两年，她的想法又有一点改变。“怎么被外界定义、是否被放在女作家序列，这是他者的事。而性别本身是我的生理属性，与之相伴的社会属性和社会角色分配，早已内化于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感知世界的方式里，一个人既然不可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大概也没办法写出完全去性别化的文学。那么，就坦然接受自己的性别，如同接受自己的长相、性格和原生家庭，并在此基础上努力理解陌生的群体，试图和世界不同的部分沟通，我觉得也蛮好的。”现在女性写作于文珍，是天然拥有的一个基点，可以向对岸架起桥梁。

淡豹的作品小说《山河》书写了单亲家庭女孩子成长轨迹。她理想的写作，是希望性别观念能更锋利一些，能看到这些观念在小说里充分地展开对话，以冲突、以争辩、以调解、以沉默的形式并存。

淡豹很喜欢一个英文词形容词“porous”，它很软，念起来发音有点暧昧，是“多孔”的意思。“如果小说能够多孔，像海绵一样吸水又滴水，还能透过阳光，全身都是纤维质，观念穿透它而留下故事和人物，那就好了。”

“众声和鸣，像一幅当下女性处境的拼图。”季亚娅享受专辑所带来的阅读体验：你可以看见同一主题下，这些作家们呈现的经验世界，你可以看到全球空间里的各式女性主体，尤其是阶层、历史、科技、流动、文明，这些不同的观察视角给“女性”这一词汇注入了新元素和新能量。

专辑中，《十月》对邀约的作家们进行了一次微访谈，就女性写作等话题与读者分享。有趣的是，当面对“如何理解今天女性的处境”这一问题时，作家们的回答无不透露了她们敏锐的感知

“挺有意思，无法一言以蔽之”；“女性处境其实是变糟了，但女性也更警惕更清醒了”；“现实中的女性处境还是比较尴尬的”；“有时候我会很意外……”；“当下女性处境两极分化”；“看上去某些方面有进步，但付出的努力和代价也大”……

今天的女性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她们的精神气质在发生何种变化？她们所面对的普遍困境和困惑是什么？她们如何看待自己？阅读专辑作品时，季亚娅感到，城乡流动里乡村女性的声音相对较弱，而且随着阶层分化、工种细化、价值观的多元化，“女性”越来越无法一概而论。由此她提出，谈论今天的女性处境，可能首先要问的是谈论的是哪一类女性。

“我们大多基于女性的总体共情，其实主要还是和自身处境、我们的观察位置有关。”

季亚娅曾在皮村文学小组读到打工女性讲述自己经历的文本，她们从家乡来到城镇，对乡村性别、伦理秩序变化的朴素呈现，远超过许多文学作品单一的、概念化陈述。

“这些不被注意的乡村女性群体，因为二十余年持续的城乡流动，从乡村父权体制里整体脱序出来，相对于户籍固定的前打工年代，整体地位、经济自由度和自主性与过去有了很大差异。她们如何认识自己的性别，她们沉默、无声的感受如何被感知、被注意？”

其实从微访谈中能够看出，作家们对女性问题的思考与表达，呈现出更具丰富性与包容性、更具想象力与异质性的回答，此刻他们不是单纯的文学写作者，也跳脱出纯粹而单一的男女两性关系，将女性放在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维度观察与理解。

叶弥在访谈中提到时代话语下的女性经验，文珍提到资本市场中的基层女性，金仁顺的全球比较视野，戴潍娜的政治理论意识等等，都是非常有启发性的描述。

就像季亚娅所言，女性问题要放在长时段、多时空来讨论，至少在认知的层面、表达的层面，“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差异性和多元化，未来可期。”

新女性写作专辑自3月上线至今，《十月》微信公众平台已陆续发布了三十余篇相关文章，包括此次“新女性写作专辑”的理论与时代背景、历史访谈、作品全文或节选、作品评论以及作者创作谈等。

前几日，北师大文学院的大学生对专辑进行了一次线上讨论，张莉作为导师也参与其中。他们大多是出生于2000年后的年轻人，对作家不是特别熟悉，主要谈作品，尝试用自己的文学理论、思维逻辑和生活积累去解读“新女性写作”文本。有位同学做了PPT，用列表方式展现了专辑作品的共性和差异，细致分析了这些作品对性别关系的深度理解。代际的碰撞让张莉感到很有趣，“不同年龄层次关于专辑的理解差别是很明显的，我们喜欢的作品和他们喜欢的作品并不一样，我非常高兴看到这一点。”

大众文化性别观念的潜藏危机

近现代以来，文学一直是推动社会性别观进步和性别意识觉醒的重要力量。在北师大，张莉开设了“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课程，和年轻学生一起讨论《祝福》《莎菲女士的日记》《金锁记》《呼兰河传》《致橡树》《玫瑰门》《叔叔的故事》《一个人的战争》《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这些文学作品不仅仅反映当时的女性处境，而且具备了反思、启蒙和引领的意义。

2014年张莉出版了《姐妹镜像：21世纪以来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那时她注意到，网络女性文学及女性评论势头蓬勃，也看到女性文学有着社会性别写作的趋向。然而，近年来女性写作发展并不如张莉当初所期待的，“最初以为，在未来，女作家的笔触会更勇敢更尖锐，但现在看并非如此。”

没有出现社会广泛关注的女性文本，原因复杂。

“我想，和作家们不想触碰当代女性生存中的某种‘坚硬的真实’有关。又或者，作家们还没意识到有一种‘坚硬的真实’需要面对——有些人可能没看到，有些人看到了，因为各种不可控的因素选择绕路走。”张莉分析。

今天的女性写作者越来越多，但女性写作的先锋性和深刻性却相对弱化。

今年是季亚娅在《十月》当编辑的第六个年头，在她的个人阅读史里，没遇到像当年《因为女人》《极花》引起性别观讨论的作品，“主流文本里更多的是在依附于父权制下的女性和独立知识女性之间纠结的性别想象。”

倒是大众文化近年发生很大变化，豆瓣的性别与权利运动，影视剧里“樊胜美”等职场女性形象，关于田园女权的激烈争论…… “大家对性骚扰、重男轻女这类话题的讨论变得更‘正确’，但似乎80年代女性文学的强烈解放意味没有了，个人意义上的女性权利追求和女性欲望的肯定，变成和消费主义相结合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

2019年3月，《都挺好》的播出引发广泛探讨。这部电视剧把重男轻女的社会问题在21世纪中国大众文化场域里提了出来，以一个中产阶级成功女性的家庭血泪史告诉我们：似乎不再是问题的重男轻女，远没有过去。

网上每集播出之后的跟帖发言，让贺桂梅产生了兴趣：有意思的不是女主角苏明玉在原生家庭受到的歧视，而是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对她的经历感同身受。“他们都是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在跟帖中能看到她们的一盆苦水，和苏明玉产生极大共鸣。”

小说作者和电视剧编著阿耐同时引起了贺桂梅的关注，《欢乐颂》，《大江大河》同是她的作品。作家并不是文学圈的人，“但我认为她表现出了自觉的性别立场，也能够打破大众社会的性别局限。”

在当下流行文化塑造的价值观里，性别意识足够平等与健康了吗？现实并不尽然。

贺桂梅在高校开设了一门“21世纪大众文化热点”课程，课上讨论《甄嬛传》，《延禧攻略》。女生们津津乐道，特别是《延禧攻略》，说这样的电视连续剧看起来过瘾，很舒服。可同时她们又隐隐觉得，虽然剧中给了魏璎珞第一主人公的位置，与其他女性建立友谊，结成同盟，战无不胜，最后想要什么得到什么，可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好像跟女性意识有距离。

也许关键在于，女性的空间一开始就是被限定好的，贺桂梅敏锐指出。她无论多么厉害，最终也只能在后宫之内做个好女人，皇帝的好帮手，她无法逾越的实际上是性别的权力之墙。

有人分析《延禧攻略》颇具女性精神。那是什么样的女性精神？

张莉看来，在很多人眼里，女性精神就是获得权力，不断地达到目的，不断地赢。“当下的很多作品里，也依然是这样的价值观，比如如何通过手段，一直走到所谓成功，在纯文学期刊、用纯文学的一套话语津津有味地讲述这样的故事。这是一种创作现象了。”

直到今天，很多人对女性创作的理解依然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女作家所写的有关女人奋斗、女人成长的故事。

“真正的女性文本里，不是女性做什么都对。对女性自身处境没有深入理解，对女性自身问题没有反省，不是真正的女性写作。” 张莉直言，当下文艺工作者的性别观亟待更新。

而今作为独生子女这一代长大的“90后”甚至“00后”，是大众文化市场的主流消费者，成长中的价值观形成较之过去更开放与自由，现实体认与理念追求的碰撞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新颖而广阔的思维空间。“大众文化有很大保守性，比较难看到先锋性、前沿性的思考方式，给他们一个具有反思性的世界想象。这种位置和功能本来应该由文学来承担，可是我们的文学力量还远远不够。”贺桂梅说。

理解女性，某种程度也是理解男性

某次文学活动上，一位男性学者发言前说道，“我没有不尊重女性的意思，只是想就文本中的某个人物刻画……”

当我们讨论性别意识时，当我们谈及女性写作时，不仅会有“应该如何看待男性”的问题，也隐含着“男性怎么想？如何对待女性角色”的问题。

翟永明在专辑微访谈中感叹，在中国乃至亚洲，一说到女性意识，男性就谈虎色变，认为是针对男性的二元对立观点。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网上出现女性打9.8分，男性打2.8分的情况。电影并没有设定一个与女主角对立以供批判的男性角色，恰恰相反，男主是关心妻子、尽职尽责的好男人形象，但是电影没有遵循大众思路，嫁给好男人万事大吉，女人在婚姻中仍然需要寻找独立的生存意义。“围绕这部电影内外的表现，很可能说明现实中的性别状况。”翟永明写到。

文学史上，出自男作家笔下的经典女性形象不胜枚举。事实上，在文学创作中，不少男性作家对女性主义与女性文学的理解并不落窠臼。

去年张莉对127位作家进行性别观调查问卷，有一种声音认为，“聚光灯下的回答”很可能处于礼貌和教养，不一定足够真实，尤其是男性作家。对此张莉表示理解，男作家们会有顾虑，脑子里有一根弦。“但是，调查不仅要看表态，还要看他们的解释。作家为什么这么解释，导致这个解释背后的动因是什么？也许那个才显现出他们真正的性别意识呢。”

自张莉进行性别观调查、女性写作等研究话题以来，受到了许多同行及朋友们的支持，这其中有女性，也有男性。大家真诚参与，给予中肯建议，甚至帮忙宣传推广，让张莉真心感谢并感动。“茫茫人海，一些人与另一些人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成为知己、朋友，能够一起走过很多年，我想，最终还是因为大家有共识，交往中有许多无需多言的东西。”

新女性写作专辑之后，季亚娅编辑了一篇男性青年作家石一枫的《玫瑰开在麦子店》。季亚娅发现，故事中的女性王亚丽，可以和专辑中文珍的作品《寄居蟹》的林雅构成互文本来读，甚至她俩的结局、误杀式的某种“弑夫”，都是如此相似。“看看不同性别、某种意义上共享同一种知识背景的两位作家，如何书写同一类女性，比较他们的共识和差异，特别有意思。”

她认为，如何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和女性写作，与如何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男性是一回事。当你在“女性”这个词汇里放入其他因素， 比如地域、城乡、阶层、发展，问题变得很不一样、很具体，就像“男性共同体”的想象，也必须经过多种因素多种角度的具体拆分。回到具体场景和具体问题中，去寻找性别之间的理解、共识和对差异的尊重。

身为男性，《十月》主编陈东捷在专辑版面、内容、自由度以及传播上予以了最充分的支持，提供了讨论性别问题的理想条件：开放、平等。微访谈中的第四个问题：“作品如果涉及特定角色视角中的异性形象，您的观察和写作方法是？”便是《十月》工作团队中的男性编辑提出的，他们同样关心、好奇女性作家们如何看待“男性”。

专辑中微访谈题目为“女性写作：她们说”，《十月》后期准备策划“他们说”，听听男性朋友们如何看待“女性写作”。

季亚娅透露，一位男性朋友曾对自己说，总听到有人说“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这句话，他实在是不明白，为何女性表达自己的性别立场，成了一件忌讳的事儿？

（文/中国作家网 周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