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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以为历史小说也会写,普洛文学,新感觉派,以至于较通俗的‘家庭伦理’,社会武侠,言情艳情,海阔天空,要怎样就怎样。越到后来越觉得拘束……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 ——《写什么》(1944年)
关于写作灵感,张爱玲在《写什么》中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张爱玲在《惘然记》中说:“在文字的沟通上,小说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就连最亲切的身边散文……也总还要保持一点距离。只有小说可以不尊重隐私权,但是并不是窥视别人,而是暂时或多或少地认同。像演员沉浸在一个角色里,也成为自身的一次经验。”
张爱玲在《谈看书》中说:“有些作者兼任不止一家小报编辑,晚上八点钟到报馆,叫一碗什锦炒饭,早有电话催请吃花酒,一方面‘手民索稿’,写几百字发下去——至少这是他们自己笔下乐道的理想生活。小说内容是作者的见闻或是熟人的事,‘拉到篮里便是菜’,来不及琢磨,倒比较存真,不像美国的内幕小说有那么许多讲究,由于俗手的加工炮制,调入罐头的防腐剂、维他命、染色,反而原味全失。”
“写反面人物,是否不应当进入内心,只能站在外面骂,或加以丑化?时至今日,现代世界名著大家都相当熟悉,对作者自己的传统小说的精深也有新的认识,正在要求成熟的作品,要求深度的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该是多余的。”张爱玲在《惘然记》中,写下了她对文学作品中人物塑造的思考。
张爱玲在《写什么》中说:“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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