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京十五日》：马伯庸笔下的速度与激情

撰文 清晏

看苍山绵延，听波涛汹涌，感民生多艰。
——这就是马伯庸的新书《两京十五日》，给我的最大观感。
这个小说的主角是明朝第五位皇帝，朱瞻基；故事的灵感，源于《明史》里朱瞻基继承皇位的过程，只有区区40个字：「夏四月，以南京地屡震，命往居守。五月庚辰，仁宗不豫，玺书召还。六月辛丑，还至良乡，受遗诏，入宫发丧。」
就是说：朱瞻基刚到南京探视地震灾情，北京就传来消息说皇帝病重，而他就在15天的时间里，跑完从南京到北京的2200多里地，去继承大统。
根据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大事小声说、小事大声说」的叙事定律，马伯庸觉着这短短40个字背后，应该藏着惊天巨幕，诸如有谁护驾、遭遇何难，或是宗亲谋反、行刺皇帝等等。只不过事关皇家体面，而且朱瞻基的母后，也是个喜欢干涉史官笔触的人，并且史书历来都有为圣人讳的套路，所以这背后的历史真相，早已不为人所知。于是他就用「起死尸、肉白骨」的历史小说创作手法、遵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历史小说创作原则，虚构出《两京十五日》这出险象环生、精彩纷呈的冒险故事来：
刚到南京就遭暗算的太子朱瞻基，死里逃生时遇到小捕快吴定缘、芝麻官于谦，和女医师苏荆溪；他们一行四人沿着大运河溯北而上极速奔跑，不仅跑出了皇权与民意的博弈，还跑出了宫闱与官场的心机搏杀，也跑出了纠葛数十年的复杂恩怨，更跑出了从崇高到卑贱的幽微人心。
短短15天的极速奔跑，为什么会跑出苍山绵延的观感？

这不仅是因为《两京十五日》从南京折腾到北京的空间辗转，也不只是因为它对大运河从南到北令人心悦诚服的细腻还原，更是因为马伯庸的叙事笔法，让这部小说的恢弘和壮阔，抵达了传奇文本所能诉求的极限——就冒险传奇类的小说而言，它越来越趋向于严肃文学，无论小说内容、小说主旨还是循环结构，《两京十五日》都让「传奇」这种文本，在历史小说的脉络里寻获了新生。
它的开篇就是大场面：南京30次地震未了，刚到城外的太子宝船就发生爆炸，九死一生的太子被簇拥进城、刚要踏上玄津桥，桥身就因爆炸而坍塌——连环爆炸，直指太子性命，巨大的谜团迅速攥紧读者和主角：是谁，要杀太子？马伯庸也不磨叽，很快就把嫌犯推向前台。但更大的压迫感也随之而来：紫禁城传出消息，皇帝可能不久于人世，朱家江山眼瞅不保。同时更大的谜团也笼罩人心：皇帝突然病重，与太子南京遇险，应该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谋害。这就意味着，南京城里被推到前台的嫌犯，不过是个听从调遣的棋子，这背后有着权势更加庞大的主谋。
与朱瞻基不断逼近幕后主谋的主线相匹配的，是围绕在其间的庞杂支线和谜团，诸如：被朝廷视为邪祟的白莲教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它在这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案里，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另一男主吴定缘，明明身体无恙，却为何看到朱瞻基或火光，就会诱发癫痫？他到底有着怎样的身世？以及心思最深刻不可测、举止却娇柔婀娜的苏荆溪，到底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心理动机？
这就是说《两京十五日》有苍山绵延观感的缘由：作为冒险传奇，它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和「局中有局、戏中有戏」的叙事技巧，让读者从南京到北京随主角溯河而上，在追查真凶、打怪升级的主线脉络里，厘清那些错综复杂、纠扯不清的支线谜团，使读者在接连不断的跌宕起伏里，体悟传奇故事的惊心动魄，和黏性及爽度。
如果说苍山绵延是宏观战略，那波涛汹涌就是《两京十五日》的微观战术。
因为只有惊心动魄的气韵，才能契合苍山绵延的观感。放在小说里就是：一个接一个的谜团不重要，谜团背后步步为营、招招凶险的杀机才重要；倘若这个谜团没达到目的，那就用气势上更排山倒海的阴谋去努力——这就是说《两京十五日》波涛汹涌的缘由：它要在压迫性的绝境里，让主角失去存活的可能；却又要在眼见得救的侥幸里，反身投入到更大的阴谋和迫害里。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故事里，每个人都心怀鬼胎的原因，而且也是那些此刻想要你性命的人，下一刻能为你挺身而出的根由。造成这种转变的，固然有作者无巧不成书的叙述天分，但他更尊崇了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律：有些人信奉的是利益，就像有些人坚守的是道义，而这两者很可能随着情势变化，产生相应的位移。比如书中战斗力最强的梁兴甫，从最开始嚷嚷着要给吴定缘「度化报恩，径送净土」，到最后一战时他念着尸密陀法与敌人肉搏，在兵士们的刀枪剑戟下把自己的血肉给剐干净……
也就是说，《两京十五日》里的波涛汹涌，指的是它叙事细节上的凶狠和残忍，它心脉贲张的血腥气，和剔骨抽筋的凌厉感，紧扣在四人小组的每一次行动里，让读者在越发凶残的杀招中，见识到人心到底能险恶到什么程度。
但无论苍山绵延还是波涛汹涌，都不只是让读者在主角的历险传奇里，找到打怪升级的爽感那么肤浅。这也是马伯庸对自我的一次重大突破：他不再满足于展示自己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也不再满足于炫耀自己排山倒海似的压迫感——《两京十五日》里的马伯庸，变得更悲悯。他把传奇视角做得更下沉，更贴近人间疾苦、更透视民生多艰。
在这些底层人里，最精彩的除了不停吃东西的白莲教右护法昨叶何，就是白莲教佛母唐赛儿——这个永乐十八年搅动两京五省大乱、大运河也为之中断的传奇人物，居然是个「倭瓜脸、吊眼梢，脸颊皴皱如鸡皮，鼻下还有颗大黑痣」，随处可见的农村老太太。
但正是这个老太，成了《两京十五日》的书胆。
在她眼里，白莲教不是渗透着血腥气和迂腐味的邪教，充其量不过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穷苦大众，在遇到洪涝灾害、瘟疫或社会动荡时，互帮互助的组织而已。至于从地方到中央都认定白莲教是邪教，无非是不作为的官员们，推卸自己本应为官造福的责任。
这段处理，马伯庸不仅展示了作者的技巧，更带出文人的悲悯：他没让唐赛儿把这番话说给身在权力中枢的太子，而是倾诉给了从权力梯队跌落到底层社会的吴定缘——既得利益阶层决计不会与劳苦大众达成共识。他们更可能的姿态，只能是居高临下表示同情，然后出让略微可舍的利益，以求得更大层面的稳定，否则就剿杀殆尽，仅此而已。
这也能从侧面去解释，为何在大运河上不停见到漕运工农苦难生活的太子，继承大宝后并没有对是否迁都，以及与之相关的漕运整顿做出举措，反而把更大精力花在稳定朝局、惩戒叛党上。
除去华彩，《两京十五日》还是有着或多或少的问题，比如结局大反转来得相当跳脱和突兀、主要角色并没有完成性格上的成长、关于民生的漕运支线全部断掉，以及带有马伯庸恶趣味的梁兴甫拿着靳荣的尸体当枪矛耍、吴定缘在洪水滚滚的紫禁城里撑着皇帝的棺椁划船，等等。
但在精彩的传奇故事，和悲悯的民生视角面前，这些算是瑕不掩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