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一场，世间最美的烟火 ——迟子建谈新作《烟火漫卷》

这是笔者第一次见迟子建。

酒店大堂登记入住的人群中，出现一个灵动的身影。口罩遮住了大半张面容，但眼睛仿佛会说话。

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专访中，她谈了新作《烟火漫卷》，谈了她一贯珍视的天上生灵与人间烟火，谈了旅途中所见的浑然一体的风与云月与“我”，谈了“迟子建”笔下的女性形象，谈了文学对“美”的永恒追求。不似作品的沉郁悲怆，现实中的她轻盈而美好。笔者对她的采访，便在北京白露时节，临近傍晚高耸入云的秋色中进行。

迟子建近照

仍是写北方大地上悲怆的命运

问：您此前写过特殊历史时期的芸芸众生，写过边疆山民的爱与性灵，写过小镇人物命运的交织，写过城市百年前的瘟疫，为何在《烟火漫卷》中，会将“寻子”作为主题？

答：“寻子”作为主题，这一表述不太正确。“寻子”不是主题，而是长篇小说的线索，是作家的有意为之。它将发生在主角身上的上山下乡、高考恢复、知青返城、改革开放等历史事件节点与当下现实联结起来，将哈尔滨百年内曾经发生过的日俄战争、抗日战争、犹太人迁居史等沧桑变化与今天的城市发展联结起来，将山川自然、大地生灵与城市风貌、人间烟火等联结起来，是一个贯穿全文的结构。与我过去诸多作品一样，《烟火漫卷》其实写的还是北方各类人物的命运交响，写大历史环境下城里的人、小镇上的人，中国人、犹太人、俄罗斯人后裔和日本战争遗孤等种种的人。

问：主角刘建国，弄丢的不是自己的孩子，而是好朋友于大卫的孩子；行文至结束时，刘建国发现自己也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为何会作这样的安排？它对人物的命运与性格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答：我们在寻找别人的时候，其实往往不知道自己也可能是被寻找的对象。你能确切知道自己的来历吗？从生命的自然属性上，我们知道自己来自父母，从精神层面来讲，我们有另外的来处。文中的寻找是指血缘关系上的寻找，也指精神的寻找。在写刘建国寻找孩子前，我在开篇埋下了一条线，将他的身份设定为被中国夫妇收养的日本战争遗孤，在最后揭晓这个谜底，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身世也很凄惨的人。他的一生已如交响乐里悲怆的一章，因为丢了朋友的孩子黯淡无光，而他的命运则更为悲怆。这种悲怆是历史造成的，是战争造成的。我其实对他是满怀同情的，正如文里所写，生命本身是无罪的。

问：在写这场跨越全省的寻亲过程时，您笔下自然而然地关照了城市改造与发展、下岗职工生活、出狱人员再就业、传统文化在城市面临的困境（在需要舞台进行表演的二人转演员看来，西餐厅里黑色的钢琴俨然一个巨大的骨灰盒）等，也自然而然地从犹太裔、日裔华人当下的处境探寻哈尔滨曾经的历史。您认为，作为一名作家，该如何描写现实？观照现实？

答：我的确写到了这些。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写黄娥这个女性时，交代她为什么来城市，是因为陆路交通替代了水路交通，影响了她的命运。这是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代表着工业文明对自然的侵蚀，代表着一种诗意生活的终结。在写作时，我力求做到每一处笔墨都是有用意的。你读出的这些方面，对我而言，挑战最大的就是将它们进行融合。每一个人物必须要承载于他/她而言适当的内容，符合角色身份和年代特征，这是有难度的。以《烟火漫卷》里的俄罗斯人伊格纳维奇为例，我看过历史资料，知道那个特定年代曾在哈尔滨生活过后来回到苏联遭受厄运的人，所留下的遗物中，唱片还会发声，更让人觉得生命是多么的苍凉啊。构造一个长篇小说，是需要这些细节来进行支撑的。这样的作品，才会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作品。

描写现实的前提是熟悉现实、掌握现实。对作家而言，需要穿一双舒服的鞋，用脚去丈量能够企及的大地。我特别喜欢看雨后的云，那种绚烂、那种热烈，那种融合碰撞、千姿百态，简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生命世界在眼前铺展开来。看过之后，下笔的时候，心里会有无限风云。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有心灵世界的深度，要有洞察力。否则再五光十色的生活，也不可能展现出来。这种深度，是需要通过读书、通过审美的提升、通过对艺术优雅诗意的表达、甚至通过悲悯情怀来造就的，以此实现对现实生活美好的照映和升华，使世界得变得有情、有色。

人需要救赎

问：您最终给寻亲安排了一个完满的结局，既写寻亲者的痛苦惶惑，也写偷婴孩的人多年的不安。您塑造刘健国以残存的余生去偿还年轻时犯下的罪恶。在《群山之巅》中，您也塑造了一名角色用余生去补偿自己年轻时的投毒对象。

在文学作品中对“善”有所向往，对“恶”有所挞伐，对不公有所矫正，似乎是您表达自身义理观念的一种方式。您认为，文学于现实而言，有何“用”？

答：“救赎”是我的作品一贯关注的主题。与大自然雨雪交加一样，人生复杂、人性复杂，善恶交织。我笔下的人物，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人需要有赎罪感，或对历史，或对人生，或对自然，我们总会在不经意间犯下这样那样的错误。我希望笔下的人物，在他们的晚年能够实现灵魂的救赎。比如《烟火漫卷》中偷婴孩的煤老板希望以物质补偿刘建国，把自己公司百分之三十的股份给刘建国，而刘建国想要补偿的却是武磊，实现精神的救赎，用自己的余生去陪伴武磊。在结尾处，我没有写武磊接受与不接受，原谅不原谅刘建国，只是写月夜之下两个男人的哭声，写更加热烈的劈柴燃烧的声音，写出命运的苍凉感，人生的孤寂与隐隐的暖意，我觉得这是对这个长篇而言最好的结局。

问：女主角黄娥看似不忠，丈夫亡故后，却发现自己对丈夫怀有愧意，发现往日平淡的日子埋藏有温情，甚至愿意为他赴死。您如何看待黄娥？她与您往日故事里的女主角，有哪些相似，有哪些不同？

“迟子建”笔下的女性，呈现着一些怎样的特征？

答：黄娥是一个“自然性”的人物。我在中篇《逆行精灵》里写过类似的一个人物。这种人只有在远离城市、贴近大自然的地方才会出现，她是精灵的一种。只有在船上，在雾蒙蒙的时刻，在单独送人的时候，她的情欲才会被唤醒，会渴望别的男人的怀抱。她会向丈夫坦诚自己的越矩，在他死后又有为他赴死的决心；她想给杂拌儿寻觅一个负责任的养父，一条一条列出她身后杂拌儿需要注意的事项，这是身为母亲的天性；在来到哈尔滨，遇见翁子安之后，她又没有了赴死的勇气，她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本质上，她是一个自然纯朴，更接近人的本能和本性的人。这种自然性的人是怎么终结的呢？是高速路兴起后，水路交通被陆路交通取代了，不通航了，她人生的航船就此停泊。我写过很多的女人，每个女人都不一样。若说从整体上来看有什么特征，大概她们都是有尊严的人。

世界皆是烟火

问：您在《悲伤和苦难之上，从不缺乏人性的阳光》一文中，曾描写在列车上见到的漫天烟火。书名《烟火漫卷》里的“烟火”，是否就是人间烟火的意味？

答：这个解读是对的。除了人间的烟火之外，还有天上的烟火和地下的烟火。天上的烟火是小鹞子的烟火，比如晚霞，这是生灵的烟火。地下的烟火是卢木头的烟火，是另一世的烟火。他虽然葬身鹰谷，但他的帽子可以被鹰衔着，从山谷落至河流，汇入松花江，悄无声息来到哈尔滨，在妻子的眼前重现，一个死去的人以这样的方式重回人间。文中我还写了一个肿眼泡的男人，在医院门口给死去的妻子拉手风琴，他说人的耳朵，能听下辈子的故事。而现实的人间烟火呢，这部小说写了哈尔滨的夜市、早晚高峰的车流人流、炖锅里热气腾腾的炖菜，甚至是那辆爱心护送车上垂危的病人……这些都从不同侧面，告诉我们生命浩瀚，宇宙洪荒，万物有灵，世界皆是烟火。

问：作家苏童曾评价：“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历经二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这一次，《烟火漫卷》如何达成它对“美”的追求？

答：苏童在北师大我的驻校作家研讨会上做主持时，又听到别人提到这句话，他调侃说，现在已经是三十多年过去了，迟子建依然如故。如何实现对美的追求？在《烟火漫卷》里，我没有把死去的人仅仅装进骨灰盒，而是“葬”在了另外的天地。如卢木头葬在了鹰谷，刘光复骨灰的一片，被撒进了松花江。这都是他们灵魂该去的地方。一个好的作家，从文学层面来说，不能贸然把死去的人仅仅装进骨灰盒，而要让骨灰有所归属。我们可以把骨灰写得像雪花一样漫天飞舞，同样我们也可以将生灵写得像尘埃一样在人间飞卷，变成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能看得见、感受得到的事物，这便实现了文学对美的追求。除此之外，在犯了罪的人的身上，能看见一个刹那的美好，哪怕如烟火般短暂，这也能够实现对美的追求。

在后记里，我写在夜里的列车上，遇见一个萧瑟小城里，一场殊为灿烂的烟火。我真的觉得，这是穿行在人间所遇见的一个特别美好的瞬间。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看到了仿佛地层深处喷涌而出的如花绚丽。这种从绽放就宣告结束的美好，摄人心魄。所以回到哈尔滨后，我给小说中的刘建国，放了一场烟火，结束了他在小说中的旅程。

旅途中所见的烟火之美，虽然短暂，但有的时候，却是永恒的。希望我的《烟火漫卷》，能够给读者在人生的旅途中，送去微光。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韩寒采访整理）

来源： 光明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