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改编起来为什么那么难

今年是作家张爱玲诞辰100周年。最近许鞍华导演的电影《第一炉香》放出预告片，引发观众重读张爱玲。张爱玲到底有着怎样的经历，让我们这样去纪念她？为什么还要读张爱玲？而不读张爱玲又会让我们错失什么？9月19日，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作家张悦然与止庵进行了一场对谈，这次谈论的对象是张爱玲。
张爱玲的小说为什么改编很困难？
张爱玲在19岁时的散文《天才梦》中有其最著名的句子：“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而写下这句有些“一语成谶”意味的话时，早慧的张爱玲已经开始文字创作有12年。几年后，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屑·第二炉香》开始燃起上海滩对她的关注。23和24岁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高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均于这一阶段发表。
张爱玲的小说许多都被影视化，最近，许鞍华改编的电影《第一炉香》也成为讨论的焦点，现场的几位嘉宾对张爱玲小说影视化中可能遇到的困难表达了观点。

“张爱玲小说里的物，它只在张爱玲小说里才能发挥超越物件的巨大能量和威力，它是一个意象，很多时候是一个象征，很多时候是和主要人物一样重要的存在。但是到电影里面怎么体现这些物，怎么让月亮灌注有张爱玲的情感，就很有难度。”张悦然认为。
张悦然以张爱玲小说中的镜子为例谈道：张爱玲小说人物总是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美，看到自己哭，看到自己的意义何在，这是人物的一种惊醒，一种觉醒，一种对自己的发现、确认。而在改编中，镜子里面的画面还可以呈现出来，但是有一些比较困难，像物象，像那种氛围的东西，我觉得不是靠精致、不是靠美术、靠老古董就能够呈现出来的。

“其实张爱玲晚期作品的戏剧性并不强，《色|戒》算是最强的。但她其实有非常多的小的转折是在句子和句子之间，她其实想做到一个句子和另外一个句子之间的迁徙、转移、腾挪，每次都让人很意外。比如《小团圆》，你永远不会想到她下一个句子会写什么，因为她没有逻辑性，你不知道下一个句子把你带到哪儿。所以有一种叙事带来的巨大能量，这种细节、这种句子之间的转折，在电影里面很难，电影其实是处理场景。简单说，张爱玲后期的小说非常简化，后期小说改电影更难，《色|戒》已经非常困难，它填充很多小说没有的内容。总体来说是困难的，会流失很多东西。”张悦然认为。
格非认为，得出现一个跟张爱玲心意相通的、有同样对世界的理解力的、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调动的人才可以拍张爱玲。
“我看《色|戒》的时候，我也理解了李安的困境。比如旧上海，你要搭建的话费用很贵，所以每次李安在拍街景的时候都是一扫而过，不让你看到破绽，但是你觉得不过瘾，因为你想看上海的弄堂到底什么样，这个很难做。所以这个物的问题，他就很难拍到。但是你看美国的电影《教父》，据说连电灯泡都做了复原，所有的氛围，你一看那个画面会有那个年代特殊的氛围，所有物品都会在一种光影下说话。张爱玲的作品不是完全不能拍，但我觉得是没有这样的人把它电影化。”格非说。
“另外，我们着迷的常是张爱玲文字特殊的美，这种美在电影里呈现不出来，因为不可能呈现文字的美。比如两个双声词造成特殊的音节，电影根本没办法呈现，只有读文字。对文字有嗜好的人才能理解文字的奥妙。有人说一个作家文字越好改编电影越难，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格非也认为。
“现代性社会中一个孤决个体的出现”
格非认为，对于张爱玲的讨论要聚焦于“为什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可以出现张爱玲这样一个人”：“在现代社会要产生出一个隔绝的、孤决意义上的个体是需要很多很多条件的。传统社会里面，虽然有陶渊明那样‘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人，但是他和人群还是密切的，他仍然可以找到某种寄托。但是到了张爱玲时代，她生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从小接受了不错的文史教育，而偏偏家庭又给你带来非常多负面的东西。这种种条件造成了张爱玲自我意识的苏醒。”
“张爱玲的写作方式，实际上就是现代性社会出现的一个孤决个体，而她又进入到中国文化、特别是小说中形成非常复杂的交互运动，这是诞生张爱玲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所以我是觉得张爱玲有没有意义，或者说今天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们今天可能在更大的范围里，在更大的意义上，我们面临着张爱玲同样的状况。这个状况是什么呢？我把它称之为个人和他者的相互从属。我属于一个他者的群体，他者也属于我的群体，我和一帮人形成特殊的关联。你必须从他人那里获得某种认定，反过来这个光打回来，你才知道自己生存是否有意义。我们原子化的个人的生存，它的触目惊心的程度，已经不是张爱玲时代所能比。”格非说。
止庵认为，张爱玲的意义首先在于她在左翼文学已经一统天下的时候仍旧有所开拓，“左翼文学是每个人物都是阶级的一员，遇到问题的解决是通过这个阶级地位本身。但是张爱玲完全不在这个传统里，她所有的人物都是个人，都是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一点是到现在为止张爱玲作品继续活着的最重要的原因。再有一点，她并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当她写到这些人物的时候，她有一副天的眼光和人的眼光。站在人的眼光看出每个人努力的意义，站在天的眼光看出这个人努力的无意义。所以张爱玲笔下所有人都是徒劳的。这是特别有意义的，张爱玲笔下谁都膨胀不起。”
张爱玲感受到的孤绝处境也和时代对其的约束有关系：“张爱玲一生只有两年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剩下漫长的一生都是想写什么不让写什么，一直到她死为止。她是一个备受摧残的天才，她是个一生都被限制的天才。”止庵说。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从物质依凭到精神依凭
早在性别平权为社会热议之前，张爱玲便已看清了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婴孩的头脑与成熟的妇人的美是最具诱惑性的联合”；“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她也借“红玫瑰”之口道出女性应有的权利：“女人有改变主张的权利。”她笔下的许多女性角色，在今天看来仍然先锋犀利而独具特色。
张爱玲作品里主要塑造的人物是女性为主，塑造了一系列女性群像。她第一篇小说《第一炉香》，葛薇龙是女性，她的姑妈是女性。她塑造了一系列从身份来讲，低的到女仆，高的到贵族，职业女性、非职业女性、家庭妇女，各种年龄的女性在张爱玲的小说中都有。
止庵认为，这其中，最重要、最丰满而且是最能够代表她的基本观点的人，应该就是《小团圆》里的盛九莉。“《小团圆》中，盛九莉是张爱玲的时候，她的事迹基本是张爱玲自己的事。但是她是在张爱玲的审视之下，所以她不完全是张爱玲。张爱玲对这个人，作为作家张爱玲对以自己为原型的人物有一个充分的审视，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最完整的。 张爱玲写到女性的时候是很干净的，基本上只涉及到情这个领域。但是从《怨女》开始到《半生缘》，到晚年小说里面，性的成分非常重，她可以把这个东西写得很充分。到了晚年，张爱玲写小说根本不管你爱看不爱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她把女性的问题写得更丰富，包括同性、异性都写到了。”
张悦然说：“张爱玲的小说里面女性有两种，早期的小说里面，她塑造的多数人都在寻求活下来的凭借，一个立身的根本。比如白流苏立身根本是我得结婚，抓住一段婚姻；曹七巧得抓住钱财，抓住她手里的权力，蹉跎了半辈子赢得的权力。小说整个就是关于我如何抓住这个东西的，当有人撼动它的时候，我如何抓住它的故事。早期小说里面这个凭借相对来说是世俗化的，它是可见的。单从这个层面说，张爱玲依然可以和今天大多数女性对话，因为这个根本没有变，无论是婚姻，曹七巧也可以当成是一个事业，她们和今天大多数女性没有差别，就是我要抓住一个立身之根本，不然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席之地，这是张爱玲早年的人物。”
而到了后期的女性人物，则更加精神化一些，比如在《小团圆》里面的盛九莉，她的凭借主要还是爱，当然也包括恨。“这个小说里面恨是爱的变种，《小团圆》里面提到盛九莉要的是无条件的爱，这个凭借已经比早年物质的凭借更虚化一些。《色|戒》也是，我不觉得《色|戒》最后的转折是因为鸽子蛋式的戒指，其实还是因为内心对爱的确认，就是这个人是爱我的，这个确认使其整个信仰崩塌。所以这些后期人物更精神性。张爱玲的女性从物质到精神的追求，这么多年没有变过，在追求爱的人依然还在追求爱，还在信仰爱。为物质去挣扎、为生计去拼搏的人，也依然像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那样在生存和努力，所以张爱玲回应了当代女性的种种问题。”
在谈及哪一部作品是张爱玲最重要的作品时，张悦然认为：“我觉得《小团圆》是张爱玲一部比较重要的作品，她的一些文学观都很充分地在这个作品中展现，而这个作品是较少被讨论的，除了它跟张爱玲自身的关系。大家对《小团圆》中真实和虚构之间关系的讨论热情高于对这个文本的热情，所以我觉得还需要更长一段时间，使我们把热情真正投向张爱玲晚期的创作风格，才能正视到这个作品里面可贵的东西。”止庵认为，《色|戒》与《留情》是张爱玲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色|戒》很好完成了一个人瞬间的念头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改变一群人的命运的故事，《留情》是把人和人之间相依为命的关系表达得非常好。”
爱情在一瞬间是存在的
张爱玲是否总是传奇中阳春白雪的存在？
格非认为，张爱玲是渴望大众化的生活的，比如《金锁记》跟中国现代启蒙运动是有互通的关系的，“后来张爱玲的创作越来越走向个人化。张爱玲一直在希望确定某种东西，不光是爱情，这个东西牢靠吗？它可信吗？比如旗袍掀开里面有没有虱子，屏风会不会被虫子蛀空。”
“张爱玲有些文章里面也表达了对普通人和普通人情的向外，问题是她的那种生活、她的个人生活本身没有给她提供这样的机会，《倾城之恋》里面有看月亮那一段，我每次看到都禁不住流泪，爱情到底存不存在？当月亮挂在海边，通过窗口的蔷薇花遮住一半，对方打电话来，她拿着电话，两个人都不说话，她发现自己在流泪。这种描述，爱情在一刹那之间还是存在的，它出现了，这是张爱玲在作品里面着力寻找的东西。” 格非说。
止庵认为，张爱玲的散文局面比小说大，“在她的散文里曾经有这么一段，她说看到街上有一个邮差骑着自行车，后面载着一个小老太太，她突然眼泪流下来，觉得特别感动。当然她的小说里面没有塑造这样的人物，可能她觉得这样的人物不好写或者不必写。但是她对日常生活，对于我们普通生活特别关注，这一点值得我们留意，甚至她的书除了文学史价值，好多都是社会史的价值，还有好多关于当时的生活，比如《半生缘》里面有一段关于女人穿的鞋，曼桢到南京脚上长冻疮，完全是一小段关于鞋的历史的缩影。所以她可以写《更衣记》这样的书，包括《郁金香》里面主人公在地上缝被子，这些地方对于她这么一个作家来说，她又不是成天过这样生活的人，只要她认真看一眼就可以把这个写下来，这是很值得佩服的地方。”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