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邓一光从：命运的契机到义无反顾的写作

1981年4月，《文学报》正式创刊，近四十年文学历程，犹如一条宽阔河流，源远流长。顺着水流的方向，是崇峻向坦荡宏阔，是湍急向幽深丰厚。这也是一片辽远星空，今天的文坛名家们，曾经是与现在“90后”新人一般的年龄，如一颗颗初升的新星，以新锐身姿，并入星轨，璀璨交辉，许许多多的第一篇访谈、第一篇创作谈、第一篇评论之声留在了《文学报》。

明年4月，创刊四十周年，我们从此刻回望并聆听文学与作家们初升时的声音，那里有经典性背后隐藏的质地、品格和精神成长。正是这些声音相互激荡、回响，不断阐释和生发，从而形塑文学当下。

我们将陆续为大家带来这组专题文章“40年·星辰回响”，和年轻时的作家们相遇对话。

今天带来作家刘醒龙和邓一光谈论自己的初涉写作时的记忆。

刘醒龙

无树菩提

刊于1997.7.24文学报

机遇是命运的笑声。回头伫望人生之旅时这种感觉油然而生。在我的小说处女作中，我曾经将机遇写成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十年以后，我想将这句话作一个小小的修订，从前的手法显然是出自一个胸有大志而又期期不遇的落魄人之口，它冷落了许许多多的日夜辛勤劳作的普通人们。实际上机遇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存在的，关键是自己的期望值有多大，太大了就会喧宾夺主、反仆为主，使本来存在的东西变成了不存在。那么这句话应该这么说：机遇是每个人一生中偶尔才能享受的奢侈品。


那年春天，我在小说处女作将发而未发之际，随县里的一批业余作者，跑到安徽霍山境内的小镇漫水河，住在那里写东西。小镇很宁静，一条古朴的小街至今还令我念念不忘，特别是灯光初上时，走在那满是山风醇香的青石街路面上时，常有一种寻梦般的感觉，仿佛随时有什么奇迹发生。

有天中午，正在床上休息时，同行的一位文化站长闯进房间，说我的老师来了。我以为他是开玩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深山小镇，谁会是我的老师呢？可他的话是真的，随即就见到两个中年男人，他们自我介绍说是《安徽文学》的苗振亚和温高松。他们正要到我们县去看望我，不料客车在这小镇上抛锚了，他们给县里打电话时，才知道我正巧也在这个镇上。我后来常常独自回想，普天之下何其大也，怎么偏偏我能与他们狭路相逢，真是苍天有眼吗？

苗振亚先生是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他对我的影响与关怀一直持续到今日。作为大山深处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许多古怪的念头与做法，只有遇上他时才头一次被人肯定。我一直有这样的后怕，如果那一次客车没坏，我与他们失之交臂，文学于我此生将是另外一种样子。就在由苗先生编发的处女作中，我慨叹着机遇，我们见面后的几天相处，却只字未提机遇问题。

命运板着的面孔，只有机遇才能改变。机遇却不能主宰命运。它更多的只能是阴霾满天时云缝里的阳光，是心绪忧郁愁肠百结时的喜悦，是给行走不便的草鞋球鞋解放鞋系上一根带子，是给一头两岁黄牯或三岁水牛拴上一只牛鼻栓，它们唯一的直接效果就能影响信心的变化。

命运是不公平的，当年一位省内著名作家提醒我，必须多费三倍的力量才能达到与城市人同等的位置，原因就是我生长在乡下。命运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偏颇反而让我等一些外省人、外县人练成一副沉重而踏实的脚板，不走则已，一走起来，步步都是咚咚震响。然而，当有了机遇之后，命运又变得平等了。在深山老林历尽艰难采到仅有的一株灵芝，没有理由不百般珍惜。汇百川百物的城市里可以炫耀的荣华太多了，人们便变得朝秦暮楚，空耗许多心血。所以机遇是命运的平衡块，不同的命运也因此而发出同等的光焰。再不好的命运，再平常的机遇，它都是上苍的一种给予，需要我们做的是紧紧抓住它们，决不放弃。

邓一光

回望一九九四

刊于1997.8.7文学报

直到一九九四年秋天的时候，我还在一家报社当新闻记者。我干这个活儿足足十年了。我的职务是采编部主任，管着一帮年轻快乐的记者编辑。我们每天都很忙碌，策划选题、设计活动、讨论版面、采访、写作、参加大量的社会活动。这种新闻人的日子新鲜、刺激、充满诱惑和现世的激情，其实是一份不错的职业。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厌倦了，我对自己心满意足的沉溺甚为不满，我无法容忍自己再在这种浮躁的日子里多待一天。我找到主编，对他说，我不干了，我干够了，我要回家去了，我这样做算是自动离职，看在我为报社扛了十年长活的面子上，请让我把档案寄存一年时间，如果一年之后我不来取走我的档案，你们可以随便把它丢到哪个垃圾桶里去。


离开报社之后我就开始犯愁了。不是因为经济状况。我工作了十几年的时间，积蓄总有几个，一年半载怎么也饿不死。我犯愁是因为我毕竟得干点什么，我不可能到处去游手好闲，我喜欢工作，但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当时就职业而言我有两种选择，一个是从商，一个是做电视导演。我的一位朋友开了一间以房地产、贸易、服装美食娱乐为业务的公司，公司在海内外都有生意，做得十分红火。我的这位朋友希望我能去她那里做，待遇和报酬自然是不会错的。与此同时，有两家电视剧制作部门也同意我调到他们那里当导演，我们说到了我去之后怎么干的问题和如何深造的问题。其中一家电视剧制作部门甚至已经开始着手做人事准备工作，并且考虑如何为我的到来打一个能够立刻上手干活的摄制组班子了。

这两个地方，最终我都没能去成。前者是因为我的犹豫，我不知道我是否适合生意场，或者生意场是否适合我，如果我们彼此都不适合，那将是一个多么糟糕的职业呀。后者依然是因为我的犹豫，在我之前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调进了那家电视剧制作部门，他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业毕业的学生，看过几百部大片，而那时我已经三十几岁了，连一本正经八百的影视专业书也没读过，我有一种不知从何干起的茫然。

■ 《父亲是个兵》收录于《百年百部中篇正典》

我真的如同我对报社主编说的那样，回到了家里，我的传呼机送了人，因为我从报社消失掉了，由新的面孔替代我过去的位置，以往热闹非常的电话也不声不响了。屋里空空寂寂的，我的日子也空空寂寂的，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来捱过这种空寂，我就在书桌前坐下来，开始写小说。

我的家住在六楼，四面没有什么高层建筑，有一扇向街的窗户关不严，隙了一道大缝。那时正是一九九四年的冬天，风从窗隙中呼呼地往屋里灌，没遮没拦的，让人无法在书桌边安静地坐下去。有时候冻得太厉害了，我就躲到床上去，蜷进被窝里呆呆地看窗玻璃上的冰棱花，一边心里想，原来这就是一个人的冬天呀。这么胡乱想一阵，感到两个膝盖头有点暖意了，就跳下床，跑回书桌边坐下，提笔继续写小说，那篇小说，我给它起名《父亲是个兵》。

我不知道《父亲是个兵》算不算我的成名作，但我知道，至少从一九九四年的冬天起，到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别的什么选择了，我得学会写小说并且专心致志地写下去。我该让自己鼓起信心来，也许我的心情不会老是那么糟糕，我会对自己渐渐地满意起来呢？来源：“文学报”微信公众号　|　刘醒龙  邓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