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销量、粉丝、点击率之外，如何重看文学传播力？

10月23日，以“传播力——新时代的文学创作与出版”为主题的2020凤凰原创文学论坛在南京举行，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主持论坛主题发言。

论坛现场。本文图片均由现代快报记者赵杰拍摄。
语言决定了文学传播力
评论家、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提到，现代汉语文学不过一百年历史，它在今天依然处于成长阶段。“我们每天说话、写作都在使用语言，但假设我们不是使用语言的人，而是语言本身，或许在被人使用时也会感到分裂与痛苦。”

张新颖
在他看来，写作者应该去体会语言的感受，体会语言在社会变化中的状况，判断它是不是生病了、以后会不会好等等。当一个词语或句子从写作者手中诞生了，如果写作者诚恳一点，便能知道这个词或句在被使用时是否受了委屈，或者太过用力。
“我并不想说语言至上。但语言决定了我们的文学可以走多久，可以有怎样的传播力。”张新颖表示，语言在不断成长，但写作者要思考的是，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文学会死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不死，文学就会永存。”作家、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在谈及“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时说，“对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好的文学应该包含人的丰富，它既能展示对新世界的热情，也不回避沮丧的质疑，不掩盖人的现代困境。”

邱华栋
从经验世界找出内心语言
作家、甘肃省作协主席叶舟，将敦煌视为他一生的命题。“在30多年的行走中，在无限的边疆，在文化的边疆，我逐渐找到了自己写作的意义。”在他看来，边疆的大地或许真正埋藏着我们民族最初的血性、勇敢、光明和追逐，它的底色是回旋的，是旷野般精神性的存在，具有强悍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息，同时也埋藏着我们这个民族不竭的原创性力量。

叶舟
作家、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则从金宇澄的《繁花》谈到中国经验及其精神性。在他看来，中国作家面前至少有两个传统：一个是西方传统，一个是中国传统。在西方的传统中，观察这世界的方法通常是自上而下的，有一个关于世界的基本模型存在，然后考察人在行动中的艰难选择并试图探究人的无限可能性；中国的传统基本上是自下而上的，注重具体而微的日常细节，并由此升腾起人生的虚无感。
“对今天的中国作家而言，如何既能在文本中充分容纳中国经验，又和西方关于人的精神性想象和理解接通，依旧是个难题。”他表示，当下中国人的经验世界无疑是庞杂而丰沛的，如何去处理这个无比丰盛的经验世界，并从中找寻出属于中国人的内心语言，是一桩极其艰难的甚至是开拓性的工作。

艾伟
出版传媒如何助力文学传播
“小说发表出来，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读到它。”作家、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认为，传统文人在做好内容为王时，常常面临渠道为王、流量为王的尴尬处境。写作者既不能一味追求流量，也不能总抱着“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观念。而出版方将写作者个人的创作较大程度地转化为某种程度的社会共享，是文学写作者的福音。

范小青
作家、河北省作协副主席胡学文也认为，出版在文学传播方面功不可没。尽管当下出版面临着种种挑战，但他坚信阅读、出版与传播仍是人们“收获的征程”。

胡学文
“在与出版的关系中讨论文学创作是一个特别好的角度。近百年来，文学最好的时期也是出版界最好的时期。”评论家、苏州大学教授王尧认为，出版之于文学的重要性，在文学与出版都处于困境时更能体会到，“可以这样说，没有现代出版就没有现代文学、学术和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人们讲到的 ‘传播力’总是一个平面的流动的概念，它常依托数据体现，即销量、码洋、粉丝数、点击率等等。无论写作者还是出版人，总希望作品可以被更多人读到。”青年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特别强调，大家似乎严重忽视了一点——传播力还有一个垂直的层面，“我们的作品如果要被上帝读到，要被子孙后代读到，而不仅仅是被同时代的人读到，我们应该怎么去写，怎样探索新的写作方式？”

杨庆祥
现场亦有来自专业传媒界的声音，比如评论家、《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表示，一份有追求的书评专刊绝不可止于新闻，而应该关注、品评、追踪文学出版的重要现象。书评专刊最重要的是保持专业品格，坚守文学精神，同时也应该成为容纳文化议题的场合，最大限度地参与当今时代文化氛围和文学氛围的营造。

梁鸿鹰
活动当天，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2020凤凰作者年会也在南京举行，现场揭晓了钱乘旦、杨九俊、黄蓓佳、莫砺锋等四位名家获颁“金凤凰”奖章，举行了苏童最新长篇小说《咸水塘史》签约仪式、阎连科最新长篇小说《中国故事》签约仪式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