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我不怕孤独，怕被世俗烟火过分熏染

打开一本书之前，麦家先洗手、静心。然后，他打开电脑，无论写出来、写不出来，坚持坐四五个小时。阅读是他的斋饭，写作是他的宗教。无论情绪与天气，每天持戒修行。

进入2020年，麦家推掉了所有社会活动，闭门照顾年迈病重的母亲。母亲坠入深度昏迷,身上插落各种管子，把他也“管”得与世隔绝。《北京日报》人物版是他今年接受的唯一专访。9月，因《人生海海》获“2020南方文学盛典”颁发的“年度杰出作家”奖，他才踏上火车，今年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领奖台上，他穿着西装，戴着标志性的绿松石挂件。对56岁的中年人来说，他依然帅，身材有型。长期部队生活把脸上线条刻得刚毅，眉宇间锁着一股倔强，与一段霜雪未融。

这是他第二次获得“南方”奖，第一次因小说《风声》获封“年度小说家”。2008年，他因《暗算》荣膺“茅盾文学奖”。他的另一本小说《解密》被翻译成33国语言，成为中国作家在海外最受欢迎的作品，被英国《每日电讯报》选入“史上最杰出的20本间谍小说”。

上千万册的销量，使他进入全世界当代最畅销的作家之列。那些由他作品改编的电视剧与电影，引得万人空巷，多年之后仍在反复播放。出版商与制片人曾提着巨款在门口守着，希望买到他的作品或借用一下他的盛名。

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给了他信心，接着反咬了他一口。在名利中招摇与天性相悖，他只能在写作中安身立命，辉煌而孤独。

壹

西溪

隐于江湖之幽

苏轼曾感叹，西湖是杭州的眉眼。在杭州的都市山林中，做个“中隐”，是文人之幸。

西湖与西溪，千年之后，仍然不倦浣洗着杭州这个千万人口大都市的紫陌红尘。

长镜头晃动着，切开大片大片绿，划过小桥流水，固定在西溪“理想谷”木屋的木牌。木牌上写着：“读书就是回家”。

门开，镜头落在一本《暗算》的书上。这是面前上万本书中的一本，封皮开胶了。白色封面上，一条鱼在零散的英文字母中寻找方向，被无数双手抚摸成浅灰。一位远道而来的“读者”倒杯茶，从第一页开始，沿着书中折叠、卷曲的痕迹，一口气读了下去。

谷主与作者麦家是同一个人，就住在隔壁。“读者”在意念中“砰砰”敲开了那扇侧门，揪住他的领口问：你怎么能让小说中的人物光芒万丈，却死得这么偶然？你怎么充满慈悲，又高度残忍？

这是我和朋友第一次探访“理想谷”的经历。茶随意喝，书随意读，一窗绿色随意氤氲。那种气场，让很多人受宠若惊，翻书的姿势也比平时多了几分虔敬。

麦家有时候会在附近走动，来谷里与读者聊天。虽然那次未能偶遇，但他不同于一般中国作家的高超叙事技巧和书中矛盾、多义的特质，像散发着暗夜明珠一样的柔光，留在了笔者记忆中。

“江湖传言您不爱说话，不好打交道。”“不是传言，是真的。”他承认自己有轻微社交恐惧症，有不合群一面。“社恐症”也是一道护城河，自我保护。“现在的生活，对作家过于甜蜜了。我不怕孤独。我怕喧嚣，被世俗烟火过分熏染。”

他想做一个独立的人，一个孤独的人。世界上独立的人本来不多，常和不独立的人在一起，就更难独立了。

他多次承认，自己从日常生活里很少得到快乐，很少有人能让他笑；像从小没有吃过糖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甜。

他也相信，身体欲望过度挖掘，对作家不好。经常在外面吃吃喝喝，人会浮夸起来。他一直拒绝这种生活。社会头衔、社会上的朋友，尽量压缩、减少。

2018年，麦家婉谢多人挽留，辞去浙江省作协主席一职。

2019年底，他停掉微博。800万粉丝，绝对大V。微博可以作为阵地，转发消息的话还有收入。他说停就停，为避开一些不想看到的烟尘。

微信他没开，交流只能用邮件和电话。“我不开微信，不仅是写作的需要，也是做人的需要。每个人都有执念、习惯。有时候我连自己都不能忍受，怎么能忍受别人，接受别人的执念、习惯？”

公开场合中，麦家话少而精准，一字一滴血、一鞭一条痕。他脑回路也与常人不同。香港书展上，他直说马家辉“讲了太多废话”。有人问小说与电影的区别，他说“买本小说看就知道了”；再问为什么他一本书要写那么久，他答“缓慢是我创作的捷径”。

新书《人生海海》发布会上，董卿出场时，他说“你来了，我心中雷霆万钧”，有一丝掩不住的羞涩。董卿感叹：有的人说话，是口水做的；有的人的话，是血水做的。第二种人不能多说话，不然会出人命的。

看了我的采访提纲后，他直言“庆幸”，如见故人，有说话的欲望。无聊的问题和无聊的谈话，他不想应对。

“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麦家对此给出新解读：日常生活过于发达，精神生活肯定会萎靡。一个作家应该保持精神上的清高，丰富的精神生活来自孤独的日常。

颁奖典礼上，诗人宋琳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做一个诗人并不轻松，每一代诗人都得重新描绘大地的形象，为沉默的大多数立言，增添母语的光荣。意识到这一点，我似乎明白古之闻天命者之所为了。”

仿佛也是麦家说的。

贰

蒋家村

“第一推动力”

麦家的成功之路漫长，难以复制，但可以溯源。小时候，父亲领着他从富阳到杭州玩，临走时买了张地图。他经常盯着地图看，山水如棋。他在想象中用兵布阵，通过精密移位寻找通向未来的出口。棋局中的要塞之地，如今仍塑造着他的精神图景，让他继续深挖、勘探；让他锁住欲望，洞见灵魂。

贴山贴水的蒋家村，土地潮湿松软。这里埋下了麦家创作的种子，并持续给他养分。他多年的创作与生活，仿佛验证了那句话：人一辈子只在童年生活过，其他的，只是回忆。

杭州市中心向南四十多公里，就到了富阳区大源镇蒋家村。

江南秋夜，小山村木屋二楼窗外，云摇五色。树叶与窗棂投影斑驳中，少年夜不能寐。他等着月亮出来，等着月光喂养的那只大鸟，振翅飞来。大鸟展翼数米长，蓑衣一样把他罩住，带他离开这个长在阴冷泥土中的家。

家里有个“黑五类”父亲，经常在村中央的大戏台上被批斗。那时候他还不懂父亲被时代偶然撞倒。他只是愤懑——因父亲的身份，自己上课被老师嘲笑，下课被同学围堵、打骂。绝望之际，父亲没有伸出援手，却给了他一记耳光，几乎打折他的鼻梁骨。

只有在月升时，幻想中的大鸟才变得真实。除此之外，他唯一的朋友就是日记本。

有人染上烟瘾，有人染上酒瘾，他染上日记瘾，写得停不下来，写了几十本，有什么见闻必须记下来才安心，上瘾成癖，只能强迫戒掉。

母亲说他是“洞里猫”，总闷在屋里一声不响，却不知他的大脑一直过于活跃，记忆力强，对数字过目不忘；眼睛像照相机一样对周围敏感，时刻留意着光影摇曳的方向。

老家有座庙，“破四旧”时庙里的和尚被赶走还俗。村里要拆掉它，用老砖木盖新学校。他搬着砖在路上歇脚时，看到一个阳光下浑身发亮的男人向山脚走去。男人四十来岁，挑一担粪桶，“腰杆笔挺，步子雄健。”有个高年级同学对他说：这人是光棍。他当过志愿军，打过仗，男人的“根子”在战场上受伤，只剩下半截。

“以后我再没有见过这人，但他也再没有走出我记忆，那个浑身发亮、腰杆笔挺的黑影一直盘在我心头，给了我无数猜测和想象。这就是‘第一推力’，像鬼推磨，经常推得我晕头转向。”麦家给骆以军的回信中写道。

这位挑粪的男子，就是《人生海海》中上校的原型。

“上校这个人，以前在村子里走，一向是腰板笔挺，昂首阔步，神气活现。尤其到大冬天，他总是穿着那双高帮大靴子，靴子底下掌满铁钉，在鹅卵石上走过，即使是在冰雪上走，照样喀！喀！喀！像一匹战马在行军。”

上校是陌生人，也是他精神上的父亲。他把上校当父亲来写，以弥补缺失的父爱。

“报纸上说，爱人是一种像体力一样的能力，有些人天生在这方面肌肉萎缩。看到这句话时我脑海里首先跳出的形象是父亲，然后是上校：上校是父亲的反面，天生在爱人这方面肌肉发达。”

附近一个大村里，有个“傻子”，不会叫自己爹妈，生活也不能自理，但对其他小孩的父母亲，甚至爷爷奶奶一清二楚，一村人的家史，如数家珍，令人称奇。这个人被他写进了《暗算》，是“听风者”阿炳的原型。

“老人告诉我，阿炳是个怪物，生下来就是个傻子。有人说他耳朵是风长的，只要有风，最小最小的声音都会随风钻进他的耳朵。也有人说，他身上的每一个汗毛孔都是耳朵。”

但他很少在小说中写自己的母亲。年轻时，她脸颊红润、手脚麻利，强大如谜。

“说到《人生海海》，有人说母亲的形象是苍白的。母亲像个群众演员，地位不及上校的两只猫。这是事实。另一个事实是，作为一部从童年、故乡出发的小说，我第一想写的是我母亲。但母亲拒绝走进我的小说。”他的答谢词，像是对年届九旬的母亲告白。

“想起母亲的一生，我的头就低下来，像信徒对着偶像。”写小说时作家本有菩萨一样的神力，但在母亲面前，菩萨与信徒的关系颠倒，小说的天空无法搭建。“母亲让我崇敬得虚空，丧失了改造她的能力。”

私下表达不出的爱，有时候只能公开表达。在“郁达夫奖”颁奖词中，他讲起和母亲私下相处的情境。他和母亲会说说蒋家村的那些事，家长里短，邻居如何如何，亲戚如何如何。半晌说完了，他就怕母亲赶自己走。

他偶尔会告诉母亲一些自己的事。母亲认字少，他没办法向母亲推荐文学作品，让她读卡夫卡和博尔赫斯，或者读莫言、苏童、阿来。他没办法跟她说：在阅读中你会遇见亲人，或者：读书就是回家。

少年时代，他恰恰相反：读书就是为了出走。故乡让他痛，人要逃离。他喜欢意大利电影《天堂电影院》。影片中，老放映员艾佛特告诫迷恋电影的多多，离开这里，一直向前走，不要回头看故乡。

告别蒋家村后，他越走越远。上大学时，他选择了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在部队17年，呆过6个地方，包括西藏。转业后，留在千里之外的成都。他尽量避免回去，父母甚至给他寄钱和机票，想看一眼孙子都难。一直漂泊到中年，他才像电影中成为明星导演的多多，接受了回家唯一可能的形式：衣锦还乡。

名声、奖金、别墅，一起放在了从成都回到杭州的麦家面前。但人生如果能选择，他宁愿把现在所有成功，换一段温暖无缺的童年，没有屈辱与巴掌，父严母慈，膝下承欢。

蒋家村没有把他变得人情练达，但给了他无尽幻想与世事洞明。它把生活的百般滋味，蘸于笔尖，托他交到读者手中。

叁

交叉小径

重回古典叙事

《人生海海》写完后，格非作为第一批读者，给麦家打电话，称赞他对中国传奇小说的重新认知、使用做出的探索。莫言更少见地写了读后感，列数小说之“六好”。相比之前的作品，这本书中，他的笔法更简洁、摇曳。他大量使用短句、动词，文采与意象皆有古意。

麦家说，《人生海海》原名叫“上校或太监”。在唐传奇中，这大约是《上校列传》的意思，以史家笔法，传奇闻逸事。

我发现，比麦家年长一些的格非与莫言，风格几乎同时发生了变化，与外国文学中“先锋”的叙事手法逐渐疏离。这一代的作家，在创作之初，能接触到的都是外国文学或“翻译体”的作品。欧美的、拉美的，世界扑到眼前。古书在“文革”中因“破四旧”被烧，文脉断了。像其他手艺一样，作家写作也经历了断代。

当时阿城是一个特例。他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还有古书可看。上世纪八十年代，阿城的《棋王》《树王》与《孩子王》出世，携着宋明小说的空山灵雨，黑马一样震惊了文坛。

“他穿着长衫，摇着蒲扇，施着古法。当时大部分作家没有这个涵养。我们缺乏古代文学的准备。然后经历三四十年西方文学的轰炸之后，现在都开始想回到老祖宗身边去了。”

有一次，在接受德国记者采访时，他说自己至少看过500本德国小说，两千本欧美小说。记者几乎不敢相信。最近十多年来，他开始大量阅读中国古代历史与古代文学补课，语感与叙事方式日渐变化。

《人生海海》，可以看做是他回归中国古典叙事传统坚实的一步。给了他第一口奶的西方文学，和久违的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在某一道交叉小径的时间点上，再次神奇地合二为一。

每一张地图上，都有许多蜿蜒起伏的小径。仔细看，才知道哪一条是断的，哪一条连在密密麻麻的网格中。但这里的交叉小径不在西溪，不在蒋家村，不是一个能在物理空间中定位的地点。

它来自麦家在西藏时读的一篇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作者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如果说《麦田守望者》让他惊诧于青春呓语也能写成小说，博尔赫斯让他看到了谍战小说的文学前景。他之后的小说创作，他塑造的人物与故事，和这个虚拟“地点”似乎有着神秘的联系。“交叉小径”因此成为他的精神地标之一。

小说中的主角叫俞琛，在英国做德国间谍，侦探英国攻打德军的大炮阵地。俞琛的祖父是一名中国小说家，生前致力于两件事：写小说，和建造一座有交叉小径花园的迷宫。祖父的小说无人能懂，迷宫不知去向。祖父的命运在俞琛身上复活，他终于打探到英军大炮所在地，却同时被英军发现、追杀，无法把情报传给上司。被追杀的俞琛躲入“中国通”斯蒂芬·阿尔贝博士家中，意外见到了祖父遗物。二人相谈甚欢，不可思议的是，俞琛却在被赶来的英国军官逮捕之前，拔枪杀了阿尔贝博士。名人被杀，自然会被报纸做新闻大餐。没有人知道俞琛为什么会杀害博士，但他在柏林的上司却猜出了谜底：他借此把一个叫“阿尔贝”的城市名字传了出去，英军大炮就布阵在那儿。

这篇小说让麦家深感震撼，这分明是一篇烧脑、智性的谍战小说。交叉小径无处不在，才是“烧脑”的关键。《风声》中，“老鬼”李宁玉为了把情报传递出去，同样用了自我牺牲的方法。

麦家笔下的那些主人公，那些数学天才们，一旦进入解密局，把自己的青春和天才都交付给黑暗的密码艺术，就把一生变成一则悖论。解密者如容金珍与黄依依，在701都变成“薛定谔的猫”，悬在生死之间。想活着走出密匣，天赋、隐忍、创造性、运气，缺一不可。

当《解密》中的容金珍坐在火车上时，他是无坚不摧的天才。小偷拿走了容金珍毫不值钱的笔记本，又把本子扔掉，容金珍因此发疯、陨落。敌人做不到的，小偷轻而易举做到了。如阿尔贝所说：“时间是永远交叉的，直到无可数计的未来。在其中的一个交叉里，我是您的敌人。”

迷宫一样的情节安排，赋予麦家的小说超越“类型小说”的复杂性，赋予情节自我衍生的可能，小说主题也因此更多义。有人看到为国家不惜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有人看到组织或机构对个人的工具化压榨；有人看到天才的伟大，有人恰好看到他们在命运面前的微不足道……

数学天才们解密的过程，同样可以看作小说创作的隐喻。麦家说，写作是一个解密一样艰苦、漫长的过程。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被退稿了17次，从写第一个字到出版，用了11年。他写了百万字，最终只发表了21万字。一本不算厚的书，装着他全部的青春。

为了确定“交叉小径”的细节，我重新翻出了这篇小说的西班牙语版和英文版，发现书中主角俞琛竟然是“雨村”的音译。博尔赫斯熟读《红楼梦》，这个间谍原来是贾雨村。而隐居在英国乡间的汉学家阿尔贝，则是“甄士隐”。世人都认为，俞琛祖父写的书和修建的迷宫是两回事。但阿贝尔发现，二者其实是一回事。那本《红楼梦》的鸿篇巨制，其实就是他修建的迷宫，那座太虚幻境。

换言之，麦家创作小说，与小说中的人物破解密码，实际上是一回事。他们想要营造的人心迷宫，也是一回事。“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尾声

谈话进行了150分钟。如果在“理想谷”遇见的话，一壶西湖龙井该喝完了。

通话之前，虽然他说“庆幸”，笔者仍然不确信他的表态是出于礼貌还是发自内心。但时间过得很快，小说中曾经出现的那些人物进进出出，不甘寂寞，似乎想让“读者”为他们做主，翻盘在书里已成定局的命运。

“你真的来过我的‘理想谷’吗？”麦家问。此刻距离上万公里，在某个时间点上，曾经近在咫尺。“那就是最好的感性材料。这篇文章，你就从来‘理想谷’开始写吧。”

放下电话前，他透露说下一部作品已经开笔，与母亲有关。他每天坐在电脑前，写出写不出都坐着，虔敬如一。

“我把自己粉碎， 加进味道里”

问：王巧丽

答：麦家

王：您写一部小说有时要花上许多年。创作的时间长度，与成品质量一定相关吗？“慢活儿”中包含着怎样的时间价值？

麦：没有必然的关系。据我所知，莫言是写得很快的，王朔也不慢，巴尔扎克似乎更快，但他们都写出了让人高山仰止的作品。我个人是写得很慢的，并且喜欢反复改，迷信好作品是改出来的。我甚至说话都比人慢一拍，当众说话就紧张。

我经常安慰自己，纳博科夫也是这样的。但我还是一点也不欣赏自己。我也希望自己能写得快又好。以前，觉得等我写多了，有名了，长出经验和自信的翅膀，也会快起来。但似乎只长出了年纪，体力越来越不行，越来越笨，越写越慢。你看《人生海海》又折腾了五年，是在爬。我所有作品都是“爬”出来的，这辈子我看我也只能就这样爬了，认命了。

王：有作家说一本书很可能比作家本人高明，因为书中的人物会“活起来”，反抗作者不恰当的安排。您有这种经历吗？

麦：这种意外之笔与神来之笔，经常是一部好小说的象征。不是你在写，是笔下的人物在带着你走，人物自成一体，有了独立的生命力。故事发展得比作家的能力要高，会超出预想，超出现实，如有神助。

在我计划中，《人生海海》没有第三部，原来想写到上校逃走就结束。写着写着，林阿姨自己跳了出来。这个男人，应该被人爱过，不然就不完整。同时，“我”也在第三部中跳了出来，从一个单纯的视角、一个观察者转换成一个人物，加入到上校和林阿姨岁月人生中。这种转换是成功的，给小说加了分。我把自己粉碎，加进人生海海的味道里。

王：博尔赫斯认为，氛围与人物比情节更重要。他自己也经常给出一个问题，但寻找答案的人却因为偶然错过答案，读者也无从知晓。《风声》中密室的紧张氛围，让最后的谜底变得不那么重要。《人生海海》中故乡的氛围，让上校身上改变命运的刺青在阅读中实际上也没那么重要了。在氛围、人物与情节中， 您最看重的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您会牺牲情节？

麦：写小说，说到底是写人物，情节、氛围、结构都是为人物服务的。很多年前我学开车，教练有句话一直印象很深：“开车，速度不能大于技术。”情节就是速度，技术是个手艺活，首先体现在语言上，其次是景致、心理活动、结构、节奏等等，情节太快了，手艺活就做不出来。手艺活做好了，情节上有些破绽也没关系的。

当然，这是泛泛而论，谈论小说应该具体到某部作品。好作品都是自成一格的，不大遵从理论的。比如阿城的《棋王》，情节推进蛮快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几乎没情节，但都是好小说。前者有味道，后者有思想，关键是人物立起来了，王一生和圣地亚哥，两个人物都闪闪发光的。我的小说中情节强度高的是《风声》，且人物众多，很难写，最后是三段式的结构化解了一些技术难度。

王：《风声》中情报传递的方式与俞琛杀死阿尔贝的方式有异曲同工，但概念来自中国古代。《解密》中的悬念靠树叶归于森林的无藏、而《暗算》中是密码本身设定的缺即完美。这些在古代文学、哲学的相对论与博弈论中也有体现。外国文学之外，您也受到古典文化的影响吗？

麦：你还真是有眼光，把我底子挖出来了。确实，我多次说过，《风声》是从《交岔小径的花园》“岔”出来的，但只是机灵一下，绝非简单的模仿。作家会互相影响、启发，这很正常。深究下去，许多作品“地下”都是千丝万缕，犬牙交错的，但“地上”要尽量有别，要“自在独行”，即便是老故事也要有新讲法，新承载。

博尔赫斯有好几个小说都是别人的故事，像《两个梦》是直接从《一千零一夜》移的，鲁迅的《故事新编》讲的都是中国神话故事。我《暗算》中的《韦夫灵魂说》的故事是从报上看来的，是二战时的一件真事。作家写作的起因是千奇百怪的，有时只因一句话、一点情绪就出发了，有时想了几年都按兵不动。

作家接受的影响也是这样，怪着，说不准的，有时研究一个东西几年一无所获，有时只是听了一嘴就脑洞大开。但有一条是不变的，就是身份对你的影响，时间对你的影响。你说中国古典文化对我有没有影响，当然有！我就泡在这缸里，即使是金刚，时间长了也会染一身味。

王：编剧的经历如何影响您的创作？摄影机与笔，哪种工具最能呈现视觉的层次？哪种工具最能呈现心理层次、精神层次？

麦：编剧曾经是我的饭碗，我曾在电视台工作，是专职电视剧编剧。所以我有些剧，像《暗算》《刀尖》《风语》等电视剧，都是我自己操刀编的。这当然压缩了我写小说的时间和精力，但也促进了我对小说甚至人生的理解，因为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作家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所有生活体验对写作都不是坏事。当然，小说是个体劳动，更能代表我内心，影视编剧是替人工作，最多呈现的只是我背影。

因为当过职业编剧，我在构建人物关系上比较有优势。人物关系决定故事形态。有的小说家不会搭建人物关系，也就意味着他们不会讲故事。写小说，轻看故事不是大道，是旁门左道。

以我自己的经验，做编剧也会伤害写小说。影视圈活色生香，是利益特别大的领域。文学相对单纯。人在利益面前容易迷失，写剧本是对人性考验。资方投了那么多钱，你不能拿自己的爱好让人家冒险。你要接受别人的意见，有时候，导演需要你调整， 演员还想要你调整，久而久之，你会丧失自己的意志。

王：您赞颂、敬畏“小我”中天才的光芒，痛惜光芒湮灭。您对人的命运与国家、时代关系的深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经过了怎样的发展？

麦：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我生在一个“黑五类”家庭里，打小被人歧视，被时代抛弃。幸亏迎来新时代，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我读的是军校，毕业后一直在部队工作，直到1997年才转业。这些经历，被打压也好，被挽救也好，都是跟时代潮流分不开的。我全部青春都是在军队度过的，受的教育很正面，从事的工作就是捍卫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些经历和教育是我人生的底色，也决定了我写作的方向：个人很轻，国家很重。

记得我开始写作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界流行写小事，写私情，写欲望，写细碎的生活，写心灵的乱象，我就很不适应，也倍受冷落。我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是1991年开始写的，那时文坛对这类“国家主义”的作品没兴趣，所以历经17次退稿，直到2002年才出版。出版后又成了一种现象，反潮流的思潮。包括《暗算》《风声》，为什么改编影视后那么火，就因为整个社会思潮变了，对那种极端个人主义的东西不大感兴趣了。

王：关正文导演在《一本好书》中录制《暗算》中，我正好在场。您肯定忠诚、舍弃小我，但又对“小我”精神与肉体的牺牲体现出深沉的悲悯。解密者的结局，容金珍与黄依依都死于偶然，这是一开始就注定的吗？如果小雨没有经历死-活-死，黄依依和男主在一起会幸福吗？

麦：这些问题是我留给读者的甜品，如果我和盘托出难道不是对读者的冒犯吗？事实上我也没有答案，也不需要有。可以说说我对“偶然”的看法，我们对偶然似乎总有偏见，好像偶然就不是生活。其实生活不就是由偶然和必然组成的？博尔赫斯说，所谓偶然，只不过是我们对复杂的命运机器的无知罢了。我觉得文学就是对“偶然”发声，“必然”那是哲学家的事。

哲学家对结果负责：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去哪里；文学家负责过程：我们干了什么，听到、看到了什么。过程是由一个个偶然组成的，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偶然。我们偶然来到这个世界，经历无数无数个偶然，然后必然去死。

因为偶然的无处不在，必然的固定存在，所以我们要心存悲悯。文学是安心养德的事，没有悲悯就不可能养德。文学会让人变得多愁善感，眼泪流下来时，灵魂就出来了。不是有种说法，人痛苦时才会看见灵魂？

王：在对您小说的国外传播中，对您作品可能会偏重威权国家寓言式解读。您似乎反对这种解读。个人对机构的忠诚与误信，对集体狂热的警惕，是否是您思想性的重要部分？

麦：读者从来不会错的，为什么我们的读者一度特别反感英雄主义的作品，就因为我们一度塑造了太多“假大空”英雄。我笔下的英雄首先是个人，不是神。文学不能搞造神运动，文学必须关注人，人的心灵。

什么是英雄？英雄就像钻石，只有经过切割后才能光彩夺目，其实是很残酷的，每一束光都是牺牲的血光；运气不好，切碎了，就是悲剧。我写的是这种英雄，既崇敬又同情，崇敬的是他们的精神，同情的是他们的命运。文学就是要揭示人的这种“两难”，这种困境。

王：《人生海海》也解锁了我自己的一些童年回忆，感觉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我们村里也有一个日伪警察局长因为“强奸”妇女被革职，后来到广州修铁路、还参加了抗美援朝，小时候常给我讲他和战友、工友的故事。他伟岸英俊、谈吐不凡,却单身。村人对他远之，在他平反之后纷纷找他借钱。还有您写的父亲和爷爷，和我父亲与爷爷很像。一个沉默寡言、高度原则；一个善讲是非道理，大事上却有时糊涂。

中国很多乡村里, 可能都有这样一个承担了时代的上校和瞎子，这样的爷爷和父亲、和这样一个好奇懵懂的孩子。这很魔幻现实：您那么个性的故事，竟然在中国乡村有这样的土壤大量存在、竟然没有被发掘出来？

麦：你说的非常好，很值得思考。写作的目的，是要把共性找到。

怎么样从个性出发，找到普遍性？你去看各种新闻，太有意思了，但缺乏代表性。它不是你的， 它是远方。文学一直在寻找共性，说到底是命运的东西。人在命运面前大致是差不多的。有难熬的时候，也有辉煌的瞬间，但辉煌也会咬你一口。

只有个性，作为艺术是不完善的，还是要寻找共通的东西。

有些作家不考虑人的普遍性，过度表达自己。在缺乏共性时，会失去读者。

一个好的故事，就是一种命运的状态。感受丰富起来，总会碰到读者，有时碰到这个角，有时碰到那个角。

王：您写作时，并没有想着为读者而写，对吗？

麦：对，我不为读者写作。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想要什么。读者是没法寻找的，只能让读者来寻找、发现我。市场今年的胃口和去年的不一样，年年都不一样，所以畅销书无法策划。所谓“火”的那些，经常是意外。过度营销的话，品质没有跟上去，也不会长销，风口一过，就沉落下来了。

芸芸众生，人头攒动当中，没有个性的话，读者没法发现你。但光有个性也不行，刚才说了必须找到个性和共性的交结点。这是比较难的，需要才华，也需要汗水，有时还需要运气。其实，作家不要想太多，只要尽力把作品打造得更结实、更完美就好了，其他事交给读者吧。

王：在《人生海海》这部文体混合的心灵史中，可以读出您在前两章对叙事的尝试与取舍，还有贯穿密集比喻中的费心。您在创作中有什么桎梏需要突破？

麦：桎梏很多，但也不一定要去突破。有时局限不一定就是限制，即使是限制也不一定是坏事，有局限才能无限。写作是这样，做人也是这样，不要遍地撒网，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够了。写作是很孤独辛苦的，很容易放弃，坚持写下去、争取不断摸到新高就是我的目标。

王：您最希望能带给国外读者什么启发？

麦：在德国和奥地利，我都跟记者“不欢而散”，就因为他们爱从政治来解读文学。政治也只是道听途说一点，并不真正了解。总的说，西方人对中国充满傲慢和偏见，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他们也不可能通过新闻或政治来了解我们，文学可能是比较好的沟通渠道。我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我想这有助于他们认识中国。

王：在国内，您的小说有一段时间面临着可读性与“文学性”的争议。其思想的多义性，也较少有评论触及。您觉得自己是一个被误读的作家吗？

麦：我只管写不管别人怎么看，也管不了。总的说，作品被人误读和捧读都是正常现象，不是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吗？影响越大的作品被误读的可能也越大。相比很多优秀作品被雪藏，包括我的过去，作品只能锁在抽屉里，今天我的作品有庞大的读者群已经深感幸运了。我想，有人读，是一个作品活下去的唯一力量。

王：严肃写作变得边缘化，但网络作者与读者却演变成庞大群体。您对网络文学有期待吗？传统的严肃文学作家应该如何自适？

麦：不论是网络文学，还是其它新兴事物，包括网络本身，在一个时间切面（平面）上，它是好是坏的属性一定是相对的，不可能绝对。但在一个时间流线上（历史进程里），它具有不可阻挡的绝对性——既然是绝对的，它就是好的，因为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必须选择，并且自我安慰：存在就是合理。

网络文学的兴盛对传统或者说经典文学的价值及其意义无疑是革命，是造反，是农民起义。

革命和造反肯定会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同时又会符合一部分人的利益，产生一个新的利益阶层。所以放在今天这个时代面前，它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即对有些人是不好的，对有些人又是好的。对我个人来说也许是不好的，因为我代表的是传统、正典。

但对人类来说，整个人文史的发展轴线，消解经典、通俗化、流行化，这是必然的，势不可挡，不论是音乐、绘画还是文学，都如此。但这并不意味我们要改变、投降。我们要写网络文学可能啥都不是，保持现状，至少还是个参数。

王：疫情正席卷世界。如果病毒是大自然的密码，您怎么解读？疫情影响到您的创作状态了吗？

麦：当祸水浇头时你总会痛苦，但这不是拒绝的理由，无法拒绝。人间不是天堂，总有苦水祸水的。疫情严重期间我只字没写，我几乎天天去空荡荡的街上走，感受人在灾难面前的弱小、孤苦，好几次我走着走着就流泪了，心痛了。体尝这种感受比写作重要得多，它可能让我的写作更有方向，更有意义。

作家艺术家在人类灾难面前的感受是很复杂的，我们当然不希望有灾难，但不得不承认灾难是我们认知人世进而创作好作品的大料。现在回头看，这次疫情让我更爱自己的祖国。我大儿子在美国，他更有这种感受。

王：在媒体发展的不同阶段，经常会有人宣称，“小说死了”。这种预言并没有成真。另一方面，“头部效应”更加明显，从20%的小说占80%的市场，到现在5%的小说占95%的市场。新一代的小说家出头的希望是否更渺茫？

麦：小说是不会死的。但小说家会死，缺乏生命力的小说会死。这不是强迫性阅读的时代，以前出版的书很少，只要出版、发表出来就会有人看。现在游戏、影视、综艺节目，纷纷来分散你的注意力，消耗你的时间，书籍被挤到边缘，没有生命和个性的书很容易淹没，被读者抛弃。

5%-95%，这个数字不一定确切，但趋势是这样。不仅图书出版如此，其他的如经济领域也是这样，大财富被少数人占有。这是世界平面化的必然恶果，世界变成一个竞技场。今天我在舞台上，明天不知会被谁干掉。我也希望年轻人能超越我们。我想干掉我们的，一定是年轻人。

本文刊发于11月10日北京日报人物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