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并未真正闭关锁国，也是思想最活跃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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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科举竞争激烈，但因为名利诱惑，读书人在科举之路上还是趋之若鹜。朝廷本希望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但明代中叶以后，生员一味希望通过八股文中举，不再阅读儒家经典。


祝允明书，文徵明补图，兰亭序

进入明代之后，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朱元璋，将农桑和学校视为立国之本，创设了国子监（太学），培养功臣子弟和地方选贡生。另外，各地还创设了府学、州学、县学。明代的各级学校与科举制相结合，学校生员（秀才）是科举的后备军。一段时间内，各级学校运行良好。明代中叶以后，因为腐败和其他原因，这套看似完备的制度弊病丛生，因为不能影响官员升迁，地方官也漠视地方学宫建设。

在科举方面，“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吸引了数十万生员。尽管科举带来了剧烈的社会流动，但因为竞争过于激烈，录取率太低，成功者寥寥无几。但是，即便是生员，也可以按层级（廪膳生、增广生、附学生）获得多少不一的经济利益，如免除徭役，少纳税粮等等。

名利诱惑使得众多读书人一生局限于科举彀中，由此发展而形成了与宋代不同的生员阶层。进入明代中后期后，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为主，许多士人不再读儒家经典如四书五经，连《千字文》也不读，只读类书、八股文选本等，这导致很多生员学问浅薄。由此，科举出现了一个悖论：这一制度本来是通过考试选拔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但生员们只想通过中举而改变自身的命运。制度设计者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绝大多数生员相对贫困，一些人于是利用四民之首的优势地位和门道敛财。另一方面，由于生员人数达数十万，已经形成一个不容忽视的阶层，他们也参与了地方的政治和社会事务。对于明代生员和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等问题，陈宝良教授的《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及相关著作做出了深入研究。就此，《燕京书评》采访了他。


陈宝良，1963年生，浙江绍兴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理事。

「仕风与士风相互影响」

燕京书评：你在《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中的统计显示，明末全国生员总数大约有50万，是宋代的三倍；明末生员人数占总人口的0.38%，低于宋代的0.43%-0.45%。你还认为，明代的生员阶层，绝非宋代所能相比。具体说，两代生员阶层的差别在哪里？宋明两代的商品经济都很发达，那么，是哪些因素导致明代的生员阶层不同于前？

陈宝良：在明代，生员俗称“秀才”。考察一朝的生员，从计量史学的角度而论，事实上牵涉到两个统计层面：一个是生员的总数，另一个是生员数量占总人口的比率。

在《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一书中，我在明末顾炎武推测的数字基础上，再加之广泛勾稽各类史料，对明代生员总数做了初步的蠡测。蠡测的结果，就是明末全国生员总数已突破50万，这正好印证了顾炎武的推测。若是加上各类不参与科举的生员，以及明末学校生员数动辄超过千名，那么实际的数字将远超50万之数。这是明代生员总数问题。

如果将视角转向生员数占总人口的比率，那么宋代与明代的比较颇有意思。根据有的学者研究，宋代地方学校的生员数达20万。若与户籍人口作比较，即为每220～230人中，有一位地方学校的生员，生员数与人口总数的0.43%～0.45%。而在明末，若以50万生员数作为统计的数字，那么，生员数约占人口的0.38%。与宋代相比，尽管明代全国地方学校生员数的绝对数是宋代的三倍，然生员数占人口的比例却有所下降。

这种现象的出现，至少说明以下事实：明代学校生员数的增加落后于人口的增长。施坚雅（G. Willian Skinner）的研究表明，自唐直至清人口的五倍增长，并非与国家级的官僚增长表现出一致性。他的这一说法，同样可以印证，明代人口的大量增长，并未与学校生员数的增长表现出一致性。从这一角度来说，明代生员数并非过剩，而相对于生员之无出路（即仕进之窄）来说，生员数方显过滥。

如果与宋代相较，两者的结果相当明显：宋代生员的仕进之途，比起明代生员来，无疑较为容易。正因为生员总数膨大，且大部分仕进无门，才使生员问题在明代显得更为突出。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撰写《生员论》三篇，盖有其因。

当然，明代生员基数的膨大，同样带来利与弊两大结果。就利的方面来说，人数众多的生员，大量流向塾师这一职业，对于明代庶民教育的普及化大有裨益。王尔敏对这些在科举中受挫的生员，给了很高的评价，称之为“乡曲之导师，地方之柱石，一方文家之重镇”。揆诸明代生员大量流入塾师，从事基础教育的事实，这种评价无疑是切合实际的。就弊的方面来说，在社会上集聚了大量的生员，且仕进无门，终究会成为一个大的社会问题。按照传统的说法，士在学校肄业，士能读书仕进，这是“有职”。士子一旦“失职”，那么就会游荡于社会，对现实社会秩序造成不良的影响。晚明生员的“无赖化”倾向，就是最好的例证。

商品经济的发达，显然并未对明代官方的教育体制产生相当直接的影响。不过，间接的影响颇为明显。如明代“纳谷附学”的实施，使一部分富裕人家的子弟，可以通过纳谷而获取附学生员的身份；而明代“商籍”的出现，以及商人学校的设置，更为商人子弟读书仕进开了方便之门。商业化对民间庶民教育的影响相对更为直接，诸如大量商业化的通俗类书的刊行，显然为庶民阶层学习知识提供了便利。


《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陈宝良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燕京书评：明代中期以后，学宫荒废，学校制度败坏，生员与学校渐趋分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陈宝良：明代中期以后，学宫荒废，学校制度败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必须从制度上去寻找。按照明代的制度设计，科举必由学校。换言之，学校生员是科举选官的后备军。为此，明代在地方上分设府、州、县各级学校，由教授、教谕、训导等学校教官负责学校生员的选拔与教育。正统以后，每省设立一个提学道官员，挂按察司副使或佥事衔，其中南、北直隶设提学御史，合称“提学院道官”。提学官既负责一省的“岁考”，即从童生中录取生员；又负责“科考”，从已有学校生员中选拔参加下科乡试的生员，即“科考生员”。至于地方上府、州、县各级行政官员，则对学校负有提调之责。

这看似一套相当完备的制度设计，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却是弊窦丛生，最后导致学政败坏，学宫流于荒废。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士之失教或学校教养失法所致。在明初，甚至明中期，学校教规严肃，教养得法。生员遇到上司分巡到府，一旦失于迎接，或者掣签不应，即生员在学校点卯不到，就会受到惩罚。即使已近岁暮，也不敢回家，直至考试能做到“文义平通”，方才放生员回家。明中叶以降，由于学官考核往往由“待士之声”决定，导致士风更趋嚣张。举例来说，如提学道因“斥责生儒”而在考核时被人论劾，若其事果有实迹，则属“以师范而躏儒生”，会受到“尽削其原官”如此严厉的处罚。于是，提学官视岁考为畏途，甚至有十六七年不加岁考者。至于府、州、县学校的学官，作为一种冷官，且仕途无望，更是以从生员那里获取“束脩”一类的好处为先务，有时甚至与生员抢夺孔庙祭祀时的胙肉，以致对属下生员无暇加以约束。

生员不在学校肄业，且不再得到严厉的管制与约束，而是到处游学，那么家庭、师友对他们的影响就更显重要。可是，生员从家庭、师友中学到的却是“势利语”，所习者也是一些“势利事”。家庭环境对子弟的影响，确乎相当重要。一般说来，阀阅之家自有一种阀阅气象，而寒素家亦自有一种寒素气质。寒素家或因渐趋富贵豪奢，可以养成一种阀阅家气，然未闻阀阅家有寒素气者。正是习尚使然之故。若一个生员自童蒙时即在家庭中听惯了“势利语”，受其习染，长大进学，从师友中所熏染的又只是“势利事”，难免会养成一种说“势利语”、做“势利事”的习气。明代士风趋坏，家庭失教又是一个原因。

至于学宫一任荒废，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显然与明代地方官员的考课制度有关。明代考察地方官员，主要只有钱粮、刑名两项，即做到收缴赋税合格、谳狱公允即可。至于地方学宫一类的教育事业，看似名声很好，实则无关于官员的升迁。鉴此原因，地方官员即使看到学宫需要修缮，一则限于地方财政经费有限，二则无关于自己的仕途，也就任由学宫败坏。


《狂欢时代：生活在明朝》，陈宝良著人民出版社2020年08月版

「科举可以给成功者带来莫大的荣誉」

燕京书评：一些学者认为，科举制度使得平民有机会向上实现阶层流动，但《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显示，因为通过科举而改变命运的人数实在太少，加上官宦子弟、富人阶层在科举中占有先天性优势，这种向上的社会流动很有限。科举的竞争过于激烈，“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机会极少，廪膳生数量不多且利益有限……在这种的情况下，为什么明代还有那么多人如李世民所说“堕入彀中”，难道这些生员仅仅是为了能够享受有限的特权以及社会地位吗？

陈宝良：科举可以带来剧烈的社会流动，这一点毋庸置疑。何炳棣先生所著《明清社会史论》一书的统计已经证明，大约接近50%的中举者，若是追溯他们的三代，并非有身份的官员。这无疑证明，在所有获取读书仕进的人中，将近50%是出身布衣的读书人。这是相当高的社会流动率。这是科举的相对公平性原则。但科举也并非真正能达到绝对的公平。官宦子弟，可以通过“冒籍”而得中科举；富人或商人子弟可以通过捐纳而纳谷寄学，甚至通过捐纳获取国子监监生身份而参加乡试；即使是在生员的录取上，有些有权势的子弟，同样可以通过关系网络而占据录取的优势。

即使科举竞争如此激烈，读书人在科举之路上还是趋之若鹜。读书人出入科场，却时常名落孙山，这种人被周作人称为“场楦”，就好像木楦头，这双鞋子用了，还可以用于那双鞋子；有些人已年达80余岁的高龄，还兴致勃勃地去参加为博取一个秀才名分的院试。这是什么原因？还是“名利”二字在作祟。

科举可以给成功者带来莫大的荣誉。从小处说，从中举人开始，一直到中进士，均可以在家门前竖立旗竿，可以建造科举牌坊，引得普通百姓的歆羡。从大处说，一旦中举做官有成，父母、妻子均可以得到封赠，这是何等的荣耀。给父母带来荣耀，这也符合儒家的孝道观念。科举一旦成功，甚至做了官，就可以跻身“绅士”之列。在普通百姓的眼里，绅士就是最有名望之人。明代史籍认为，“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明代流行一句俗语，说读书人中进士以后，往往会“改一个号”“娶一个小”“刻一部稿”，这也是一种好名习气在作怪，但也只有科举的成功者，才有权如此去好名。

科举同样可以给成功者带来莫大的利益。科举的成功者，可以凭借进士、举人、生员不同的科名身份而获取多少不一的经济利益，可以免除徭役，少纳税粮。即使是生员，也可以凭借自己的身份去府县衙门中替人说事，这就是当时人所说的“吃荤饭”，从中觅取好处。


明代书画家徐渭作品《墨花十二段》

燕京书评：明代中后期，因为科举以八股文为主，许多士人不再读儒家经典如四书五经，连《千字文》也不读，而是只读类书、八股文选本等，这导致很多生员学问浅薄。从科举的目的来看，朝廷本来希望通过这一制度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但生员却一味希望通过捷径而在科举中拔得头筹。那么，出现这种悖反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陈宝良：明代中期以后的学术，存在着两大弊端：一是制科之习，以八股为学问，不知儒术为何物，其弊在于鄙陋；二是道学之习，以讲学为学问，空谈无实，只占地步，其弊在于迂腐。两者合而为一，即构成“俗学”；而习俗学者，则概为“俗儒”。明代的八股士子，就是这样一批俗儒。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早在宋代，就已经在读书人中流行一则俗语，即“《文选》烂，秀才半”。其意是说读书人熟读《昭明文选》，考取秀才有望，足见《文选》一书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相当之高。所惜者，到了明代，秀才已不再重视《文选》一书，仅仅将其当做枕头而已，一如农家将书用做覆瓿。秀才学问浅薄，几已成为当时嘲弄的热门话题。

明代生员学问，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生员不读书，导致生员普遍无学。纳粟入监的展开，更使监生无文，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不学无术的曳白监生。生员自童时开蒙，读完《百家姓》，再读《千字文》。这是明代教育的基本程序。可是，明代生员却有《千字文》也未能详知者，更不用说读经书了。二是生员多喜高谈阔论，不务实，以致形成秀才文章，也做不得数。三是生员学问的来源，不是经史原文，而是取自《浅学》《后进》《韵府》《群玉》之类的类书，学问浅陋，只可旅行中在夜航船中供笑谈而已。

这就导致了这样一个悖反的现象：朝廷希望通过科举而选拨真正的治国之才，生员却只想走捷径而在科举中拔得头筹。制度设计与实行效果存在着差异。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普遍现象。科举制度也不例外。究其原因：一则由于制度设计缺乏完善。如明代科举考试，除要求士子全通《四书》之外，《五经》只要求每人选择其中的一经加以考试，其他四部经典就会被士子弃之不顾；科举考试虽说三场兼顾，但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往往专门重视前场的“四书义”与“经义”，并不重视后场的论、策等，导致士子不再读史。生员名为经生，实则未知稽古，满腹所贮，除烂熟时义之外，茫无一物。二是八股时文风气之害。科举一旦重视前场的八股时义，那么必然置经史于不顾，而是过分重视一些八股文的选本。经生士子所作的八股帖括，一方面，要仰寄鼻息于主司；另一方面，又要俯循步趋于时彦，百不吐胸中之一，多为随手朽腐之篇，既锢心灵，又费纸笔。换句话说，科举能否得中，不在于考试者学问的高低，而在于文章能否入得考官之眼，是否迎合一时的时文风气。

正是因为这种偶然性的存在，导致经生士子喜欢走捷径：捷径之一，即用俗套作文，寻一卷枕秘之书，或烟熏“指南”“浅说”数帙，视为高中科举的独家之秘；捷径之二，以重金聘请名师，精拟乡、会试题，再将所拟题作文背熟，即可入闱高中。


明代书画家徐渭作品《花卉人物图》之一（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燕京书评：你在书中也提到，到晚明以后，佛经、道家学说、子书在生员中再度盛行，余英时先生注意到，“儒学转向包括了宗教化的图景，而与释道两教合流”，《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将儒学世俗化的原因归结于科举之学（导论41页）。那么，科举之学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现象？

陈宝良：晚明士大夫醉心于佛、道，倡导儒、佛、道三教合流。早在东汉桓帝时，佛教刚刚传入中国不久，佛就与孔子一起被人崇拜，共同被人们供奉于崇拜黄帝与老子的庙宇中。在三教合一观念的变迁中，有两个观念值得我们予以重视：一是“三教一源”，二是“殊途同归”。尽管我们不能否认明代以前相关的三教合流传统是一种象征性的资料，但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不能简单地将晚明的三教合一视为对前者的继续，晚明的三教合一，在强度与含义上，均是独一无二的。换言之，在儒、佛、道这三种传统思想中，无论哪一个流派，均会同时受到来自另外两派的影响。这无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到了林兆恩创设三一教，而且三一教徒迅速增加，说明这种合流的倾向已发展到了顶点。与此同时，自明中叶以降，诸子学开始复兴。一至晚明，已是“天下子书横流”，子书也成为士流的一大嗜好。

在学术史上，这两大思潮的兴起，尽管有特殊的原因与社会土壤，然而影响难免及于诸生的八股举业。简言之，在晚明的八股举业中，出现禅言、子史语，并不足奇。自明代中期以后，士子厌常喜新，慕奇好异，视六经之训为陈言。陈言既不可用，士子势必归绝于空谈；清空既不可常，士子势必又求于子史；子史不餍，士子则宕而入于佛经；佛经又同，士子则旁搜小说家言。相对说来，晚明士子的学问相当驳杂，而受佛经、诸子家言的影响尤为深刻。在地方学宫尊经阁所藏的书籍中，不乏佛、道经典及杂家类书，就颇能说明这一学术倾向。

至于科举导致儒学的俗化，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科举之学是一种追求功名利禄之学，其宗旨在于通过八股文这种敲门砖，敲开仕进的大门。为了敲开这扇大门，所读的书不是完整的四书、五经与史书，而仅仅是八股文的选本，走的是一条捷径；敲开这扇大门之后，则更是弃经史于不顾。最为可悲的是，士子一旦以功名利禄为归趣，必然会与儒家经典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旨渐行渐远，甚至背离这一宗旨，使儒学趋于庸俗化。

当然，明代儒学的俗化，并非仅仅限于负面的庸俗化，尚包括正面的通俗化。儒学并无神秘的内容，本来就是世俗的东西。一至宋代理学，援佛入儒，将天理推至自然法则这一定理，好高骛远，顿成玄虚，似乎多少带有一点神秘化的因子，而与世俗相去渐远。王阳明心学的崛起，讲求“业中求道”，主张人人皆可为尧舜，其最重要的意义，是将玄虚的“天理”，回归人本心内的“良知”，由此也就导致了儒学的世俗化与通俗化，甚至与民间农工商贾、仆童炊妇辈结缘，并得到这些民众的认可与支持，最终导致庶民儒学的勃盛。


明代书画家徐渭作品《花卉人物图》之二（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明代并未真正实行过闭关锁国的政策」

燕京书评：明代后期商品经济非常发达，一些生员弃儒就贾，余英时先生在《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分析了士商互动的情况。你认为，士商相杂或士商相混是明代社会的新动向。我猜测，这可能是因为明代后期商品经济发达所致。众所周知，对外贸易可以带来丰厚利润，那么，这种风气为什么没有导致士大夫阶层去改变明代闭关锁国的政策？

陈宝良：士之子恒为士，商之子恒为商，这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弃儒就贾”或“弃贾就儒”现象的出现，以及由此导致的士商相杂或士商相混，确实是明代社会史与思想史的一个重要面相。这是前所罕见的新现象，尤其值得关注，并加以深入探析。

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与明代后期商品经济的发达有关，但由此也导致明代的士大夫对儒家伦理道德与商人精神之间的关系作更深层次的反思。明代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过渡的时期。晚明商业化的浪潮，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弃农就贾”与“弃贾就儒”之风。在这种社会变动的背景下，传统的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并出现了新的历史转向。

在如何看待儒家传统的“五常”的问题上，明代基本存在着四种看法：一是全盘否定“五常”，并直接骂“五常”为“五贼”；二是并不否认“五常”，而是剖析“五常”里面存在着“五贼”；三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对“五常”进行重新评价；四是对“五常”逐条进行理智的分析，否定其中的仁、义、礼，肯定其中的智与信。与此同时，“悭吝”这种道德品质也得到了理性的认同。若是以致富论为考察中心，进而对传统儒家伦理在明代的历史转向加以基本的梳理与探讨，那么不难发现，从勤俭致富转向凭智慧才略、诚信致富，从力农致富转向经商致富，这既是一种社会变动，更是一种观念的变革。在此基础上，商人开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新的伦理。

进而言之，儒家伦理只要得以创造性的转化，完全可以适应中国这样迥然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近代化的需要，并由此建立起一条中国独特的近代化之路。换言之，既然近代化是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儒家传统不免会与这一进程产生一些冲突，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无论是儒家阵营中所产生的异端力量，还是那些正统的理学家，在面对商业化浪潮的时候，无不都有应对这种社会转变而产生的冲动甚或理性的观念。这就是说，儒家传统在这一进程中同样在悄悄发生一些蜕变。传统致富论在明代的历史转向，显然证明了这种蜕变的存在乃至实际价值。

明代并未真正实行过闭关锁国的政策。明初“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不过是一种应对海上倭寇的暂时策略而已。事实上，明代一则通过朝贡贸易的方式，建立并维系着海上贸易网络；二则东南沿海海上私人走私贸易的兴盛，固然部分打破了朝廷的海禁束缚，但实则从另外一面重新描摹了一幅海上贸易的图景。即使所谓的“倭寇”问题，也并不能简单地视之为一股海上骚乱势力，而是与海上走私贸易集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晚明的士大夫并非全是思想僵化的保守力量，而是视野极其开阔的创新群体。在他们之中，或出于“国计”即增加国家税收的考虑，或出于“民生”即改善百姓生活的考虑，或出于自己的一己之私，仅仅为了谋取海上贸易的丰厚利益，无论是北方的士大夫，还是江南的士大夫，无不主张“恤商”，且要求重新发展海上“互市”，开拓海外贸易。如果系统地去读一下明末编辑的《明经世文编》，这种观念可谓已经甚嚣尘上。


明代书画家徐渭作品《花卉人物图》之三（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生员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

燕京书评：文人结社会文在宋、元已经形成风气，就《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所述，嘉靖、万历以后文社大兴，主要是因为督学官和地方有司的倡导与鼓励。但是，明代生员结社不仅仅是会文，而且以在野的“清议”，干预朝政。另外，因为生员群体的评论会影响官员的官声，进而影响官员的升迁，这导致一些地方官不惜讨好或收买生员。生员干预朝政、评议官员是出于公心，还是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这种现象是否非常普遍？

陈宝良：学校是公论之所出，这一点毋庸置疑。正是凭着这一点，明代学校生员才得以参与地方社会的一切事务，在某种程度上左右地方有司的行政，而生员结盟结社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说明由于学校体制趋于废弛，朝廷已经开始限制学校有效发挥议政功能；另一方面，学校中的生员通过各种社盟重新组合、集结，形成了一些出于学校甚至超越学校、地域而只以兴趣、利益相合的生员集团。

在中国历史上，明代是人们思想最为活跃的时代。人们通过各种方式，结成了形形色色的社与会，而生员社盟则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结社方式。

生员社盟干预政治，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

一是“声气”与“清议”。公论出于学校。一至明代，学政废弛，生员不再在学校肄业，取而代之者是生员的各种社盟。于是，公道在学校，转而成为公论出于社盟。生员一旦结成社盟，往往牢固胶结，甚至在盟词中出现“它日富贵贫贱处，有远近无相忘也”之说，由此也就导致了同一社盟的成员，在处理同一事务时，往往声气相应。

二是通过社稿或选政，把持科举进身之途。出八股文选本，这是社盟中一些魁杰者的主要事务。主持文社者，往往就是操持选政的著名选家。士子若入社，声价顿高；若其文被选入社稿，被选家品题，更可成为名士。于是，生员纷纷入社。更有甚者，社盟还把持仕进之途。若非社盟中人，往往在考试中被黜。

在晚明，社盟干预朝政已经成为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复社，作为一种社盟联合体，更是超越地域性的限制，被当朝之人视为“小东林”。与朝内党争相应，复社成为在野的另外一股政治势力，借此与朝内阉党势力相颉颃。


明代书画家徐渭作品《花卉人物图》之四（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燕京书评：万历年间，明神宗朱翊钧派出矿监税监大肆从民间搜刮财富，《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论及学变时显示，生员与民众一起反抗（366页）。崇祯年间，一些官员和劣绅作恶，也遭到了生员的反击。“自万里末期至天启初年的20多年中，较大的民变达二十多起”，生员层会同绅士上层共同参与了一些晚明城市的民变，而一些学变多由不平事激成（370页）。显然，明代生员已经并非“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如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所说，“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如果生员的政治参与，社会参与是明代出现的变化，那么，这是因为世俗化带来的结果，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陈宝良：“学变”一称，为晚明出现的专有名称，意指生员种种闹事行为。学变与“民变”、“兵变”、“奴变”、“佃变”并称，说明明朝廷或地方有司对生员闹事并非等闲视之，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生员的哗变行为。在晚明，有些“学变”往往与“民变”纠缠在一起，不易分清。究其原因，则因生员不但是城市民变的积极参与者，甚至还是领导者。但两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即学变为生员（甚或童生）闹事，无民众的直接参与；而民变则以民众反抗矿监税使或者地方恶势力的斗争为主，当然也有生员的参与。

生员闹事，无疑当始于南宋。明代生员闹事，始于永乐年间，当时已有生员骂内使的事例。成化年间，苏州三学士子骂太监王敬一事，堪称生员闹事的继续。一至晚明，生员闹事，风起云涌，学变不断，直至明亡。

如何看待晚明频繁出现的学变？这是一个牵涉面相当广泛而又棘手的问题。一方面，学变与晚明城市“民变”紧密相关，或遥相呼应。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官吏与缙绅士儒均参与很多民变。过去的研究，有人简单地将其视为一场“统治阶级内部的皇权与绅权之争”，实际上这是对绅士力量作为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媒介体的忽视。

生员层会同绅士的上层共同参与一些晚明城市的民变，说明了绅士力量的整体一致性，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而晚明纷纷出现的学变，却正好说明绅士层的力量也处于日益分化之中。换言之，生员层渐渐从绅士层游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一股社会力量。

在这些学变中，有两种现象尤其值得关注：一是生员殴辱父母官，导致纪纲败坏；二是生员与乡宦之争，最终导致绅、衿对立、分化。尤其是后者，生员势力的增长，并积极参与地方事务，事实上部分削弱了乡宦在地方社会中的特殊地位，这必然会引发绅、衿之争，进而导致绅衿阶层的内部分化。

至于明代生员积极参与政治与地方社会事务，并非是因为儒学世俗化带来的结果，而是自古以来儒家的一种传统，即公论出于学校。就此而论，生员闹事并不能简单地视为传统秩序的一种破坏行为，而是生员层基于自己群体之上的一种利益诉求。在这中间，既有对儒家精神命脉的传承，又有时代变化而导致的新的因素。

<燕京书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