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的终结与“史传”传统的重建

“新历史主义”的终结与“史传”传统的重建
——以曹三公子的历史类型小说为例
来源：《西南石油大学学报》　|　 吴长青

与玄幻、武侠、军事、悬疑等类型相比，网络历史类型小说是网络文学中的传统文学，或者说与传统文学基因在许多地方一脉相承，传统的历史小说，比如对高阳的历史小说的评价，论者称其“擅长工笔白描，注重墨色五彩，旨在传神，写人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界全出”①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氛围的真实，又擅长编故事；我们再看看唐浩明的历史小说，“正是在以‘经世致用’和‘忧患意识’为主要特征的湖湘文化精神的映照下，唐浩明以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立场完成对晚清历史的梳理，对湖湘文化的诠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从而结构成一部色彩斑斓、悲喜交集、个人的才华美质、名山事业与社会的没落腐朽、国家屈辱破败交相辉映的历史壮剧。”②，再次，还有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刘克认为：“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中的戏曲文化母题,有着丰富的民俗内容。二月河对于相关题材的反映,使用了民俗学田野作业的方法。正是这种视角的存在,清帝系列小说中的戏曲民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异。二月河对于田野作业原理的自觉实践,不论是对文艺学叙事理论的丰富还是对民俗学田野作业体系的完善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③，与此平行的网络文学历史类型小说创作也是如火如荼，创造了一个个阅读奇观，其中的曹三公子于2006年初的作品《流血的仕途 : 李斯与秦帝国》（上、下），其中纸质图书于2007年7月首版，上市四个月获得四十万册的销量，并斩获2007中国书业评选的“2007年最受读者欢迎历史小说”；另一部书《嗜血的皇冠 : 光武皇帝之刘秀的秀》创作于2008年8月，在“天涯论坛”连载，2010年9月由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纵观以上三位传统历史文学创作的名家，再审视曹三公子的创作，我们从中得出怎样的结论呢？同时，对我们研究历史类型文学又有哪些启示？


一、早年的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发展的基本格局

1996年开始，黄易在港台正在写他的神作《大唐双龙传》。由于当时通讯不发达，很多港台大学生将《大唐双龙传》通过手敲搬运至网络BBS，随后又有大陆大学生手敲为简体发布在国内BBS上，盗版书商根据网络简体打印装订出书。这也是中国“手打”一词的由来。《大唐双龙传》一写就到了2001年。虽然到后期，有了“恁多宁道奇，一个徐子陵”的缺点，《大唐双龙传》还是走到了武侠小说的巅峰。也正式让中国的大学生第一次听到港台同步直播。

1997年，12月25日，美籍华人朱威廉创建“榕树下”个人主页。同年，取材文字MUD的游戏小说《风中的刀》，中国第一篇网游小说诞生。也是这一年周星驰《大话西游》两部电影在大学圈子封神。颠覆或曰恶搞直接影响了以后二十年网络小说的主流思想。1997年，最后一件影响网络文学的大事，就是日本漫画对中国青少年的冲击。虽然九十年代初《圣斗士星矢》、《七龙珠》、《城市猎人》等作品已经开始在国内流传，但这个时期，国内是以偏低龄化为目的，或者说是作为小人书替代品传播的。而到了1997年，大量科幻、冒险、爱情、体育、历史、经济、宗教、娱乐，甚至是成人向的动漫作品，通过官方或盗版的手段进入国内，在年轻人打开一个向外看的窗口。

1998年，3月22日，痞子蔡开始在台湾成功大学BBS上连载《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随后被转载到大陆各大BBS，这也是广为流传的“第一本网络小说”。由于《第一次亲密接触》是脱稿式连载，也正是让“催更”成为网络小说的核心元素。网络小说也第一次走进大众视野，随着《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在两地80W册首印被销售一空，这个成绩让不少纸媒作家开始正视网络小说。1998年，李寻欢的《迷失在网络与现实之间的爱情》在BBS上发布。文笔细腻，贴近BBS叙事风格的内容，一下子成为大陆版《第一次亲密的接触》。宁财神的《祝福你，阿贵》在BBS上发布，作为《水浒传》同人，诙谐有趣，深得广大网民膜拜。邢育森的《活得像个人样》在BBS上发布。后来改编成电视剧。

2000年，今何在的《悟空传》首发于新浪网“金庸客栈”，完结后由出版社出版实体书，他也成为网络小说第一个神话人物；江南在BBS上发布《此间的少年》，该书很快便引爆大学生，随后很多大学生都投身于网络文学。当然，年少轻狂的江南，当时把很多同学写到小说的同时，起名参考了金庸武侠人物，这也是后来被告侵权的伏笔；孙晓发布《英雄志》。2002年，慕容雪村在天涯连载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萧潜《飘渺之旅》在龙空开始连载，为“网络四大奇书”之一，开仙侠修真一脉。也是从此之后，修仙和修真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2003年萧鼎的《诛仙》连载于幻剑书盟，开古典仙侠一脉，同为“网络四大奇书”之一。2004年，酒徒的《明》在起点连载；阿越《新宋》在幻剑书盟连载。相比于《寻秦记》，《新宋》正式掀起了穿越历史正剧。同年，金子《梦回大清》在晋江原创网连载。2005年，斩空在起点连载《高衙内新传》，将水浒英雄分类，堪称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透彻，把英雄和暴徒区分开；宁致远在起点连载《楚氏春秋》，猛子在起点连载《大汉帝国风云录》。2006年，当年明月在天涯连载《明朝那些事儿》，这部书也是网络小说最被主流文学接受的网络文学；酒徒《指南录》开始在17K连载；海宴在晋江连载《琅琊榜》；月关在起点连载《回到明朝当王爷》，掀起历史文热潮。

评论者认为，2006年无疑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年，这一年，玄幻、都市、历史、仙侠、网游、科幻、灵异各个题材都出现了日后被称为经典的作品，这一年，唐家三少、辰东、月关、烽火、无罪这些日后的大神也逐渐崭露头角，有了各自的代表作品，可以说，这一年是网络小说步入正轨，逐渐兴盛的一年。④确实是这样，从1996年到2006年这十余年的网络环境之下，诞生了《明》《新宋》《寻秦记》《梦回大清》《高衙内新传》《楚氏春秋》《大汉帝国风云录》《明朝那些事儿》《指南录》《琅琊榜》《回到明朝当王爷》等一批历史类型小说。

由此，也形成了独有的历史类型小说的“架空系”，所谓“架空系”即：既可以描写虚拟人物存在于真实历史之中的半架空，也可以是由完全虚构的历史人物、历史时代构成的完全架空。因此，架空历史小说属于架空小说中的一种，分为半架空历史小说和架空历史小说。所谓“半架空历史”就是“历史+架空”，而“架空历史”就是“架空+‘历史’”，这里的“历史”是虚构的历史。

那么，曹三公子在这样的写作坐标中又是什么呢？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

二、中国文学史中的“史传”传统对1990年代以来历史类型小说写作的影响

中国的历史小说写作有着较长时间的写作传统，从唐代的“传奇”，”宋元时代的“讲史”、“评话 ”到 明清的历史演义 ,基本都因袭前朝或更前面的事件，在叙事技巧上的创新只是形式上的变化。到了晚清的“新小说”时代，历史小说依然排在第一位。付建舟以晚清四大小说期刊——《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为中心，论述小说界革命的影响之深远，他指出：“从梁启超1902年创刊的《新小说》杂志开始，晚清小说的种类就不断地丰富起来。该杂志的小说类型主要有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写情小 说、语怪小说、札记体小说、传奇体小说等。栏目的基本格局是以引进的新小说类型如‘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哲理科学小说’等为前锋，以改造后的小说类型如‘历史小说’、‘言情小说’、‘社会小说’等为中锋，以传统的‘传奇’、‘弹词’和‘笔记’、‘札记’等殿后。其他小说杂志同声相应，如《月月小说》，其导向是‘历史小说第一’、‘哲理小说第二’、‘理想小说第三’、‘社会小说第四’、‘侦探小说第五’、‘侠情小说第六’、‘国民小说第七’、‘写情小说第八’、‘滑稽小说第九’、‘军事小说第十’、‘传奇小说第十二’（注：应为‘十一’）。”⑤也就是说，中国历史小说在“新小说”中的位置和影响力是其他类型小说所无法媲美的，从而再次奠定了历史类型小说的历史地位。而所谓的“史传”传统，则完全可以追溯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一文中。在这里，刘勰所指的“史传”是上起唐虞、下至东晋的各种史书，是历史散文的总称。所谓“史传传统的核心是实录，即要求作家真实客观地记录现实，避免在叙述中参杂个人的主观情感，讲究寓褒贬于文字叙述，东汉史学家班固将其总结为‘不虚美，不隐恶’。除此之外，史传传统还包括编年体（以时间为经，以人物为纬的线性结构）、纪传体式（以人物为中心，在共时性中展开多个事件的结构）的结构方式、尚‘奇’及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的叙事方式等。史传传统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点：一为求真精神；二为以重大的历史事件为题材；三为编年体、纪传体的结构方式。求真精神主要体现在作家对题材的选择及其创作态度上；编年体、纪传体的结构方式也对现代作家的创作手法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司马迁开创的‘以人系事’的纪传体在结构上打破了事件发生的自然顺序，叙事时间的重叠化使得在共时态中呈现多个事件成为了可能，这就使得作者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历史，并为许多人物众多、关系复杂且时空跨度极大的现代小说的创作提供方法借鉴。”⑥这为后世很多历史小说家所继承，也是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经久不衰的经典价值所在。

另据陈平原先生考证，“史传”传统一直沿袭到晚清的“新小说”。他说：“象中国古代小说一样，‘新小说’和五四小说也深受‘史传’和‘诗骚’的影响，只是各自有其侧重点:‘新小说’更偏于‘史传’而“”五四”小说更偏于‘诗骚’。这种侧重点的转移， 使小说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也不能不波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换。”⑦可以说，自唐宋以来，司马迁的《史记》的笔法一直受到历史类型小说家的推崇，也成为“史书”的圭臬。这里需要突出的是，“五四”之后的历史小说“史传”传统的衰弱并不等于是彻底抛弃了“史传”传统，而是因为“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已经走向了历史的另一个维度。

很显然，“五四”以后，历史类型小说的创作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两个重要人物，也是新文学的首领，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鲁迅，他们对《三国演义》都有评议。他们都从艺术角度批评了《三国演义》的虚构不足，纠正以往历史小说作为正史补缺的创作目的。这直接影响了“五四”之后历史类型小说向“历史传奇”方向的流变。鲁迅本人的历史创作也趋向于这个方向。其创作于1922年的《不周山》（后改为《补天》）的首篇《故事新编》当属代表。之后较长一段时间是以短篇为主，当然不乏一些映射、批判国民政府的长篇以及建国后的长篇，但这些基本上都与现实政治发生着微妙的关系。其中以姚雪垠的《李自成》为例，这本书具有划时代的价值⑧，姚雪垠从1957年写到1999年，整整42年，五卷本小说创作基本横跨中国半个当代，乃至到最后第四、五卷的出版甚至未赶到作者去世之前从李自成的形象前期过于符号化“高大全”，几乎是一个毫无缺点的“完人”形象，而到第四卷，作者意识到这个形象的缺漏后，笔锋直转开始暴露他的阴暗面，使得读者感觉前后十分突兀，李自成的人设迅速崩塌。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西方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思潮正好影响中国文坛，这拨思潮的出现也催生了国内日渐开始的“文化反思”。于是，主流文坛出现了“新历史小说”思潮，较早的作品如莫言的《红高粱》以及乔良的《灵旗》等。“新历史小说”一度成为主流作家的首选，除了部分先锋文学作家苏童、洪峰、格非、叶兆言转向“新历史主义”，连后来的刘震云、余华、刘恒、方方、池莉、李晓、杨争光等进入历史类型小说的创作。学者张清华将“新历史主义”小说划分为三个阶段：1987年以前的启蒙历史主义阶段，1987 —1992 年的新历史主义或曰审美历史主义阶段，1992 年以后的游戏历史主义阶段。

因此，到了这一时期，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来临，文学出现了一次较大的转型，继先锋文学之后的“新市民小说”“女性小说”等等反映个人命运和追寻自我价值实现的作品陆续进入公众视野。这与市场经济催生的思想文化向经济社会形态转向有着密切的关系，精英文化越来越受到来自大众文化的猛烈冲击。很多人不再执着于对现实的批判、文化的反思和道理理想主义的构筑，更为关键的是自身的经济利益和世俗生存之间的关系，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相互激荡。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潮兴起，人们更关注自身生活体验。加上小说技巧的更新。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追求一种客观化的绝对真实效果，西方诸多小说技巧如反讽等对现代中国作家影响巨大，小说叙事追求更高水准。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境遇中，20世纪末中国陆续进入互联网时代，使得更多的年轻人成为早期“网络文学社群”聚集区的居民，当然曹三公子也在这其中。

三、建立在“个体价值”实现作为基本价值观基础上的“史传”阐释

毋庸置疑，曹三公子基于所谓总结经营之策上的“成功学”为核心的全民性大讨论，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和道德基础，并以网络互动的方式建立了庞大的“粉丝群”，同时复活了沉寂了多年的“史传”传统，因而迅速在网络上得到了网友的热捧。

1.选取正史《史记》《后汉书》中“个体经典”人物，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其中写于2006年初的作品《流血的仕途 : 李斯与秦帝国》（上、下）围绕李斯从楚国上蔡郡的一个看管粮仓的小文书成长为大秦帝国的丞相这条主线，在这条流血的仕途上李斯跟随荀子学习，遇到同门师兄韩国公子韩非子，然后投靠吕不韦的门下成为一个门客，接着给吕不韦合作设计嫪毐进宫私通秦王之母赵姬，培植了一个吕不韦的对立面，形成吕不韦、秦王、嫪毐三足鼎立的格局，作为吕不韦派往前任相国现任郎中令蔡泽门下作为卧底，这才有机会接触到秦王，之后秦王亲手清除嫪毐之乱、吕不韦因此遭到流放，最后饮鸩而亡。李斯辅助秦王统一六国，秦王死后，阴差阳错成为赵高篡改遗诏的帮凶，令扶苏自杀拥立胡亥为二世，结果被赵高谗言被秦二世腰斩于乱市。李斯的一生也贯穿着秦帝国的一世。

《嗜血的皇冠 : 光武皇帝之刘秀的秀》写了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刘秀成人之前，便已有“刘秀当为天子”的预言传出，而刘秀也对这一预言深信不疑，他相信这便是他注定的命运。对于刘秀来说，在某种程度上，皇帝只是一种职业，而命运则成了一种信仰。一个“秀”字蕴藏着刘秀虽是一个没落的官宦地主家庭出身，之后通过个人的努力成为推翻王莽的“逆袭”的传奇人生。

李斯和刘秀两人是底层青年励志成功的标杆，可以直接供商学院给工商管理企业高管们授课的案例或是官场“厚黑学”。成功与失败都有可总结的经验与教训，不能不说是作者选素材的见识高明，创意满满。

2. 立足“个性灵魂”的塑造，迎合流行文化时尚，成功打造中国式“硬汉”形象。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文化强势输入我国，大众文化接受主要以“硬汉”为主，史泰龙、施瓦辛格、汤姆•克鲁斯等一些铁骨铮铮的硬汉遂成为流行文化的主角儿。国内影视作品也同样如此，李连杰、成龙、周润发等人饰演的形象成为大众文化的偶像。

李斯与深谙经营之术的吕不韦过招，与老谋深算的蔡泽斗法，特别是能与雄心勃发、一世枭雄的秦王合作30多年，成功统一六国，然后进行各项制度改革，非有惊人的毅力和超强的胆识是无法达到他个人的人生巅峰的；同样，光武帝刘秀面对豪强地主势力以及割据势力的四分五裂，特别是王莽新政之后，触动了上至豪强、下及平民的利益，加之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上下一致倒莽，导致天下乱局。刘秀借更始帝刘玄之势，昆阳之战后被封为武信侯，然后在新野豪门千金—阴丽华，之后去河北，在更始帝派来的尚书令谢躬和真定王刘杨的协助下将在邯郸称帝的王郎击杀，为了促成和真定王刘杨的联盟迎娶刘杨的外甥女——郭圣通，在河北授意手下悍将吴汉将监视他的尚书令谢躬击杀，再击杀幽州牧苗曾与上谷等地的太守韦顺、蔡允。于公元25年六月在河北称帝，史称汉世祖光武皇帝。

李斯和刘秀都是热门影视剧首选人物，下图为40年来拍摄的影视剧一览表：

从上图可以看出，李斯是电影的首选，而刘秀是电视剧见长，这与人物的历史角色分不开的，也是电影与电视剧表现人物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是就影视剧的拍摄量和影响力而言，两个人物的群众基础和民间的道德接受都是首屈一指的。

3. 宏大历史叙述作为“个案叙事”模式的强势潜台词。无论是《流血的仕途 : 李斯与秦帝国》（上、下）还是《嗜血的皇冠 : 光武皇帝之刘秀的秀》都没有偏离正史的宏大叙述，这与历史正剧并无二异，但是与历史穿越、架空却截然不同。

无论是李斯还是刘秀，他们都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历史上的定型人物，如果为了迎合今人的需要，打着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旗号肆意篡即违背了基本史实则会成为历史的伪造者。陈先达先生认为：“任何历史书写都属于特定的历史时代。人的生命有限，对历史事实不可能亲见亲闻，而历史书写的对象或通史，或断代史中的事件或人物，属于另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甚至久远。片面强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必然会把人类的全部历史当代化或当成当代的历史。如果每一代历史学者都是按照书写者自己的时代、观念、思想重构过去，而且是永远不断地重构过去，那‘历史真实性’将永远笼罩在不断变化、永远不可信的‘当代性’的迷雾之中。以这种历史观指导历史写作，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沦为历史的伪造者，尽管自认为是合理地构建过去。”⑨因此，历史的基本逻辑不能违背，须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强烈参与感和认同感，更需要坚持一种唯物史观的辩证法对待过往的历史。需对历史史料的从新挖掘和整理，这样才能打通古人与今人的心灵通道，实现跨时空的联系，达到一种心灵上的真正契合。也就是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艾文斯所认为的“历史话语或诠释也是在人们试图重建真实的历史世界时，他们与真实的历史世界才发生联系。不同之处在于，这个联系是不直接的，因为真实的历史世界已经不可挽回地消失在过去的时空之中，它只有借助我们阅读过去存留下的文献及断编残简才能得以被重建。然而，这些重建绝非任意编配的话语，而是在一个相当直接的的与过去之现实发生联系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⑩曹三公子在写作中查阅了大量历史典籍和前人的历史文本，达成了对文本历史史实的尊重。

创作《嗜血的皇冠 : 光武皇帝之刘秀的秀》除了参考史籍，还参考了清远道人《东汉演义》，蔡东藩《后汉演义》，魏新《东汉那些事儿》、《东汉开国》，黄留珠《刘秀传》，李歆《秀丽江山》等经典历史文本。

四、在艺术上与历史正剧、历史穿越、架空等类型小说的差异和缺陷

曹三公子的历史类型小说与历史正剧不一样，和历史穿越、架空小说更不一样。那么区别在哪里呢？

1. 历史正剧以历史人物为原型，在不违背历史价值维度上重塑人物形象。无论是后期的姚雪垠，还是高阳，都能将历史维度作为考量历史人物的重要尺度，能够坚持以唯物历史论的眼光，力求客观、公正地评判历史人物；与历史典籍不同的是，正剧历史类型小说采取了“史传”传统中的多种表达方式，使得人物更加鲜活，栩栩如生，而不仅仅流于刻板的记录，文学的色彩更浓厚。而历史穿越、架空小说，插入了平行的现代时空，形成了古代与现代的错杂，既不是传统的虚构手法，也不是语言的修辞，而是人为机械的预设，便于情境的转化，生成新的语境，进而影响并主导叙事。所以说，后者是一种叙事形式。

2. 曹三公子采取了一种“阐释史”的方式，拉近了史实人物与当代的关系。这里的“当代”姑且看作一种特定的历史语境，这也是曹三公子作品既不同传统的历史小说的书写，更不同于历史穿越、架空小说的本质所在。在曹三公子的网络文本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网友与他的互动对话，面对网友“江山如画兮”愤怒的质疑：“一派胡言，请问资料来源于何处？胡编乱造。你简直在诬蔑。”，曹三公子如此回应道：“第一个问题，刘縯到底养了多少宾客呢？这又是一个很难有确切答案的问题。考《后汉书》和《资治通鉴》，有一句话：‘伯升自发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宾客，自称柱天都部。’据此看来，则刘縯宾客数不详，而舂陵刘姓子弟，加起来却有七八千人。我要说，这段记述非常值得怀疑。这位仁兄或许又要问了，请问资料来源于何处？我们可以再查《东观汉记》，其中这样记述刘縯的发兵，‘皆合会，共劳飨新市、平林兵王凤、王匡等，因率舂陵子弟随之，兵合七八千人。’依我一己之见，以为此说较为可信。再考察，当时一般的宗族和宾客的规模，《后汉书》中关于同一时期记载的有三处，分别是阴识（子弟宗族加宾客千余人）、耿氏兄弟（宗族宾客二千余人）、刘植兄弟（率宗族宾客、聚兵千余人）。对这些史料可以再进行更详细的分析，此处就不多说了，只是说出我个人的一个结论，刘縯起兵时，宗族宾客加起来，最多也只有二千余人。（这也是他后面被迫屈服的重要原因，实力太弱。你要是信了《后汉书》和《资治通鉴》，刘縯子弟都七八千人，再加上宾客，那都近万人了，真有这实力，怎么也得叫叫板了。）依我阅读所及，前人言史，未见有能言及此处。……最后，总结就是：刘縯的钱，无法追认出处。说他掘冢和劫道，是对这些来历不明的钱的一种解释，是一种基于当时社会环境和风气的推测。虽说还是一个概率问题，但我想刘縯作恶的概率无疑比刘縯清白的概率要远远大得多。

我写刘秀，虽是游戏之作，殆也不敢轻微，总想尽力而为，唯恐误人子弟，则罪大也。当然，为了保持可读性，许多分析都只能隐而不表，以免读者看来瞌睡连连。误人子弟，则罪愈大也。当然，谬误总是难免，希望大家能继续不吝指正。”⑪（摘要）这段文字信息量很大。一是参考史料不可谓不多，除了常见的史籍外，还参考了其他专业史料，绝非一般性的掌握史料；二是虽然承认作品也是“游戏之作”，但是对史料的态度是真诚的；三是在处理史料中为了兼顾阅读兴趣，尽可能照顾到艺术性，尽量避免太多的议论。

作为作品的创作者和解释者的双重身份。在艾柯看来，这涉及到诠释的有限性问题，他说：“当文本不是面对某一特定的接受者而是面对一个读者群时，作者会明白，其文本的诠释的标准将不是他或她本人的意图。而是相互作用的许多标准的复杂综合体，包括读者以及读者掌握（作为社会宝库的）语言的能力。我所说的作为社会宝库的语言不仅指具有一套完整的语法规则的约定俗成的语言本身，同时还包括这种语言所生发、所产生的整个话语系统，即这种语言所产生的‘文化成规’（cultural conventions）以及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对文本进行诠释的全部历史。”⑫曹三公子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既没有走传统的正剧之路，也放弃了穿越、架空等新元素的尝试，注定了他这样的写作是独特的，这既是他的优点，当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3. 作品的外延因缺乏足够的虚构空间，特别是人物命运的封闭性，限制了阅读者想象空间，与穿越、架空历史类型相比，明显缺乏“带入感”，也影响了作者的参与度。随着老一代读者的远去，年轻读者的阅读体验远远不及穿越、架空历史的“爽感”。另外一点，由于此类写作需要一定的史料积累，模仿难度较大，远不及穿越、架空类来得普及，因此，此类作品的可复制性不强，随着网络文学类型化越来越细分的现实境遇，此类作品的“粉丝”也极易流失。

因此，曹三公子的创作追求的自我的个性，既不为传统“新历史主义”思潮影响，也不趋崇同龄人的娱乐化路线，走出了“历史创意”的独特叙述路径。这里的“创意”同样是基于社会的，人对于发展性的诉求，而不仅仅停留在文艺层面上的审美，因此，它顺应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以“实用美学”为主潮的流行性需求。

五、走向终结的“新历史主义”和“史传”传统的重建

新世纪以来，“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对历史文学的创作的影响日渐式微，这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发展有关，特别是网络历史类型文学的强劲发展，挤压了传统历史文学的生长空间。其次是一度时间以来数量庞大的影视剧的改编，包括一些质量低劣的作品混杂其中，使得大众对历史文学产生一种审美疲劳之后的反感与排斥。

童庆炳先生对历史文学的未来曾提出“重建说”，他认为：“历史文本的缺失, 使历史成为散乱的、无序的 片断的状况， 既不能根据它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更不能传达出一个有兴味的意思、一种历史精神、一种哲学意味。这样历史文学家为了文学的创造， 就需要填补历史文本的不足。历史文学作家为了艺术地提供一个能够传达出某种精神的历史世界，只能用艺术地‘重建’的方法。‘重建’的意思是根据历史的基本走势，大体框架，人物与事件的大体定位， 甚至推倒有偏见的历史成案，将历史资料的砖瓦， 进行重新的组合和构建，根据历史精神和艺术趣味，整理出似史的艺术世界，并在高一个层次上回到历史文本，让历史文本重新焕发出艺术的光辉。这就有似文物中的‘整旧如旧’的意思。历史文学只能走‘重建’这条路， 此外没有别的路可走。”⑬显然，传统历史文学的路还远远没有完成，网络文学历史类型文学走出了一条多元的发展之路，网络上每天都有海量的作品在产生。如何面对这样的分离？历史文学的写作又会走向何方？这是一个问题，也是其他民族共同面临的一个新问题，特别是在全球化日渐式微的背景下如何讲好本民族的故事。

“新历史主义”理论显然不适合中国，因此，不能用“新历史主义”来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学创作，更不能作为创作的理论，如果遵循这样的理论，势必与我们的历史文学的创作“南辕北辙”，“新历史主义强调不能孤立地看待历史和文本，历史不是纯粹的权威事实，文本也不是完全的美学结构，历史与文本是对等的，不存在谁决定谁或谁反映谁，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⑭虽然“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与文本对等，给予了作者很大的自由创作空间，但是他的前提是有问题的，作家与历史学家很多时候是不可能兼得的，文学与史学的最终的目的也是不一样的。历史学家保罗•利科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与潜在文献源的扩大相对应的是一个严格的筛选过程，即对所有可能成为文献的剩余资料中进行严格的挑选。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什么东西本身就是文献，哪怕过去的一切都可能留下痕迹，研究和解释从此看上去好像是补充性的操作，就像创意和创作交织在无所不包的历史学研究的观念中那样。对此，以后还应该加上一点；解释性的假设最终也可能是写作的提要，因此解释和写作——创作和口头表达的相似物——共同支配着在历史学中采取来源校勘的形式和表现为文献证明的错综复杂的这种创意。” 如此看来，曹三公子的历史创作中所引的中外典籍、各种概念、术语，定理、公理、法则等等，是不是都可以作为一种文献源，综合起来，都是为了创意一种“阐释史”的意图与动机。这也是便是他的作品在当时成为一种现象级的明证。

到这里，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到了曹三公子之后再无创意的“阐释史”，同时也意味着“新历史主义”的终结而“史传”传统的重建同样也才刚刚开始。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批准文号：18ZDA283）《中国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建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