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人多了，也未必是写作的大时代

本篇选自《芙蓉》2020年第4期 ·



语言的热带雨林|作者 张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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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写作者和阅读者，与当下的文学世界都会发生一种关系。无论是疏离还是密切，超越还是深陷，自觉还是不自觉，与这个世界的联系都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关系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不可选择性。因为文学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而人无一不在某种文化系统中存在，所以人与文学的关系是天生的、自然而然的。如果将“写作”和“阅读”狭义化，专指文学领域，那么二者的关系就更紧密更直接了。

有人可能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既不是写作者也不是阅读者，而且从来不读文学作品，那么就一定与文学毫无关系了。事实远非如此，这只是从表面上看，深层的关联是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的。文学不过是一种生命本能，文学的表达和接受只是普遍的生命现象，特别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已经渗透和交织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程度不同地浸润其中。一个人只要未能超越自己的族群文化和世界文化，也就不能脱离所谓的“文学”。“文学”正以潜隐或凸显的方式，参与一个社会的文化建构。

即便是狭义地谈论文学，也不会是一个冷僻的话题。因为它毕竟不像一门专业技术，而是具有更深刻的非专业的心灵属性。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常常产生幻想：如果能够恰逢一个适合自己、激动人心的文化与思想的时代、文学的时代，该是多么幸福。这多少类似于文学写作中的虚构和想象，而非现实。现实只能是生活在其中的、唯一的和不可选择的时代。由于它包含了一切，所以常常不能用简单的是与非、好与坏来回答。事实上无论愿意与否都得面对它，并与之发生深层的关联。

我们总是要论断一个时期的文学，这似乎是难以避免的。文学是一种复杂的事物，要概括它评说它是非常困难的，一般的意气用事也许容易，但并不能解决问题。这既需要理性地归纳分析、观察和量化，还要更多地感悟，并在实践中参与定义。因为一切预言式的、果断决然的鉴定最后都难免走空，掷地有声的话语也会轻轻滑过，说过即过，除了口舌之快，根本留不下什么痕迹。因为文学判断要依仗审美感悟，从来不会那样简单。探究的对象一直在生长变化，找不到可供依凭的僵固的模板，一般来说总是呈现茂长的芜杂和色调的斑驳。我们如果真要深入探寻，就必须沉浸其中，细细地咀嚼和品味，感受个中滋味。这种耐心是不可或缺的。

说出一些痛快的结论并不困难，听上去也直接干脆，有时还会获得不少共鸣。但这往往只是一时的效果。一个人面对极为繁复的文化与文学现状，难免烦躁和畏惧，所以就容易轻掷大言。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认为眼前的一切都不值得施予热情，不必认真，于是就草率和敷衍起来，或者干脆一言以蔽之。其实这不过是为自己的懒惰和不求甚解寻找借口。且不说我们面对的思想与艺术绝非那么浅薄，即便如此，也并不妨碍个人的求真和专注，因为这是不同的两码事。

这让我们想起当年的鲁迅，先生晚年把大量时间放在杂文写作上，以至于把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扔在了一边。有人替他惋惜，觉得与一些小人物打没完没了的笔仗实在不值。但鲁迅却不这样看，在他眼里，论争的意义在事不在人，问题本身才是重要的和沉重的。就在这种仔细和认真的剖析之中，鲁迅先生完成了一生中另一种华丽而深邃的写作。

为自己的慵懒和怯懦寻找口实，往往是人的一种习惯做法。只要具备面对真实的勇气，理性精神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埋在某个口实里。我们要说出自己的理由，而不是在自嘲或讥讽中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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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劳作了近半个世纪的写作者，也会是一个勤奋的读者，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肯定有许多感触可谈。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生人会有特别的、属于自己的经历，这大概是很难重复的记忆：童年饥饿，求学困难，“上山下乡”和“文革”等，一路走来的许多重大社会变动跌宕，不可谓不大。后来又是对外开放时期，是商业化网络化时代。文学在剧烈起伏的社会思潮中演变，高潮低潮，前进倒退，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记忆中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年最多出版三两部长篇小说，散文和短篇小说集也只有不多几部，文学刊物少极了。能够从事写作和出版的人只有不多几位。所以那时候这些书籍和这些作家，影响之大无与伦比。现在许多人还记忆犹新，甚至以那个时期与今天作比，认为现在的文学和作家影响力小得多，因此远不如那个时期更有成就。这种毫无理性的言说竟然获得了一些赞同，可见昏聩。当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基本上截断了外国文学输入，同时禁止了大多数作家的写作权利，那么仅有的一点“当代文学”想没有影响都做不到。这不是一种正常状态。实事求是讲，如果按起码的诗学标准来评判，当年那些影响巨大的文学出版物，相当一部分极为粗陋拙劣，连基本的文从字顺都做不到，又何谈“文学”？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作家们重新获得了写作的权利，年轻作者纷纷涌现。被压抑的精神突然得到释放，无数意见得到表述。这是倾泻般的语言洪流，与之匹配的就是大量文学杂志。出版社也十分活跃，古今中外各种作品得以面世。此刻的文学仿佛具备了一种呼风唤雨的力量，影响之大简直空前。人们第一次感受到文学的强势存在。一个作家发表一篇作品便可名满天下，全国上下争读一部一篇、街头巷尾口耳相传一位作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书籍的印刷量大极了，几十万上百万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那个特殊的时期，人们已经习惯了从文学作品中寻找答案，文学既是教科书，又是诉求状，更是呼吁文。大家积压了几十年或更长时间的激情、痛苦或欣悦，都堆积和贮存于文学之中。那些长期封闭和沉睡的一部分审美力，这时候也一并呼唤出来。总之文学喊出了许多心声，让人获得前所未有的审美愉悦。但后者是初步的或退后一步的，人们得到的欣悦主要还是社会道德层面的。当然这也与审美连在一起、不可分剥。

那是一个长长的文学狂欢节。在这个节日里，写作者和读者都是深度参与者，他们将把这种激越长久地保留在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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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就迎来另一个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学写作和阅读状况急剧改变。一方面原有的社会表达已经没有了喷发态势，另一方面无数的文学品类蜂拥而至，让人猝不及防。外国文学加快输入，各种文学实验和模仿日益增多，各类出版物比以往多出几十倍上百倍。就文字本身而言，花色品种及数量已经超出了几代人的记忆。写作者要适应版面的扩张，一时泥沙俱下。人们不得不接受读物泛滥和选择困难这样的现实，目不暇接，一部作品引起轰动的情形绝无仅有。文学作为一个话题正在冷却，由视野的中心渐渐移向边缘。

从专业角度论，“边缘”说当然是不通的。因为文学只能置于审美的位置，它从不属于行政律令，当然没有令行禁止的功能和使命。就现实的有效性来看，文学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处于“中心”。审美依从心灵，属于生命感奋，也只能装在心中，而“心”这个器官一直处于身体的“中心”，所以说文学永远不会退到“边缘”。审美具有差异，一个地区或族群之间的区别很大，它将决定野蛮与文明、完美与粗拙，更有创造力的不同。文学当然会让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具有精神的优越性，让其变得更自信和更有力量。

隐隐地希望文学具备强大的号召力，甚至法令一样的现实规定力，这不仅幼稚，而且是对所有艺术的误解。正像文明本身需要日常的证明与注解一样，文学也同样如此，它是更加宽广的事物，包含日常并溶解于日常。它将化为无数小项和分项，呈现于生活中。也正是平时那些细小的事物，辐射出文学的功用和力量，我们可以说，它们的痕迹无处不在。

有人曾经设问：“‘文学’是不是‘文化’的核心？”这算是大胆一问，但真要回答却需复杂的论证。不过几乎可以肯定，文学一定是文化传承的核心部分。回望历史，离开诗书典籍，一个族群的文化精神载体就要去掉大半。没有诗，没有散文和小说，我们的文明何以传承？历史上不断发生巨大的社会动荡，外族入侵，吞并中原，整个民族的治理体制一再更迭，最后起到统一作用的决定因素还是文化。文化不仅维护了文明的版图，而且维护了地理的版图。文化版图的核心是文学，这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角度讲，文学不可能退居边缘，它一直牢牢地植于思想与心灵的中心。

在网络时代，写作和阅读方式发生了改变。人们开始热衷于碎片化阅读，在小小屏幕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内容芜杂，主要是社会信息的流动。人类的好奇心首先需要得到满足，审美也就放到其次。人们愿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多消息，虽然大多无关于自己。它们作为意趣而不是意义被人接纳。这就占用了大量时间，受到伤害的不仅是文学阅读，而是整个的精神空间、生存空间。

这种特异时期形成的视觉侵占引起了普遍的忧虑，这不光是文化的忧虑，而是更多方面的担心。一旦深度渗透的数字生活走向了极端化，我们也就失去了深入关注事物的能力和机会，而所有的创造和发现，都离不开这种关怀力和探索力。我们不再专心，而审美力是更高一级的，它即将涣散。最可怕的是生命品质的改变，是集体无意识地陷入轻浮和草率，丧失理性思考力。这最终引起什么后果，似乎不难预料。可见数字传播引起的改变，已经远远不是阅读本身的事情。同理，也不仅仅是文学本身的事情，它关系到更本质和更久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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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浏览占据整个阅读生活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种趋势还在加重。智能手机的危害与功用同在，随身跟命，不再分离。人们不分场合地使用，在候车候机厅和一些休闲场所，甚至是会议或行走中都在滑动屏幕。人几乎不能让眼睛闲下来，也不能沉思。屏幕上的闪烁跳跃具有传染力，会像病毒一样入侵，让我们上瘾，产生从未有过的依赖。我们从此把与生命同等宝贵的时间耗损一空，却少有回报。

大量的电子片段堆积在大脑中，损害无可估量。某种神经依赖症一旦出现就无法治愈。说到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那是另一个话题，就读取这个单项来看，它造成的后果是始料不及的。无法阻止的流言，难以辨析的消息，耸人听闻的事件，浅薄与恶意，淫邪和罪愆，都在小小荧屏上汇集。欣悦少于沮丧，绝望大于希望，人一天到晚淹没在极其恶劣的心情和接二连三的恐惧中。这里流动的文字大多是即兴的、未经打磨的，语言品质之低下，心绪用意之阴暗，几成常态。这种气息熏染下的精神生活使人向下，而不是向上。

生活中的认真态度需要严谨的文字去培养，失去了起码的语言标准，社会精神就会沦丧和消散。至于文学，它要求更多的接受条件，比如相应的视觉触及方式。传统阅读通常为纸质书，它经历了从宣纸木刻到现代印刷线装胶装，质感已经变化很大。很早以前的线装书舒放柔软，变为西式书籍的挺括，也产生了感受差异。即便是现代印刷，从铅字排版到激光照排，读者也需要适应。

就文学欣赏来看，荧屏这个窗口未免太小。主要还是质地的改变，这与书写效果相去太远。声光技术的遥不可及，阻隔了人的情感。我们虽然在读文缀句，意思也能明白，但总有一种不够踏实的感觉。文字和书是这样成形的，先是写于树叶和龟板陶片，进而是棉帛和纸；笔由动植物身上取来的材料做成，最后才是铅笔钢笔。人的情感一笔笔记下，手工连接的心思有一种天生的淳朴，感染力代代延续；直到印制成书装订起来，其物理还是接近原初。而今通过无线信号接收数字，于掌中演变成形，走得太远。一种无法言喻的飘忽感，很难在心里植根，来去匆匆，像一层灰尘，轻轻一拂就没了。

就语言艺术享受来说，看似小小的区别，后果却是严重的。有人说这种很难察觉的差异会在习惯中克服。可是不要忘记，这个根性深植于生命之中，不可能在一代或几代人中改变。我们的阅读方式延续了几千年，人眼适应反射光历经了几万年的进化。

在闪烁的光标下，文字的判断力会出问题。事实上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对语言艺术的误判这样大，有时大瞪双眼就是分不出拙劣与精妙。我们对语言变得迟钝，实际上是麻木。词汇在机械连缀和光电运行中失去了生命。就文学来说，这种损伤是根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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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语言的使用趋于机械复合的性质，所以人人都可胡乱堆砌。即便在一些庄重的场合，也经常看到草率幼稚、根本不通的书写。人们已经没有审慎操练语言的意识，更不会发生生命的关系，只是程式化地、无关痛痒地使用。

一般的文字工作是这样，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则产生了灾难性的结果。我们如果稍稍注意，就会发现随处都是文字垃圾，它们正日夜滚动在屏幕及各类印刷物上。兴之所至的涂抹，昏妄的呓语，不知所云的喧嚷，以及恶意的发泄，晦暗不明、意思暧昧、稀奇怪异，全都出现了。正常的人只要耽于这种阅读区区十分钟，就会心生感叹：怎么会有这么多无聊、阴暗丑陋和恶意？美与善何在？它们仍然有，可是已远远不够，难道在坚硬的金属容器中密封起来？污浊和拙劣与一个时期的商业主义和利益集团结合，运用金钱向前推进，生出椎心之痛。

语言艺术最后连一个口实都算不上，在一部分人那里只是胡言乱语的代名词。需要垃圾填充的版面太大，以前是纸质的，现在则是由无限量的光电承载。胃口无限，可以连骨带肉吞下去。所以现在需要一大批丧心病狂的人，去做人世间最不堪的营生。

中国古人有一个说法，叫“敬惜字纸”，说的就是对文明承载物的尊重，这表明了一个民族的高度文明自觉。而今既已如此，其他也就不必奢谈。什么“未来”之类，它不属于我们。

纵观历史，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从未有如此多的人参与涂抹。几千万人从事广义的“文学写作”，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有人不愿正视这个事实，好像一切照旧。散文，诗歌，书评，短篇、长篇，各种题材和体裁相加，多到前无古人。各种文字像潮水一样涌来，不是目不暇接，而是直接淹没。无论是网络平台还是纸质媒体，文字的潮汐无时无刻不在涌动。午夜和凌晨都有新作发表，黎明时分已阅读十万，跟帖八千，不知刷新了多少次。“文学”洪流滔滔不绝，与其他文字一起汹涌。敏感一点的作者和读者，面对此等情状可能觉得恍若隔世。

这么多人参与“文学”，还能说文学“边缘化”？如果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只有三两个作家和三两部作品，某些人也视为盛况，而今这一切又该如何评价？即便回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虽然写作者和阅读者成倍增加，但比起现在也只算个零头。有人会说那些只有三两个作家的年代，人数虽少影响巨大。是的，不过如果把文学比作一场体育赛事，赛场上只允许两个人参加，那么这些选手想拒绝当冠亚军都难。

实际上就是如此，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无论一个“选手”天资如何优秀，都不准上场。要谈文学的“中心”和“边缘”，那时候的文学才真正退到了边缘。今天的一些人之所以把“边缘”挂在嘴边，是因为参照出了问题。只记住某位作家引起的巨大反响，却没有分析这种影响缘何而生。千万人写作和三两个人写作，毫无可比性。

在万马奔腾的写作中，文学关注力的分散和瓦解，是一定要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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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变化的速度和幅度，在不同领域里差异很大。新科技发生遽变，有关数字产品的刷新频率快到惊人。在我们的记忆中，从电视到智能手机，从电子图书到阅读器，再到大小网站、音频视频、微信平台，文字与图片的海量承载交错重叠。这种类似的技术创新和形式递进正未有穷期，考验着人类生理和心理的承受能力。

这一切与我们这一代记忆犹新的阅读饥渴，形成了两个极端。那时候要找到一本新书多么难，即便是东部沿海省会城市也只有一份文学刊物，甚至连这仅有的一份也曾停刊。这样的经历，四五十年代或部分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不陌生。这其中的一部分人至今仍然活跃，正深度参与当代文化活动，包括文学阅读和写作。他们并没有退场，依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专业影响力。以前的道路和印象全不是空白，那是相当庞大的积累和贮备。经验的再处理是一个极其沉重的任务，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更新和蜕变。

由长期的生命体验换取的认识无比宝贵，但的确陈旧了。有些结论来自另一个时代的参照，有些情感也属于昨天，它们正在高科技时代里以加速度的方式后撤。今天必须正视的是近在眼前的这个世界，是别一种精神生态。仅就写作和阅读来看，作者与读者共同面对的不再是两三个，也不是几十个上百个，而是历史上从未出现的庞大群体。这些人鱼龙混杂，以至于成为荒诞的聚合体。十几年前有媒体曾刊过一条新闻，嘲笑西欧和东亚的某些国家，说那里几乎人人都在写作，个个想当作家。话音刚落就到了网络时代，自媒体产生了，于是那种被讥讽的现象不是照抄和复制，而是在当地加倍繁衍：各个阶层都在码字，随时随地出版发表。这是人们从未经历过的一个时代，让人恍惚奇异，好像从人烟稀少之地突兀地空降到了人山人海中。

有人把网络时代日夜翻涌的语言文字比作一场“沙尘暴”，透露出十足的悲观和恐惧；也有人喻为语言文字的“瓢泼大雨”，比起荒漠里偶落的雨点，确像遭遇了一场倾盆大雨，大水漫卷之灾令人惶恐。如果能够再达观一些，是否还可以有另一种中性的描述，比如想象我们正走进一片语言文字的“热带雨林”？这里是一个强旺生长的、繁茂重叠的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动植物，各种各样难料的状况，更不乏巨大危险。这样说似乎比“沙尘暴”和“瓢泼大雨”要准确一些，也较为直观形象。

进入了这样的“热带雨林”，那么所有的行进者都要提防了，要有相当过硬和周备齐整的行头。因为这里有大动物出没，有蜘蛛和蟒蛇，有葛藤和食人树，还有藏了怪兽的沼泽水汊。当然这里还有美到惊异的花卉和果实，有惊人的繁殖和生长，高大的绿植铺天盖地。

每个写作者都是这样的“行进者”，他如果按照过去的方式毫无准备地踏入丛林，可能连半途都无法抵达。他将从头设计重新选择，强化手中的器具，应对茂密的纵横交织；扎好营地点起篝火，将利器打磨锋锐；极其谨慎地行动，许多时候以静制动，在合适的时刻出击。方法和机会多种多样，或是绝路，或是另一种生存。

一个心神笃定的写作者不会在这样的时刻放弃。他会再次出发，开辟自己的路径，而不会追随潮流。一个经过了漫长劳作，同时又亲历过诸多风云变幻的长旅者，自会冷静坚卓。他会愈加严苛地对待笔下的每一个字，滤掉一切泡沫，压紧每一方寸。身处这样一片雨林，干练和警觉，操守和禁忌，还有必要的给养辎重，力求一无疏失。既不存幻想又远离悲观，与轻浮草率划清界限，对诱惑保持最大克制。不堆积，不急切，不趋时，不彷徨，更不能困顿，不能在睡思昏沉中流出口水。

凭借热情的青春时代已然过去，这里不是指生理年龄，而是说心灵的步伐。数字时代是使人加速苍老的光阴，这时候尤其不适合稚儿般的躁动。时髦的追逐既无尽头，又耗失中气，最后什么都留不下。谁如果侥幸融入滚滚洪流之中，谁就早早地消失。停留，站立，久久打量，直到变成一块化石。如此一来，在往复交织的潮流中就不易破碎和溃散。这让人想到了一个老旧的比喻：每一位作家都如同一座精神的岛屿，如果由泥沙构成，即经不起浸泡拍击；如果是一整块顽石，那就足够应对眼前的潮水了。

必须具有坚硬的本质和锤炼精神。文学的表象即语言，要把它冶炼成一种钢蓝色。这是一个缓慢的、收敛的、紧缩和汇聚的状态。最终形成强大的意志力，固化冷凝，以此抵抗迅猛的狂潮。一切急速追赶，踉跄狂奔，都将倒在带刺的葛藤下边。在浑茫的阴影里必须止步，不要迷恋，不要倨傲；不要急躁，也不要散漫。把真正的价值放在时间里，却又不能把时间当成敷衍的说辞。生存的弹性不能变成策略，而是要弯成一张弓，让其具备强大的发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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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写作者当然会放眼于漫长的时间，但是无论多么高远的功利目标，都不应该主宰自己的工作。如果说不为眼前写作，不为当下的荣光和价值写作，只把目光投向未来，即为历史为永恒为不朽，那也有点空荡和虚幻了。一切还需要敲打到细节和局部里去。因为凡事没有说说那么容易，看起来光芒闪烁的大目标，也会是镶了金边的功利。一个写作者最好的状态还是先安静自己，先让自己满意，先自回到心灵。在这个悲伤多难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妥放自己的灵魂更为重要？这种自我注视和自我满足，不自觉地就会将专业标准和精神标准设定到一个高处，那个高度，外部施予的善意和恶意都难以触摸到。专业本位与读者本位相比，前者当然更可靠一些。安寂快乐而又不乏辛苦地工作，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接近了最初的理想。既不为小功利，也不为大功利，而专注于个人职业生涯中生成的那个越来越平淡、实际上却是越来越高耸的指标。

据说现在的某些网络写手一天敲击一万多字都不算快。有的一边听着音乐，就可以打出几万字。而人们经验中的书写是钢笔一笔一画刻记，状态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每天两千。这让人有些疑惑了，怀疑这会儿是不是在谈文学。是的，已经走离了话题，这与文学没有一点关系。但我们前边说的既是“热带雨林”，也就包括各种异象，并没有排除种种滋生和隐伏。这正是问题所在。时代变了，我们要一再提醒自己进入了全新的境域，这是一个立体交错、眼花缭乱、怪异迭起、昏暗茂密的阴湿空间。

而今人人拥有一个小小魔器，它被握在手中，时时对视，上面闪烁文字和图形，消息趣闻及其他，应有尽有。内容差异大到天壤，获取工具却如此单一。这就带来了无法调和的矛盾。思想深邃、风格迷人的语言艺术，只能是沉静默守的独对，是一次心灵相遇。它需要一种起码谐配的形式，比如捧起一部纸质书。荧屏上的文字无论多么逼真清晰，仍然与深入的领悟相对冲，折损诗意，排斥幽思。

我们千万不可任性，试图借助一个小小的现代魔器进入堂奥，领略其独有魅力。这不是面对经典的态度，不是享用语言艺术的方法。

此刻的谨慎持重是必要的。阅读作为一种生活的不能割舍，在任何时代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选择。我们不难想象有多少人随波逐流，日夜抓拾碎片，不忌粗拙，解除寂寥。但一定有一些人避开嘈杂，退回闭塞的角落，关闭魔器，享受书香。他们甚至要在不同的纸质印刷物中再加挑选，对字体和纸张有一番权衡，以便有最好的享用。就这样沉迷其中不能自拔。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读者。

对于经典而言，纸质阅读是一种标配。经典是由当代写作一点点积累下来的，所以经典也不能取代当代写作。经典之路如果不能与当下交接，也会走入迷途。好的写作者一定与经典对话，好的阅读也是如此。现代科技催促我们寻找时尚，其实是犯了大错。将经典放在手边，它们常读常新。

8  
人是一种奇怪的生物，最容易遗忘，一二百年过去就感到遥不可及了，认为那时的书也十分老旧。追逐国内外最新的流行物，以新为好。艺术恰恰相反，它们并不是越新越好，而要依赖时间的检验和甄别。时下的艺术经过时间之水的冲刷，至少过去一个世纪才会凸显出来。精神和艺术的历史，一二百年真的不算长，也不过历经两三代人。我们遗忘了十九世纪前后那些经典，更不要说再早一些的，多么可悲。这实际上已经是离我们最近的积累了。《诗经》《楚辞》之类的作品以千年计，也没有显得特别遥远。这么快就疏离了人类的杰出创造，怎么能令人信赖？怎么能积蓄伟大的文明？不可能。

被眼前的时新强烈地吸引，其实其中绝大部分只是泡沫，是光线下的泛光。某个时代人类的创造力突然破掉一个基线、一个局限和概率，产生出山一样的杰作，是不可能的。参与者增多，理论上发生奇迹的概率可以提高，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真正意义上的伟大作家和作品，一百年也就那么多，不会更多。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史，几千年下来，以一百年为最小单位，一个世纪也不过如此，这是古老的规律。网络时代的参与人数空前，却未必能打破人类的历史纪录。百年之内关于精神和艺术的结论，无论怎样凿定有声也会大打折扣，怀疑和挑剔在所难免。

即便那些已成定论的文学艺术经典，也要经过后人多轮选取，接受没完没了的质疑。像《在路上》《尤利西斯》这一类，像毕加索后期的创作，许多人认为它们实在被高估了。

不要以为参与艺术的人多了，就一定是艺术的大时代。随着消费主义、娱乐主义、物质主义的盛行，参与者的数量和品质，还有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都会受到影响。以某些淫书为例，它们作为禁书，一致判为有害人类文明，却在网络时代受到推崇。许多类似的书都获得了越来越高的评价，就此可以明白一个时代的偏嗜。有人强调它们的“认识价值”，但这里或可反问：这种价值能够独立并代替其他？另外，所有的人间大恶都有很大的“认识价值”，我们却不会拿来审美。

今天，对精神叙事保持一种敏感的、更高的要求，是至为重要也是至为困难的。文学不能走向物质化和娱乐化，它毕竟不是可乐也不是汉堡。我们每天被各种荒唐离奇的信息、无数悲喜交集的事件所淹没，正常的情感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文学即便一再提高自己的分贝，哪怕变得声嘶力竭也无济于事。数字荒漠中，悲惨的不觉得多么凄怆，奇迹也懒得赞叹，神经刺激过度了。也正因为如此，当今的文学究竟该怎样书写，就变成了一道费解的难题。精神的起伏跌宕，情感的两手颤抖，不可忍受无比喜悦、夜不能寐的爱与恨，仿佛都不再动人了。

毁灭情感和自尊的高科技加物质主义，走到了一个极处且无法遏制。作为文学，尾随就是堕落，就是一钱不值，类似的文字不读还好，越读越乱，引起厌恶，觉得卑贱。一个民族拥有这样的文学才是真正的不幸。

我们曾经专注于精神，写人的失败、勇敢和抵抗，写人的尊严。人受到侵害之后多么痛苦不安，他们退于绝地，日日独思。而今，仅仅独坐沉思当然不够，且起而做工，着手从未有过的复杂而艰巨的事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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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炜，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14年出版《张炜文集》48卷。作品被译为英、日、法、韩、德、塞、西、瑞典、俄、阿、土、罗、意、越、波等数十种文字。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21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等多部。作品获优秀长篇小说奖、“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南方传媒杰出作家奖、京东文学奖等。

▽本文来源：2020年第4期《芙蓉》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