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珍：进入写作下半场

对于作家文珍来说，早上8点是一个重要时刻——从这一刻起，她要在羽毛球馆打满2个小时，几乎天天如此。先是单拉球热身，然后打混双或女双。两两对决，连打上几局就挥汗如雨。

球友韩老师提到了文珍的专注。“如果没接到球，你从她的动作和眼神里能看到懊悔。”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般打完上半场人就疲惫了，下半场打得会松散一些，但文珍不是这样。“她仍然很专注，甚至可以说更专注了。”他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13年编辑工作画上句号的文珍，正在进入下半场。在13年里，她同时经历着作为编辑和作家的甜蜜和痛苦。就像走了一段长长的路，走到了分岔路口。在两项热爱的事业面前，她选择了更热爱的写作。球场响起不规则的脚步声，清晰、绵密。当场馆里闪动着跳跃的人影，文珍更加专注。此刻，她是球手，也是作家。

重新获得入场券

辞职后，文珍产生过担心——担心自己闭门造车，从此和社会脱节。曾经的编辑身份，让她拥有一张进入人群的入场券，现在这张入场券被收回了。进入老舍文学院后，单位分配给文珍一间办公室放书，却不要求坐班。为了让“脑力劳动和身体锻炼有机结合”，她开始打早场球。推开这扇新生活的大门后，忧虑消失了。

在这里，姓名变得不再重要，人们对彼此的微信昵称烂熟于心。场地有限，需要前一天在微信群报名。“不打早场不会知道，原来北京早上不上班的年轻人这么多。”文珍经常和青、静、娟、微风、彬、团团组队，她们年龄相仿。慢慢熟悉后加了微信，文珍才发现每个人的生活状态都不同。她们中有全职妈妈、开设计公司的创业者，因病在家休养，暂时不上班的白领，也有工作时间相对自由，接近中午才去单位的销售人员，甚至还有一名微商——日常在朋友圈发广告，但从来不向球友推销，只是偶尔赠送一点小样。男球友里则有保险推销员、西餐厨师长、钢琴培训机构的教师……

球场里的“固定人员”多数是离退休的老人，每逢周三、周五占两个专场。于是，这两天报名格外火爆，因为可以提供给年轻人的场地少了俩。其中有一位年轻球友家境很好，但她的生活反而非常低碳，很少买东西，欲望很低。“因为从小不缺，没有匮乏感。”

文珍对这一生活方式表示钦羡，同时半开玩笑地说起自己喜欢买东西，尤其是玩具和文具。“不知道是不是当过一两年留守儿童的后遗症。”儿时，文珍有一两年父母不在身边，祖母异常省俭，因此一部分孩提天性被压抑。长大后，匮乏消失了，但匮乏感仍存，她仍会通过“买买买”来治愈。因此她完全可以理解自己笔下《物品志》中一名囤物狂的心情。在自己和球友身上，文珍看到一个人的过去如何在当下交织。

球场是一个高度浓缩的社会，形形色色的陌生人聚集在同一块场域，唯一的共同点是羽毛球。大家在组队中形成默契，散场后迅速重回各自的生活，互不打扰。文珍坦承自己喜欢打羽毛球胜过跑步，因为“自己格外喜欢人”——打羽毛球始终有互动，球场是特别的社交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珍始终扮演着观察者和倾听者的角色。还在出版社上班时，她偶尔会和保安们聊天。其中一名保安会间歇性地消失几个月，过一阵又出现。有一次，文珍终于找到机会问他。他说，当保安清闲，但太无聊，所以回老家红砖厂搬了半年砖。搬砖又太苦，干一段时间感觉身体要垮了，就回来当保安。重复之苦甚于搬砖，文珍深有体会。她连上下班乘坐的交通工具都不愿重复，如果连乘几天地铁，就会改乘双层巴士。总之，竭力避免生活日复一日的重复。“怕闷。”她说。

还有一位保安是文艺青年，大家叫他小焦。小焦攒了一大堆过刊，偷偷写小说，还会自告奋勇帮编辑校对稿件。有一次，他带文珍去自己的“秘密基地”——社里的车库，角落有几十摞高高码好的杂志，这是他的宝贝。那年冬天保安队排查火灾隐患，清理杂物，宝贝面临被清理的命运。小焦花了2000多元的邮费——几乎是他一个月工资，把所有杂志寄回了老家。

得知小焦被开除的消息，文珍震惊得当场落泪，路过的同事目睹了这一幕。当天这个消息传开了，很多同事都很同情小焦，还有编辑老师积极为他介绍新工作，找新住处。

当年年底，《当代》杂志的接力赛专门邀请了小焦，也特意把文珍叫过来。见面后，文珍和他握了握手，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之后小焦到离出版社不到一千米的银河SOHO继续当保安，但因为上夜班，半年来虽然同事们经常去SOHO，却几乎从未遇过。讲到这里，文珍顿了顿，继续说：“我以后也许会写一个保安的故事。”

城市缝隙中的漫游者

今年8月，文珍有两部小说集由文景策划、推出，分别是《找钥匙》《气味之城》。前者是最新的短篇集，后者是小说集《十一味爱》的重版，与初版正好相隔10年。新集子里收录了来北京后写的第一篇小说《找钥匙》，这篇小说最早发表于2004年《羊城晚报》。

她在后记里提到一本中学看过的书，书里说有一种圆舞，规则是一个人只要一直跳下去，终究会遇到最早的舞伴。而这次，她与最初来北京的自己重逢。

两部小说集的腰封上都印有同一个title——“城市缝隙中的漫游者”。本雅明在《单向街》里也是一个漫游者的形象，每天在柏林城里游荡来去，不时伫足观看。文案由编辑提供，文珍审过。她大概不讨厌这个形象，至少当时没有驳回。值得一提的是，《气味之城》里收录了《安翔路情事》，这一中篇斩获2014年度老舍文学奖，文珍由此成为老舍文学奖最年轻得主，这一记录保持至今。

这个故事是在街上发现的。文珍在安翔路上的中国音乐学院住了10年。这条街上生意最好的是老胡灌饼和麻辣烫，中间相隔三个摊位。同时，摊灌饼的小胡和卖麻辣串的姑娘生得赏心悦目。“如果这条街上一定要发生一个爱情故事，那么大概在这两个人之间。”当时文珍排着队，心里暗想。

真正让她决定写下这个故事，是一个与爱情无关的瞬间。那天一早，她6点多出门办事，看见鸡蛋灌饼已经出摊。晚上12点多，看完演唱会坐出租回家，透过车窗，看见灌饼摊还开着，生意火爆。那一刻她感受到了一种震动。“从早站到晚，还要做准备工作，他一天睡几个小时？”文珍忍不住想。她看到了一种困境：人被困在一个直径不到1米的空间里，重复抬手烙饼，每一张饼都像西西弗推上山的巨石，烙完一张还有下一张，永无止境。生意不好是另一种困境，身体虽然停止劳作，但忧郁的神情会爬上脸庞，甚至发梢。当麻辣烫摊前门可罗雀时，文珍见过这种浸透肌肤的忧愁。

为了写下这个故事，文珍连吃了几个月灌饼。每次排到文珍，她只是看，不说话。唯一问过的一句是“：您老家是哪里的？”小胡边烙饼，边低头说“：安徽绩溪。”收钱的小女孩是他妹妹，负责备料的是母亲，文珍常买灌饼，推测出人物关系。书里关于烙饼和卖麻辣烫的细节，全部来自于观察。麻辣西施小玉不爱刷槽，因为油大，却也不得不帮姐姐刷净。文珍见过收摊时的麻辣烫店，铁槽的确每晚要刷，不然第二天势必糊底。

快递员张南山的故事，也发生在安翔路上。他无数次驶过安翔路，身后是巨大的LED屏——如果烙饼的小胡和小玉抬头，能看到同样的屏幕。这名来自农村的少年，莫名地爱上了音乐学院的大学生，这场暗恋无疾而终。小说《张南山》源起于一封突然出现的情书。那时，文珍还在出版社就职，编辑室每天吞吐着大量信件，一名快递员在同事桌上留下了一封情书。

文珍意识到，这里可能有一个故事。两人没有太多接触机会，他怎么喜欢上的同事？他又是如何想象一名都市白领的生活？就这样，快递员走在路上的日子生出了吸引力。她和常来单位的另一名快递小哥约好，跟他一起派件。文珍勉强坐上狭小的三轮车，和若干快递以及小哥一起行驶在朝内大街上。“幸好没被同事看到。”文珍笑着说，带着一丝羞怯。小哥告诉她，自己最崩溃的时刻是打不通顾客电话，又怕丢件，不敢放门口。文珍感到歉疚，她说：“我们可能每天都在作恶，只是没有意识到。”

爱情像股市，上下沉浮

不久前，文珍刚下载了小红书APP。在这里，她看到了文学的另一种呈现形式：有人用钢笔工工整整地抄下《画图记》里杜乐表白的语句，上传到平台。《画图记》是《气味之城》的第二篇，小说里一对表姐妹同时爱上宋伟乔，姐姐白灵是“红玫瑰”，妹妹杜乐是“白玫瑰”。“可能小说写出了爱情里的不确定性，一方格外患得患失，而另一方却过度自信，这种戏剧化的错位打动了读者。”文珍猜测。《十一味爱》出版逾10年，这段表白的热度不减，此前还曾在微博上被反复转发。“其实现在看来也一般，是女孩爱得太卑微了。”她说。

2018年，《画图记》被文珍改编成浸没式话剧《请再和我跳最后一支虚舞》，导演是码字人书店的李苏皖，5月20日前后在书店连演三天，场场爆满。演着演着，演员哭了，底下不少观众红着眼眶。文珍发现故事更换传播路径，仍然具有生命力。今年她到伊犁采风，遇到当地一名工作人员正好在公号看过相关宣传，和她聊起了这部话剧。

“爱情跟股市一样，在人心里不停浮动。随时会变，有时跌停，有时涨停。”从写作伊始，文珍就执迷地书写爱情。感情是模糊概念，但一旦划入“爱情”范畴，一切都变得具体可感。《第八日》里，顾采采初入职场，她爱上了办公室的许德生。这桩暗恋昭然若揭，就像顾采采常带到单位的芒果，即便放在帆布包里，也会弥漫出烂熟、鲜甜的气味。

同时，爱情也是复杂的，掺杂着责任、权力、欲望、依恋和孤独。加班时，顾采采以为许德生“就好比她的父亲，她的兄弟，她的情人，她的一切”。她孤身一人生活在北京，“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没有爱”。与其说是暗恋，不如说是一场绝地求生式的自救：庞大的城市不停运转，一个渺小又孤独的人希望和另一个人产生连结。

《安翔路情事》的尾声发生在圆明园，小玉提出分手，小胡离去。当晚景区疑似有人投湖，小玉哭着找了半夜一无所获，整个人像死过一次。她想，自己辜负了小胡，得陪他一起死。直到走到安翔路，她看到了灯下的小胡，他在灌饼店，像往常一样摊饼，摊好一面再摊另一面。文珍将其归结为，女性对爱情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想象”。“她会把自己的情感责任夸大，我要对这个人负责，如果不能回馈就会内疚。”文珍身边很多女性朋友都是如此，容易心软，容易被“情感绑架”，分不清什么是爱，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怜悯。

在短篇《地下》里，责任感以极端的形式出现。小音在法国和西蒙订婚，回国后被初恋张铭囚禁。接连几天，小音缺水、缺食物，嘴唇像干旱的土地一样起皮、渗血。在地下室，张铭播放了恋爱时期的照片，一共有400多张。看完照片，小音答应了张铭的求婚。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文珍解释：“爱是一件会醒过来的事，那一刻爱被唤醒了。”小音感受了极度强烈的爱，她想为此负责。

故事的最后，张铭飞奔出地下室买花，迅速被警方抓获。出狱后，张铭再也没有出现。“其实他们都没有做好在一起的准备，两个人都很意外。爱有时差，那一刻过去了，就永远过去了。”文珍没有写一个破镜重圆的故事。分别了10年，两人在各自的人生里走了太远，就像再回不去的17岁，爱也无法重来。

《地下》收录进《气味之城》，书中收录了文珍早期作品，大多是她20多岁时写下的，故事里“爱的浓度很高”。那个年纪的情感剧烈、喷张、炙热而忘我。她意识到，有的篇目只有在那个年龄才能写，“很庆幸在当时（把它）写下来。”《气味之城》与新作《找钥匙》间隔10年，其中显著地体现了一种转向：有意识地降低“爱的浓度”，不再那么粘稠。最近，文珍正在修改一部长篇小说，虽然还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她想“添一些新东西进去”。

有时雨水落在广场

《有时雨水落在广场》是文珍2020年完成的中篇，收录进《找钥匙》。小说讲了一场黄昏恋，丧偶不久的老刘到北京投奔儿子，每日唯一的期待是跳广场舞——他能和王红装说说话。这场爱情珍贵且脆弱，孙子出生后，亲家母来照顾儿媳，房子小，老刘只得回老家。王红装处在一段不幸的婚姻中：丈夫年轻时出轨数十年，老了患老年痴呆，因为一直没离婚，她只能照顾。“广场”是一个意象，象征爱情的生发地。他们一生的雨水同时落下，雨水有时落在广场，有时落在田间。总之，雨水无法控制，就像命运叵测，人生身不由己。

文珍从小和外婆感情很好，想写这个故事也是源于外婆。外婆曾经与他们一起在深圳居住了20年。早年父母忙于工作，文珍住校。外婆只会说湖南方言，听不懂广东话，年纪大了也缺乏社交渠道。她不跳广场舞，楼下跳广场舞的老人都比她年轻。一到傍晚，外婆就开始催母亲回家吃饭，隔半小时打一通电话，一遍遍热做好的菜。

几年前外婆去世，文珍时常会想，外婆这些年快乐吗？她说：“（外婆）就像一株植物，从老家的泥土里连根铲起，移栽到阳台的花盆里。”一旦老人离开故土，根深蒂固的社交关系被彻底切断。他们无法给自己浇水，而雨水有时落在阳台，有时不落在阳台。

人到老年，衰竭的还有对人生的掌控力。事实上，老刘还有一个困境。他和妻子一生相爱，妻子去世不久，他怎么跟儿子说自己又爱上了另一个女人？说了以后，儿子能接受吗？这份感情是脆弱的，随时可能被打断。文珍见过真实的案例，姑爷爷丧偶，妻子在车祸中去世。一开始家人瞒着，瞒不住了只能说。有一天姑爷爷睡醒，跟子女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妈去哪了？”意识到妻子离世，他偷偷躲起来一个人哭。

过了不到一年，姑爷爷告诉子女，他要娶保姆，保姆比他小20岁。这个决定遭到了子女的一致反对，甚至到了断绝父子关系的地步。即便如此，他们还是结婚了。又过了10年，老两口过得很好，子女也转变了态度。在这个故事里，金钱的重要性在降低。对于一个老人来说，如果没有人爱我，守着一堆钱有什么用？和年轻人一样，老人也需爱，需要陪伴，需要关注，而这一点常被忽视。“人真的是一种一生都葆有爱欲的生物。”文珍感慨。

在动笔写这个故事之前，文珍准备了三四年。每到一个城市，她都会去看广场舞。在夜色中，像生活在当地的市民一样，她有时在广场遛弯，有时坐在公园座椅上，只是看着，从不提问。“就在旁边看十几分钟，待久了人家以为你也要跳。”她笑着说。

舞队也是一个微型社会，站位、次序都有讲究。要想获得尊重，必须努力训练。老刘下载了APP，在家练习。“手怎么这样甩出去，腿怎么那样拐过来，不一会儿功夫，老刘就折腾得满头大汗，最狼狈的一会，脚差点在客厅中央把自己给绊倒。”

这个画面既滑稽，又透露出些许心酸——一位老人为了有人说话，甩动起僵硬的四肢，卖力学舞。文珍想表达的是一种生命力：即便到了老年，人也有力量融入、适应新生活。想要获得高质量的情感互动，需要为之付出努力。文珍联想起自己起打球的经历，“虽然不会说出口，但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如果你打得不好，没人愿意陪你打。”

后来，我把老刘练舞的片段讲给球友韩老师。电话里传来了笑声，他说：“很真实，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自己在家看视频、练动作。”

终将到来的时刻

文珍养了3只猫，她的微信头像是一只通体雪白的猫咪。它叫包子，今年十三岁，是家里年纪第二大的猫，更大的那只叫当当，是只十六岁的美短。养猫是一件快乐的事。一起床，猫就来了，它们就像长在脚边，文珍走进一间屋子，它们跟着进去。当房间里出现3只猫，就形成了某种规模。文珍脑海里蹦出一个词——“猫多势众”。

一个人在家写作，3只猫陪伴着她。它们很安静，连呼噜声都带着小奶音。包子偶尔会跳上桌面，趴在键盘上。文珍把猫从键盘上拨开，即便换了位置，包子也不走，继续趴在文珍手边。写累了，她就到客厅转转。刚坐下，一只猫就搭在脚背上。躺在沙发上，另一只猫挨着她的头，像个枕头。包子跳上沙发，躺在文珍怀里，远看像一块铺平的长绒毯。这些亲昵的互动，让文珍感到被信赖、被需要。这是来自猫的爱意。

在她的小说里，猫时常出现。《咪咪花生》中独居男孩收养了一只流浪猫，因为他暗恋的女孩喜欢猫。《猫的故事》写了一场意外，一只流浪猫从棚顶掉进了卤味店的橱窗。在故事里，猫成为堤坝，抵挡如潮水般涌来的孤独，同时映射出人性的美丑。最近几年，文珍发现朋友中的“含猫率”提高了。“大概是因为养猫比较省事，不用遛。”她猜测。

除了早上打球，文珍基本都在家写作。每天对着电脑写六七个小时，写得顺利就早早结束，不顺利就坐到晚上九十点钟。哪怕写不出来，也继续坐着。“只要坐着，总会写出来。”她没有讲述创作的艰难时刻。文珍对待写作这件事，就像对待爱人：既然心甘情愿地爱他，为之付出了努力，哪怕没有回报也不要心怀怨怼。一旦出于甘愿，所有的艰难都会被消解。

采访进行到三个半小时，文珍提出了结束。起因是她看了一眼时间，略带担心地问：“聊这么久，你之后会不会很难整理？”当编辑的时候，她负责整理研讨会实录，要从3万字的速记里删改出8000字。离职前，她作为一本重点书的责编，一个月去了深圳3次，需要整理每场活动的对谈稿。编辑工作是一条生产线，从生产、宣传到销售，每一环都不能落下。在生产线上跑了13年，两条轨道出现无法兼容的部分。就像顺着路走了很久，走到了岔口，她需要作出选择。

在采访尾声，文珍聊起了在北大读书的日子。2004年，文珍考上中文系，是北大招收的首位“文学创作与研究方向”研究生，相当于国内众高校MFA（艺术硕士）的前身。上世纪50年代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曾说：“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文珍除外。她无数次推开图书馆二层尽头的223房门，在文学借阅区吞咽下小说、文学理论和画册。无论是百叶窗前悬浮的微尘，还是阅览室门外时钟的滴答声，一切都历历在目。

那时，每周有一堂讨论课。她和徐则臣、李云雷、魏冬峰、赵晖等学长坐在教室里，一起讨论文学杂志上最新刊登的作品。讨论之激烈，一度导致她不敢向杂志投稿。因为无论刊发在哪家杂志，都会无所遁形，面临被所有人当堂“解剖”的命运。

到了毕业前夕，需要交一个有分量的中篇作为论文毕业。“再也逃不掉了。”她想。那段时间，文珍陷入了焦虑，时常失眠。“好吧，那就写一个失眠的故事。”她对自己说。于是，她写了《第八日》——一个因为焦虑而失眠的故事。

毕业后，文珍没有选择直接写作，而是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为一名编辑。这个选择多少带有一点反叛和延宕的意味。北大中文系培养出来的作家什么样？在“编辑”这个壳子的掩盖下，人文社给予渴望藏身的她足够多的安全感。

几年后，编辑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渐渐在她身上显影。文珍和作家一起讨论稿子，聊着聊着逐渐转向——更是同行探讨文学的另一种可能。其他编辑带作者去领奖，而文珍偶尔会和作者一起上台领奖。当责编时，她感到自己正悄然滑向另一条轨道。

人文社像一所大学，文珍把13年的编辑经历比作“读博”。又到了毕业的时刻，她再一次走出“校门”——即便这一刻被推迟了13年之久，北大中文系培养的作家文珍还是成为了一名全职作家。与其说，文珍进入了下半场，不如说这才是真正的主场。为了这一刻，她准备了许多年。

对话

文珍& 好书探

好书探：《气味之城》《找钥匙》里一共收录了22个故事，几乎全是爱情故事。为什么执迷于写爱情？

文珍：我第一本书发布会的题目就叫“年轻时还有什么比爱情更可说？”。爱是理解他人的通道，切口。小说要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在书里写了各种各样失败的爱情，只有少数结尾接近成功，但也前途未卜。《画图记》里有一个小女孩叫杜乐。她身上有那个劲儿，就是哪怕会失去爱人，也要维持自己的骄傲。这可能是离我最近的一个角色。每个人写作时都会把一部分真实的自我投射进去。

好书探：看《画图记》的时候，我确实联想到了《红玫瑰与白玫瑰》。时代不同了，但好像有一些东西没有变化，或者说变得很缓慢？

文珍：现在我们读张爱玲笔下的爱情故事，仍然会觉得好看。因为爱情本身没有发生变化，它的欲望法则没变。虽然时代背景变了，但是我们和毛姆时代的英国人，和张爱玲时代的中国人，面临的爱情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一种以爱之名的欲望。

好书探：《气味之城》是《十一味爱》的重版。为什么想改书名？

文珍：这本书在成型之初就叫《气味之城》，也是书里第一篇的题目。这个书名被当时的编辑否掉了。与其说改名，不如说是回归。

我还记得《气味之城》完稿的那一天——其实前一天完成了初稿，第二天一早觉得不太妥当，上午又改了一会，一直到下午才改完。那天好像是个周末，家里没人，我高兴地去花鸟市场买花，带着一大束花坐公交车回家，阳光透过车窗打在花束上，很香。车上站着的人也都设法避让，笑着看着我。整个过程都记得很清楚。可能就是太快乐了。

好书探：《气味之城》让我想到斯特林堡的《半张纸》，都是丈夫独自进入房间，由此想起和妻子共同生活的日子。为什么想突出气味？

文珍：《半张纸》当时没看过，我是很后来才看到的。《气味之城》其实更多受德国作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香水》影响，他用气味打通五感。我想写一个系列，色声香味触法，对应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里的《录音笔记》写了听觉，《气味之城》写了嗅觉。

读完《香水》，我意识到每个人在不同阶段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一样。我在北京生活了16年——一个足以让婴儿长成少年的时间。刚到北京的时候，我是靠是饭馆来定位的。比如，美术馆后街有一家贵州菜馆很好吃，巴沟有一家酸汤鱼的。通过一个个小馆，我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版图。现在可以参考的坐标点就多了，有合作过的出版社、打过球的羽毛球馆，甚至是以前在出版社时和同事遛弯儿买过点心和奶茶的小店……这些坐标点都和时间、记忆、对人的情感有关。

好书探：在《气味之城》里，《安翔路情事》和《地下》挨着。连着看会有些残忍，前者因贫穷分别，后者一开篇就是“巴黎的公寓、普罗旺斯的薰衣草、Vera Wang的婚纱”，有一种强烈的撞击感。

文珍：这2篇都是悲剧，甚至《地下》的主角可能更惨一点。一句话，有感情或有钱，都不足以抵达幸福。

有人跟我说，小玉太作了，她在小胡和小方之间反复摇摆。当我进入一个卖麻辣烫的姑娘的逻辑里，她的纠结、不甘心，我是可以理解的。

小玉和她姐姐不一样，姐姐来北京是为了赚钱，小玉不是，她是为了长见识。所以她想去鸟巢、故宫、颐和园，想看 IMAX版的《阿凡达》。如果她和小胡在一起，以后就要去农村。她从小在城里长大，从没想过到农村生活。这不是嫌贫爱富，她想要的一直都很单纯——想看一个更大的、更丰富的世界。小玉和小胡的供需是错位的。小胡生意越好就越没时间陪她。如果他们结婚，那么婚后很可能是一个“包法利夫人的故事”。

这可能不仅仅是一个麻辣烫西施的困扰。很多人说性格决定命运，选择也会决定命运。一位编辑老师曾经说，我小说里的人一直在做选择，不停地做选择，甚至是被身不由己的选择推着走。小玉很难抉择，选择结婚对象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需要考量诸多风险。在现实世界里，很难有一个人能够恰好满足你对婚姻的所有想象，都需要取舍、选择。

好书探：《地下》里，小音和张铭的供需也是错位的？

文珍：对。张铭没想过小音会答应嫁给他，他是抱着“此生再无瓜葛”的心态实施绑架。在他的计划里，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他爱小音，但这种爱里包含着巨大的恨意。出狱以后，张铭没有再找小音。他也知道自己做错事了，两个人再也无法在一起生活。

虽然他求了婚，但是当小音答应嫁给他，那个执念就过去了。就像一个小孩一直想要一个玩具，心心念念很久。但是当你真的把玩具给他，他会突然发现没那么想要。他们曾经有过美好，但美好被打断了。他真正介怀的是这个，并不是两人要真的在一起。

看起来小音得到了很多爱，每一任男友都对她死心塌地。但她始终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正因为这种不知道是潇洒还是茫然的态度，导致她在爱情中的姿态显得轻盈，也更容易让人像捕捉蝴蝶一样渴望让她尽早安定下来。但捕手越多，她越厌倦。这就是爱情里面的错位，就像排列组合一样，不同的人碰撞在一起会产生无数种可能。出国留学的时候，她经常想起张铭。这大概也不是真正的怀念，而是她在国外待得太久，身边都是外国人，隔了时空滤镜，会下意识美化有关张铭的记忆。

好书探：《有时雨水落在广场》里儿媳给老刘买了一个洗脚盆。洗脚盆堆行军床旁，它体积相当大，落灰、碍事。老刘有时觉得自己和洗脚盆一样，“看上去好像还有点用，其实就是废物一个。”您怎么发现老人有种心理？

文珍：也是因为外婆。有一次外婆做饭，菜叶里有一只虫子。我发现了以后，就说有虫子。外婆的表情让我难以忘怀，她明显不想我爸妈知道。我就把话吞回去，用纸巾把虫子包起来，继续吃。她立刻松了一口气。我当时就意识到，她很怕被子女嫌弃。我们达成了一个短暂的“同谋”。我妈是远近闻名的孝女，对她非常好。但外婆的自尊心不允许我妈去请保姆、小时工，她就是要亲力亲为，证明自己还有用。

我妈不希望外婆那么累，但徒然心痛，毫无办法。我就在想，这种过于强烈的自尊心其实是一种无能的表现，或者说意识到自己能力在丧失，于是强行挽尊。

如果有亲朋好友来家里，没用敬称称呼外婆，她会特别生气。她极度需要外界的尊重，比我们想象中要在意得多。内在强大的人不会这样在意外界评价。每到外婆整寿，我妈都要从老家请来若干亲戚，在饭店操办一番，安排住宿、差旅。但外婆就是为了要别人羡慕，并且称赞女儿有孝心。也很难定义这是虚荣，但这肯定是一种虚弱。

好书探：其实您并不赞同让老人离开故土？

文珍：应该让老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子女只是提供了一个花盆，但人是社会动物，需要社会关系。《有时雨水落在广场》里的老刘有一个潜在的隐患是孙子，其实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孙子来了，他照顾不好，就会被请走。儿子的注意力也会更多地在下一代。

十几岁时，我妈给我买衣服，外婆会有点嫉妒。她会说年轻人穿什么都好看，记得女儿忘了妈之类的。然后我妈就只好去商场买一件衣服给她。（笑）我妈会觉得，女儿在慢慢长大，可能更需要漂亮衣服。打扮老人和打扮少女，心情是不一样的。我妈是个很孝顺的女儿，但她也很难摆脱这个窠臼。

后来外婆丧失生活能力，一直是我妈贴身照顾。她还有一个弟弟，但舅舅没和外婆生活在一起，也不知道这种艰难，隔很久见一次，总吃惊“妈妈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妈妈就说，人老了真不好——人老了，健康、记忆、尊严都在丧失。但是如果在自己的家乡，有足够多社会关系作为抓手，每天有各种各样复杂的人际事务要处理，是不是能衰老得慢一点？我不知道。但是，空巢老人在故乡无人照顾，同样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好书探：您写过快递员、编剧等等职业，怎么深入到不同的人群？

文珍：能写编剧的故事，是因为我认识很多编剧，大家聚在一起也会闲聊。写完《河水漫过铁轨》以后，我拿给一个编剧看，他说可以，“我们这个圈子，写成啥样都像。”写完《有时雨水落在广场》，我也拿给一位跳广场舞的阿姨看，她说，“没错，就是这样的。”

我的习惯是写前不问。问多了会受干扰，小说的人物、情节、结果会被局限住。广场舞的故事写了好多年，去年才写完。真正写的时间很短，一两个月初稿就写完了。中间有三四年，我一直在看，做资料收集工作。你会发现，广场舞有严格的层级，舞队间也有竞争关系。我也会看新闻，里面也会发生诈骗、相亲等等。

张南山的故事写得比较早。2011年，我想写这个故事，开始留意有关新闻。科技发展得特别快，收集的资料越来越多，直到2016年才写完。最近我也跟快递员聊过，整个行业的生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有一些东西没变，他们还是需要抢时间。

写《张南山》的时候，我在出版社上班，单位有一位常来的快递小哥。我跟他说，派件的时候喊我一下，我跟着送几次件，他同意了。你愿意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都会尽力配合，也不会多问什么。他说，自己最讨厌的就是顾客不接电话。刚离开又打回来，要求重送。

这个职业里有我们难以想象的艰辛。但有没有一点点乐趣，或者是一点点对这座城市的眷恋和向往，让他留下来做这件事？他到底能挣到多少钱？我们每天都见到快递员，但很少去想这些问题。

好书探：《找钥匙》的序言里有这样一句话：更准确一点说，写的都是一些我生命之外的“他者”——常被视为边缘、同样参与建构这座城市，却始终难以真正融入主流族群。怎么理解“他者”？

文珍：对于居民来说，快递员是陌生人，是“他者”。但因为送件，陌生人之间的关系突然被拉得无限近。快递员是分片区的，同事未必会知道你的住址，但快递员知道，甚至可以偷窥你的日常生活一角，打破了圈层和某种界限，催生出短兵相接的戏剧冲突。我当然也可以写“华尔街之狼”，写富人也脆弱，但他们离普通人的生活太远了。我们很难共情，似乎也没有必要。还是希望通过小说让人看到司空见惯的人群的另一面。

事实上，没有真正的边缘人——在自己人生的舞台上，每个人都是中心。但人一定会觉得孤独。因为人生经常没有观众，没人关注你，大部分时候都是独角戏。

我写作也是因为很多话没法和人说，只能写。我小说里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并不全然出于荷尔蒙的驱动，很多时候只是想找一个能说话的人。老刘跳广场舞一开始是儿媳随口提的，大家都没当真。但他没地儿去，没人可说话。在舞队里，他找到了说得上话的人——与年纪，身份，性别无关。作为社会动物，寻求连结几乎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　 江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