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上班迟到会被扣工资吗？当然，而且很严格

十里长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马行迟。卧听竹屋萧萧响，却忆滁州睡足时。
——欧阳修《集禧谢雨》
这首诗描述的是，欧阳修踩着泥泞冒雨上班时觉得很辛苦，不由得怀念起以前可以睡到自然醒的日子。

01古代也有“996”工作制吗？ 所谓“996”，是当下的一种工作作息制度，即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一周工作六天。这种模式多流行于互联网企业，成为一种加班文化。那么，古人工作会加班吗？古代也有“996”工作制吗？
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古代什么人能上班。古代中国是农耕社会，大部分人都是个体务农，没有上班的机会。有资格上班的，多是官员阶层和衙门里的胥吏衙役，另外还有奴婢和工匠。
“上班”一词源于古人上朝。“班”最初的意思是排列，后来成为衡量队列的量词。官员们上朝排成不同队列，分成文班和武班，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上班”一词。明清时期，上班多指到官府工作，如《济公全传》里就有“昨天我在衙门上班”的说法。



古代官员上朝模型（位于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接下来，咱们就来考察一下古代官员的上班时间。《诗经·鸡鸣》里曾用“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来描写周朝官员上班的状态。意思是说公鸡打鸣时，官员已经到朝堂上站好了；东方阳光普照时，朝堂上已经开始忙碌了。这么看来，周朝官员的上班时间完全取决于公鸡几点打鸣，要看公鸡的心情。
今天的“打工人”为了能多睡会儿懒觉，上班往往会踩点打卡签到。古代官员上班也要“打卡”。明朝《官箴集要》记载官吏衙役等人要“每日侵晨于上画卯，至暮画酉”。每天卯时，人们就要在签到簿上“画卯”签到，这一环节又称“点卯”。王老师在小时候常听爷爷上班前说“到单位点卯去”，当时还纳闷是啥意思，后来才知道这是源于古代的上朝制度。卯时是早上五点到七点，咱们取中间值，按照六点算。从“至暮画酉”可知，古人是在酉时下班。酉时是晚上五点到七点，咱们还取中间值，按照六点算。这样算下来，古代官员早上六点上班，晚上六点下班，一天的工作时间是十二个小时。
那么，古代官员一周工作几天呢？汉朝官员五天一休息，唐朝官员十天一休息。明朝最狠，洪武六年，朱元璋“令百官每月五日给假”，每月只有五日那天放假。平均算下来，古代官员一周要上六天班，再加上每天从早上六点工作到晚上六点，可称之为“666”工作制，同今天的“996”工作制简直如出一辙。
古人上班迟到或旷工也会被扣工资吗？当然，而且更严格。《唐会要》记载，在唐肃宗时期，“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缺席一天就要罚一个月的工资，这已经非常狠了。还有更狠的！宋末元初著名画家赵孟，任职兵部郎中时，因为上班迟到，被札鲁忽赤（负责地方行政的蒙古官员）打了屁股。明朝皇帝也喜欢打官员屁股，这种处罚被称为“廷杖”，官员上朝迟到或缺席就会被廷杖。魏忠贤当政时期，有个官员上朝时快迟到了，害怕被打屁股，就在紫禁城内一路狂奔，心想“只要我跑得够快，就不会迟到”。不料，慌忙中这位官员失足掉进了御河，淹死了。这真是怕迟到怕到“殉职”。



今人不满“996”，古人对“666”也是满腹牢骚。宋朝的欧阳修在《集禧谢雨》一诗中吐槽：“十里长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马行迟。卧听竹屋萧萧响，却忆滁州睡足时。”欧阳修在描述自己踩着泥泞冒雨上班的辛苦之际，不由得怀念起以前可以睡到自然醒的日子。
除了官吏衙役外，古代的奴婢和工匠也要上班。他们的工作时长可能比一般官员还长。清朝的方苞在文章《婢音哀辞》中回忆自己的一位名叫“音”的婢女时，说她“夜四鼓卧，鸡鸣而起，率以为常”，即半夜一两点睡觉，早上六点又要起床干活，常年如此。一天里除了睡觉时间，她都在干活，还没有节假日，可谓“247”工作制——二十四小时工作，一周干七天，像工蜂一样每天不停工作，直到生命的尽头。今天的“打工人”感叹上班太累，自嘲“上班‘996’，生病ICU”。方苞的这位婢女由于工作太累，年仅17岁就去世了，可谓“上班‘247’，生病就归西”。
到了近代，西方工厂制度传入我国，出现了现代意义的“上班”。民国时期，上海工人的日平均工作时间为八至十一个小时。每月具体工作天数跟行业有关，纺织业最少，平均每月工作二十天；造船业最高，平均每月工作二十八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人可以每周休息一天。即便这样，周工时也长达四十八小时。直到1995年，我国才实现了一周双休。 02古代官员的工资高吗？
有人统计过，当下的丈母娘在选女婿时，最喜欢的职业依次为公务员、医生、教师。在古代，学而优则仕，最优秀的人才通常都以当官为自己的远大理想。那古代官员的工资高吗？
先秦时期，官员一般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有爵位的贵族官员，并且可以祖传，老子当官，儿子、孙子也能当官；第二类是非贵族出身的官员，一般随机任用。第一类官员的收入主要来自贵族爵位所获得的采邑。所谓采邑，就是君王分封的土地，包括土地上的人口。从采邑上获得的收入就相当于这类官员的工资了。这种世代做贵族、享有采邑的制度叫作“世卿世禄制”。第二类官员由于没有“贵族编制”，也没有采邑，因此只能从上级那儿领工资，叫作“稍食”。稍食的多少，由雇佣双方协商决定。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到卫国时，卫灵公有意留下他做官，但不知道工资该给多少，于是就问孔子：“你在鲁国的时候俸禄是多少？”孔子答道：“一年大概是粟六万斗。”于是，卫国也按这个标准给孔子发工资。



秦朝建立后，官员不再世袭，而是由国家直接任命，世卿世禄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此后，官员的收入主要是国家给的俸禄。汉承秦制，不同等级的官员俸禄水平差距不大。以汉朝为例，根据《汉书》（颜师古注）和《后汉书》记载，汉朝官员从最高级别的三公到最低级别的小官，一共有十七个等级，官员的俸禄级别被称为“秩次”。秩序的秩，反映了不可僭越的等级秩序，秩次也成了衡量官员官职大小的标准。汉朝根据官员的秩次发放相应数量的粮食（有时是半钱半粮食），粮食的计重单位为“石”。所以在不少汉朝题材的文学作品里，官员的大小经常用几百石或几千石衡量。
汉朝三公（类似于今天的副国级官员）的年俸禄为万石，但这里的万石只是个虚数，实际为四千二百石；郡守（类似于今天的省级官员）的年俸禄为两千石，实际为一千四百四十石；级别最小的基层公务员，月俸禄为十一石，折合每日为一斗二升，所以这种小官又叫“斗食”。最高和最低级别官员之间的俸禄差了三十多倍，差距还是很大的。
汉朝官员的收入到底是高还是低呢？我们拿同时期的普通老百姓对比一下便可知。根据学者张兆凯的估算，汉朝三公级别官员的俸禄收入为普通民众收入的四十七倍。这样算下来，即便是最基层的“斗食”，也是普通人收入的一倍多。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约六万七千元。假设这个数字是汉朝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那么汉朝高级官员的年薪大约为三百一十五万元，基层公务员的年薪大约为十万元。由此可见，汉朝基层公务员的收入与今天差不多，但高级官员的收入就很高了，属于“高官厚禄”。除了俸禄之外，汉朝高官还能获得名目众多的额外赏赐。比如东汉皇帝在年底时给予各级官吏的赏赐，称“腊赐”，类似于今天的年终奖。
唐朝官员的俸禄是真正的俸禄，分为俸和禄两种。俸发的是钱和布匹，禄发的是粮食。除此之外，国家还会发给官员一块耕地，称为“职田”，官员可以租出去，获得的收入即为工资。但唐朝官员的收入并不高。有学者估计，即使是一个唐朝的五品官员，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厅级干部，其收入与汉朝的基层公务员相比也高不了多少。另外，唐朝还经常扣工资。皇上修宫殿、打仗缺军费，这些都要扣工资。
官员工资最高的要数宋朝。宋朝官员的工资分为两部分：俸钱、禄粟等基础部分称为本俸；第二部分是各种职务补贴，称为“添给”。据《宋史·职官制》记载，宋朝宰相、枢密使等高官，每月俸钱为三百贯，折合成今天的购买力大概是三十万元。另外还有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的县令级别官员每月二十贯，禄粟每月五石，另外还有盐、茶、薪、酒等各种添给。综合算下来，宋朝最高级别官员的月收入在百万元上下，基层公务员每月也在万元以上。除此之外，宋朝政府还给官员配仆人。最低级别的官员可以配一个，宰相可以配一百个，仆人的衣食开销全由国家报销。所以，宋朝官员的收入是历朝历代最高的，清代文学家赵翼就曾在文中惊呼“宋制禄之厚”。



很多朋友都认为明朝官员工资低，我们来看看具体有多低。明朝官员分九品十八级，正一品官员每月俸禄发米八十七石，级别最低的从九品官员每月发米五石。在人均收入普遍都低的明朝，这已经不少了。当时江南一个五口之家的年消费折米五十五石，九品官的年发米是六十石，二者相当，最小的官也能养得起全家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明朝官员的工资经常不够发，没米的时候就折成其他东西，比如宣德年间折过布匹。有人会问：布匹拿出去卖不就完了？没那么简单，折换的时候政府往往把价格定得比市场价高出好几倍，出去卖就赔钱。最荒唐的时候，政府还把苏木、胡椒等香料当俸禄发放给官员，满朝文武走路时都飘着十三香的味道。
清朝官员的工资比明朝还低。清朝一品的总督年俸银为一百八十两，禄米为一百八十石。按照康乾盛世时期的米价计算，其俸禄折合大米六万斤，按照今天超市中等价位的散装大米四元一斤计算，清朝一品的总督年薪大约是二十四万元。以此类推，七品知县的年薪是六万元。这个工资水平真心不高，要知道这些俸禄还包含了手下没有编制的幕僚的工资，以及所有的办公费用。所以清朝政府就允许地方官员搞一些制度性的腐败来贴补，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耗羡银制度。
所谓耗羡，就是地方官收税的时候以损耗的名义加收的赋税。为什么会有损耗呢？清朝征收的税赋主要是粮食和银子。粮食在储藏、运输过程中有发霉变质的，还会有被虫鼠鸟雀吃掉的，所以会消耗一部分；征收银子时，民众交的大多是碎银子，地方官府要将这些碎银子熔铸成官制的银锭，熔铸的过程也会有损耗。这些钱粮的损耗自然要让民众承担，所以政府征税的时候一般要多加收一部分损耗，这就是耗羡。耗羡制度在汉朝就有了。清朝的耗羡加征率一般是10%，因此耗羡成了地方官腐败来源。雍正时，为了打击地方官吏腐败并减轻民众负担，实行了耗羡归公制度，将全部耗羡固定为正税并上交中央，取而代之的是给地方官员的养廉银。总督的养廉银一万六千两，加上俸禄，折合今天的年收入超过一千万元；地方知县的养廉银一千二百两，加上俸禄，年收入约合今天的八十万元。
至于不能收税的京官，就靠地方官的送礼了，而且套路极其繁多。比如冬天的时候要送“炭敬”来买炭取暖，夏天的时候要送“冰敬”来买冰降温，过年时要送“年敬”来买年货，京官领导家里有喜事的时候还要送“喜敬”贺喜，甚至领导家的门卫都要送“门敬”来慰问打点。所以，清朝官员的额外收入非常高，并不靠基本工资过日子。 03古人是怎么出书的？
1990年，小说《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到访中国。当看到街头的书店、书摊到处都在卖他的盗版书，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可被气坏了。据说他放下狠话，称自己死后一百五十年内不授权中国出版他的作品，尤其是《百年孤独》。的确，对作家和出版社来说，最害怕的就是盗版。古代也有盗版书吗？古人是怎么出书的呢？这一篇咱们就来聊聊古代的出版行业。



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之前，图书的复制全靠人工抄写，这就是历史上的“写本时代”。在汉代，专门以抄书谋生的人被称“佣书”。东汉军事家班超早年家贫，就靠抄书赡养母亲。他们或受雇于人，或自己抄完再拿到市场上出售，这就是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源头。私人抄本没有版权概念，所以写本时代的图书多是“盗版书”。当时也有一些官方编撰的正版书，汉朝的兰台就是官方的图书编纂机构。对于一些经典书籍，官方还会将其内容刻在石碑上，供大家抄写和勘校抄本的谬误。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汉朝的熹平石经，官方将《论语》等七部经典刻在了四十六块石碑上，可视为最早的正版教科书。
唐朝贞观年间，雕版印刷术发展起来，历史进入“刻本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图书出版业开始出现。雕版又称刻版，操作时先将文字刻在木版上，印刷后装订成书。“出版”的“版”字，本意即古代的刻版。这种刻本图书从唐朝一直流行到近代，兴盛了一千三百多年。有的朋友可能会疑惑：宋朝的毕昇不是已经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吗，为什么后来流行的仍然是刻本图书呢？这其实是大家一直以来的一个误区，活字印刷术在古代的实际作用一直被夸大了。活字印刷的印书质量远不如刻版，且汉字太多，挑字排版很麻烦，在古代使用极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一共收录了古代图书一万一千多部，其中属于活字印本的只有一百五十余部。
古代的刻版图书分为三种——官刻、私刻、坊刻。所谓官刻，是指官方刻版印刷的图书。私刻就是私人出钱刻版印刷的图书，这种书多是学生出资为老师刻版印刷，或是子孙为长辈刻版印刷。对古代图书行业影响最大的，当数坊刻图书。
所谓坊，即书坊，是专门编辑、刻版、印刷、售卖书籍的商业部门，类似于今天的民营图书公司。本书的出版策划公司读客文化在古代就应叫作“读客书坊”。书坊在唐朝就已出现，繁荣于宋朝，鼎盛于明朝。有学者粗略估算过，明朝共有四百多家书坊，集中在江南地区，尤以南京、苏州、杭州为多。
书坊采取的是完全的市场化运营，多是前店后厂，前面卖书，后面刻版印刷。什么书好卖，书坊就刻什么书，市场针对性很强。什么书最好卖呢？查看当下的图书畅销榜，排在最前面的往往是小说。古代的情况也如此，小说最好卖。清人金缨在《格言联璧》中说：“卖古书不如卖时文，印时文不如印小说。”比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明朝也是印了一版又一版。可惜古代没有版权意识，作者一毛钱的版税都拿不到。
尽管没有版税收入，但古代的作家可以通过“约稿”赚钱。明朝后期，很多文人兼职做畅销书作家。比如参加应天府乡试失利的凌濛初，为了赚钱，就应了书坊的“约稿”，编纂了针对通俗市场的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结果大卖。几年后，他又写了续集，称为《二刻拍案惊奇》。所谓“二刻”是指第二次刻版，即为续集之意。再比如明朝小说家许仲琳，没钱给女儿置办嫁妆，就潜心数月写了一部长篇玄幻小说，给女儿当嫁妆。女婿把书稿拿给书商看，书商大喜，认为此书必定会大卖，遂重金购得。这部书就是《封神演义》。



古代书坊也深受盗版困扰，好不容易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市场上很快就会出现盗版翻印。宋人因此有了版权意识，刊印图书时会在书中加一页“牌记”，即版权声明。比如《东都事略》的牌记就写着“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这与现在图书版权页上写着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是一个意思。 04古人是如何逛街购物的？
今人酷爱逛街，每逢周末或节假日，约上三两好友，不知不觉就能逛上一天。这得益于当下商场的全方位服务，不仅能购物，还能吃喝娱乐，还能美容理发，甚至还有睡觉的地方。那么在古代，人们能去哪里逛街购物呢？
人类最初没有市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吃饱饭都是问题，没有剩余产品用于交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增多，人们会把多余的产品拿出去交换，换回自己需要的产品。这样，出现了交易，市场也应运而生。《易经·系辞》里说：“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意思是说，神农氏（炎帝）发明了市场。这种说法牵强附会，因为商品交易是人类为满足生活需要而产生的自发行为，早期市场是社会进步中自然形成的，并非官府或领袖创设的。
后来，民众交易日益频繁，市场也从偶然的交易地点演变为固定的商业场所。此时，政府开始介入市场的管理。城内是市场的集中地，“城市”一词也因此而生。西周以后,  官府开始管理城中的市场，对其地点、规模、形制、时间等做了规定，这便形成了“官市”。依据《周礼》“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城市布局规定，最初的官市都设立在王宫的后方。可能是王宫客户群体较大，也方便进行采买，故而设立在附近。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官市的消费人群逐渐以民众为主了。再加上考虑到王宫安保问题，官市都转移到王宫外的城市中心位置了。
唐朝以前，官市被限定在固定的区域里，周围筑有高大的垣墙，类似一座城中城。唐都长安，最初有严格的坊市制度。民众居住在一个个坊里，类似于今天的一个个居民小区。坊的周围有坊墙，墙上开门，居民在早晚固定时间内出入。官市的形制也类似坊，只是内部并非居住区，而是店铺林立的商业区。长安城主要有东西两大官市，各有特色。东市距离皇宫、大明宫、兴庆宫较近，周围坊内居住的都是达官显贵，所以多售卖高端商品，相当于今天北京的SKP；西市附近多是民众和商人居住，售卖的商品更为亲民，相当于今天北京的西单王府井。另外，西市在城市西面，是丝绸之路进入长安的最近市场，所以也售卖大量进口货。西市内有专供胡商存放货物的“波斯邸”，类似于今天北京东四十条外贸一条街。但是长安西市卖的可都是纯正进口货，并非忽悠人的“外贸尾单”。除了东西两市，长安城还有个南市，以经营牲畜买卖为主，并非普通的百货市场。



官市被限制在固定区域，还受到营业时间的限制，这都给民众带来了诸多不便。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民众旺盛的购物需求的催化下，更方便的社区市场应运而生。唐朝中后期，坊墙和市墙逐渐被毁，商业行为突破了官府设定的区域限制。坊内也出现了许多店铺，很多坊还因店铺而闻名。如以乐器铺闻名的崇仁坊，丝绢铺集中的宣阳坊，金银玉器店林立的延寿坊，还有以青楼妓院吸引人的平康坊。从此，古代商业由“官市”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
到了宋朝，坊市制度完全消失，民众皆可临街开店。很多商铺在门口摆摊经营，严重影响了城市交通和市容市貌。在整顿市容时，宋朝政府的管理颇为人性化，他们在店铺五步之外立一个“表木”，“表木”之内的区域划给店铺，允许他们自由地设摊摆桌、种植树木、搭建凉棚，大力发展地摊经济。与唐朝坊墙外毫无生气的街道相比，宋朝的街道充满了热闹与烟火气。
城市内交易便利，如果生活在偏远的农村，逛街购物是不是很不方便呢？完全不是。城市之外，古代还有名为“草市”的民间集市。草市是相对于官市而言，多存在于乡村和郊外。草市分布广泛，交通便利处、人口集中处、商品生产处，都可能有草市的存在。草市的种类也很多，还因地制宜。比如茶叶产地附近有茶市，渔港附近有鱼市，养蚕集中地有蚕市。白居易在《放鱼》一诗中描述了浔阳江头的鱼市：“晓日提竹篮，家僮买春蔬。青青芹蕨下，叠卧双白鱼。”草市类似于今天农村的集市，极大便利了乡村居民的生活。一些规模较大的草市，在后世就发展成了小镇或县城。比如宋代延津县的草市镇，就是由隋唐五代时期的草市发展而来的。唐末五代至宋初，类似这样由草市转变为市镇者多达二十四个。
古代也有类似今天“618”或“双11”之类的购物节，这便是定期举办的庙市，也称庙会。随着佛教和道教的繁荣，寺庙道观常有宗教集会，因此聚集了大量人群。人多的地方就有市场，庙市便是以寺庙为依托的定期性民间集市。庙市兴起于唐朝中后期，在宋朝达到鼎盛。根据现存史料统计，北宋东京（今开封）每年一次的庙市就有二十五个。东京城内的大相国寺，一月内的庙市有五次之多。庙市上的商品琳琅满目，有餐饮食品、日用百货、文玩珠宝、飞禽走兽等。不仅有土特产，还有进口货。宋人爱逛大相国寺庙市，使其成为网红打卡胜地。公元1101年，一个十七岁的北宋才女，在大相国寺的庙市上遇见了她的一生挚爱——一位年长她三岁的太学学生。后来，二人终成眷属，其爱情故事也成为千古佳话。这个爱逛街的才女，就是李清照。如果能穿越回古代，朋友们可一定要多出去逛逛街！



本文节选自


《古代人的日常生活2》（典藏版）
作者: 讲历史的王老师
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副标题: 古代也有“996”工作制吗？出版年: 2021-8-30

编辑 | 仿生沙虫、巴巴罗萨主编 | 魏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