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为了在母亲的葬礼上哭出来，吞下了三倍剂量的安眠药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
古往今来，人们从那些天纵英才却脾气古怪的人物中总结出这样一个道理：天才和疯子只有一线之隔。
的确，某些时候拥有极高天赋的人由于天赋，而不能为众人所理解，看起来就像疯癫之人。比如明代画家徐渭，“诗、书、画”三绝，却因怀才不遇，悲愤地用大铁椎钉自己的头颅。
虽然天才时常和众人格格不入，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取得难以置信的人生成就。进入近代，社会变得更加包容，有更多“有才华的怪人”得以摆脱世俗的眼光，而自由自在地生活。

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的创作更高产，质量更优良，人生也更加美满。当代就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女作家，她身患双相情感障碍，为避免遗传给下一代而终生未育，但却名利双收，活得不失潇洒和优雅。
她，就是严歌苓。
漂洋过海的“蝴蝶女孩”
提起严歌苓，总让人想起北美帝王蝶。
这种蝴蝶不仅浑身覆盖华贵的金粉，看起来金光闪闪犹如帝王。与其他种类蝴蝶不同的是，它还有迁飞的习性。

                                                                                        展开全文                                                                            每年秋季来临，它们就会成群结队地离开逐渐变得寒冷的落基山脉，向南漂洋过海迁徙到位于墨西哥的温暖的越冬地，在那里偃旗息鼓度过严冬，等来年开春飞回北方。
为了生存，小小的蝴蝶却有着大大的勇气。
严歌苓的身上，也具备这种勇气：她有着帝王蝶一般的美丽外表，却选择漂洋过海只为梦想。纵观严歌苓的一生，“旅居”是她最重要的标签。
1958年，严歌苓出生在上海。从小父母离异的她，随父亲和弟弟一起被留在安徽，过着平静但封闭的生活。
严歌苓从小就热爱文艺。不过，严歌苓心中的“文艺”，最初指的并不是前一个字“文”，而是后一个字“艺”——早年的严歌苓，热爱芭蕾舞，并梦想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

12岁那年，少女严歌苓因为较好的外貌、过人的天赋和不懈的努力，一举考入成都军区，成为一名跳芭蕾舞的文艺兵。
在当时，文艺作品被深深限制，芭蕾舞剧也是如此，严歌苓整天就是不断地训练，或者是在舞台上重复地表演“八个样板戏”。这段芭蕾舞演员兼军人的经历，为她后来的创作打下了深深的“革命烙印”。
然而不久后，严歌苓便丧失了对舞蹈的兴趣。她厌倦了重复排练同一类剧目，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枯燥生活。这时候，文学的种子开始在她年轻的心里悄然生根发芽，她开始写作并很快崭露头角。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年仅21岁的严歌苓怀着一腔爱国激情，主动请缨前往前线，成为一名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在前线的每一天，她都与死神擦肩而过，在枪林弹雨中磨练了勇气和信心。

也就在这时候，她走上了文学之路。同年，她发表了以这场战争中的战士们为原型的小说《七个战士和一个零》，次年又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心经》，剧本发表的第二年就被拍成电影。
这一年，她只有二十多岁。
不久后，她被调到铁道兵政治部任创作员，退伍后这段经历给了她取之不尽的素材和灵感，让她创作出了《少女小渔》、《天浴》等优秀的中短篇小说。
正是因为小说，她收获了爱情。她和第一任丈夫李克威就相识在这段时间，二人同为作家，过了一段难得惺惺相惜的婚姻生活。
然而，对于严歌苓来说，爱情从来不是生活的全部，婚姻更不能取代她对梦想的追求。为了在创作上更进一步，在与丈夫度过三年之后，她毅然离婚，前往美国学习写作。

从此，北美大地上，多了一个漂洋过海的“蝴蝶女孩”。
如蝴蝶般蜕变的美籍作家
似乎是家族内的某种传承，严歌苓的父亲一系，往上三代都是文化人。严歌苓的祖父严恩春是留美的博士，回国后曾经任厦门大学教师，热爱英美文学，曾首次将《德伯家的苔丝》译介到中国。
可惜十年浩劫中，他的留学经历、研究方向、兴趣爱好等等，无一不是“罪证”，在经过20年漫长的大西北监禁生涯后，怀着无尽的失望自尽身亡。
而严歌苓的父亲萧马，则比祖父要平顺许多。父亲继承了祖父的文学细胞，一直在华东革命大学、皖北区党委农村工作团等地从事文学创作，著述甚丰，在文坛上有着一定地位。

循着父辈脚步，终于踏上了异乡的土地，严歌苓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艰难。等待这个如同蝴蝶般柔弱的女子的，是三重难以逾越的“大山”：安身立命、种族歧视和文化差异。
看似自由平等、遍地黄金的美国，其实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修罗场。美国的文化崇尚强者，不够适应社会的人会被迅速边缘化，从上流人士云集的高尚社区一直堕落到贫民窟的社会底层。
而由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美国社会全民追逐金钱和名望，经济地位几乎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这对初来乍到、身无分文的严歌苓很不友好，在那样的环境下，她时刻感到自己是个失败者。
并且，在美国社会包容多元的外表下，潜藏着根深蒂固的对于有色人种的歧视。作为北美主体人群的白人，潜意识里认为华人守旧刻板、卑鄙奸诈、毫无生气，并不会真心承认他们的成就。

而不会说英语、也不认识单词的严歌苓，出门买菜都举步维艰，更别提听懂那些街头巷尾充满着文化差异的“黑话”了。
可以说，来美国的头几年，严歌苓过得极为艰难。她在治安混乱、人员复杂的贫民窟租房，东奔西跑于餐馆、超市等各处兼职，同时打几份工养活自己，还要挤出时间来拼命阅读英文书籍学习语言。
即使如此艰苦，她依然要忍受独自生活的孤寂、他人的冷眼和大大小小的挫败，以及挫败带来的对自己的怀疑。昔日的“美女”、“才女”，却要收起锋芒，隐身于众人之中，严歌苓该是何等不甘心呀！
但蝴蝶般顽强的严歌苓并不气馁。这些年，她从未放弃过训练自己的观察能力，锤炼自己的艺术表现力，和提炼自己的思考深度。业余时间，买不起书的她就泡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摄取着书中的营养。

终于，严歌苓等来了属于她的良机：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向她抛来了橄榄枝，准许她攻读艺术硕士和创意写作MFA。
这不是严歌苓第一次接受创作方面的专业训练，早在国内严歌苓就曾进入鲁迅文学院作家研究生班，后者素来被誉为“作家的摇篮”，从那里走出过莫言、迟子建、余华等多位文学大家。
这一次，严歌苓则受到了另一种别开生面的写作教育：美国的创意写作授课与国内不同，更偏向于实用写作，重视情节结构的打造而非提炼立意，她从中学会了如何用简明的语言构造生动的情节。
这一点在严歌苓后来的创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哥伦比亚学院学成归来，严歌苓的创作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她开始逐渐成为一名具有跨文化视野的作家和编剧。

她的作品结构变得紧凑，用词变得简明，情节变得跌宕，感染力大大增强……严歌苓呕心沥血地创作，先后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剧本《梅兰芳》、小说《金陵十三钗》、《一个女人的史诗》、《寄居者》等等作品。
蝴蝶人生的“疯狂一面”
如蝴蝶般绚烂的严歌苓，人生却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般圆满。
相反，她也有许多遗憾。
第一大遗憾就是身边亲朋好友的一一离去。从童年到中年，从中国到美国，严歌苓的身边从不缺众人围绕：父母、亲戚、朋友、战友、伴侣、同学……但随着她不断“蜕变”，他们一个个都无法与之同行。

幼年劳燕分飞的父母，少年自尽的祖父，青年离开舞团的舞伴，壮年去世的母亲，留美前离别的前夫和朋友，写作班毕业分散的同学们，严歌苓似乎已经习惯了不断地离别。
虽然如此，她依旧难以做到真正潇洒，人来人往带给她的是新鲜的空气，也是持续的不安全感。
第二大遗憾是旅居海外，与故土远隔重洋。身在异乡为异客，外面的世界再精彩，终究不是家。在美国，严歌苓一直没有完全“美国化”，她一直保有某种程度上的“东方韵味”，也许这就是她难言的乡愁。
而她的创作，也总是描写那些发生在东方的故事，追忆她那魂牵梦绕的故土和青春：古典气息的南京，朝气蓬勃的文工团，纸醉金迷的上海，前卫大胆的香港……她只有在这些故国的碎片中才能感到安宁。

第三大遗憾，就是她没有自己的孩子。早年的严歌苓因为一心写作，即使有过一段婚姻，也没来得及生育孩子。赴美求学和打拼期间，生活艰难，也无法结婚生子。
等她功成名就，也有了新的伴侣劳伦斯，又因为伴侣的工作特殊性，她成为外交官夫人被派往非洲，依旧没有条件拥有自己的孩子。一来二去，她人到中年，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
随后她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双相障碍。
由于疾病折磨，严歌苓常常失眠，常年服用安眠药和抗精神病药物，药物使她情绪麻木，以至于为了在母亲的葬礼上哭出来，她吞下了三倍剂量的安眠药。
双相障碍虽然有可能带给艺术家和作家灵感和精力，但它的副作用是让人情绪异常，且具备极强遗传性。为了不让后代遭受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严歌苓自愿选择不生育，她领养了一个小女孩。

天才和疯子只有一步之遥，也许这就是严歌苓的命运。
如今，严歌苓依旧在继续创作、生活，履行一个作家、编剧、妻子和母亲的职责。年过六旬的她，看上去依旧优雅端庄，精力旺盛，让人肃然起敬。
这只漂洋过海只为梦想的“蝴蝶”，也足以令我们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