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学者从事创作，也要将小说“写得好看”

在当下众多写作者中，经受过完整学术训练的高校教师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职业上得天独厚的优势某种意义上解放了身心，让他们有更多时间从事写作，阅读、授业、鉴评等职业属性也为他们行走在创作的现场创造了条件。教师、学者、作家的复合身份令这一写作群体的实践总体上呈现出人文性、前瞻性和探索性。在新媒体时代，相较日益繁荣的大众文化呈现出的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倾向，他们的非职业化写作具备更加独立的品格与追求，或许是一种可供借鉴的、接近于理想的写作状态。

《有态度》专栏第二期聚焦“学院视野中的文学书写”话题，邀请数位活跃在高校的中青年作家、批评家参与讨论，通过观察梳理受过完整学术训练、具有学院背景的作家群的习学养成与创作实践，辐射当下写作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以期以鲜明的观点链接现实，形成启发。

——栏目主持人：杜 佳 李英俊



【访谈】

房伟：学者从事创作，也要将小说“写得好看”

中国作家网：在当下作家群体中，有一类是经过完整学术训练、较长时期在高校或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研究的同时，还进行文学创作的群体。他们的身份大多是专职教师和兼职作家的统一体，身兼教师、作家、学者等多重身份。在您看来，这一群体所拥有的多重身份对他们的写作构成怎样的影响？

房伟：现代作家群里，大学教师从事创作，似乎不是个“问题”。例如，大家众所周知的鲁迅、周作人、沈从文、老舍、林语堂等作家，都有过大学任职经历，法国学者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统计20世纪50年代法国作家队伍构成，认为大学教员、高级和低级公务员占据了32%。当下大家将这个问题提出来，是因为近二十年来，高校愈发逼仄的专业化倾向，一个学者最好一生钻在一个领域，理科如此，文科受其影响，壁垒也日益森严，这也导致王蒙先生呼吁过的“学者型作家”越来越难出现。

学者从事创作，有利于发挥知识素养，提高作家队伍的整体水平。教师身份让作家能更多接触年轻人，了解他们的想法。“作家”天生就应是“杂家”，也应该保持“业余”状态，杂取百家，博学旁收，有着广泛知识和趣味点。学者作家，抱有“业余作家”心态，其学术训练和知识素养，以自然放松的形态融入创作，也许会创作出一些不错的作品，特别是精神探索性强、有一定深度诉求的“雅文学”。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苏州大学前身的东吴大学有一个范烟桥教授，著有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但同时也写武侠小说，《孤掌惊鸣记》《江南豪杰》都享誉一时，由此可想，认为“学者作家”就高人一等，其小说创作定“雅致绝佳”的想法，也是有问题的。学者从事创作，无论雅俗，也要将小说“写得好看”，才能获得读者认可。

中国作家网：从创作立场的角度考量，学院派作家既不同于专业（职业）作家，也有别于一般的非职业化写作者，从事的是具有学院背景、经过学术训练与规范的非职业化写作。请结合自身经历和创作经验谈谈学院派作家创作的状态是怎样的？

房伟：我非常赞同这个提法，“具有学院背景、经过学术训练与规范的非职业化写作”。目前情况下，这也要先对高校各种考核有应对能力，才能保持“余裕”状态。在有些残酷的高校考核体制内，这无疑也要牺牲很多。我个人经历比较复杂一些，大学毕业后，在国企做过很多岗位，然后报考了研究生。我早年也进行文学创作，但都零零散散，读研究生开始，才更多投入到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工作中。2016年，我调入苏州大学，因为解决了教授职称，并担任博士生导师后，心态变得放松了些，才有“闲暇”关注创作。我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可以说近四十岁才开始，我是个“文学老青年”。我这五六年间，大概发表了长中短篇小说一百多万字，主要集中于历史小说与现实题材两大类型。我也没有放弃热爱的学术工作，依然坚持读书写论文，思考与研究问题，也担负着教学工作，每个学期保持3门课程以上的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学任务，这都是我应该肩负的责任。

中国作家网：有位高校作家曾经谈到，“我是以对艺术负责的态度进行小说写作的，基本没有考虑过畅销的问题。忠于现实，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是我的原则，我不会因市场的考虑而改变自己的写作态度”，不少学院派作家更是终其一生践行了写作的独立品格。在您看来，专业评价和市场反馈对学院派作家写作的影响几何？这些评价机制如在学院外一样奏效吗？

房伟：我非常尊重这位老师的艺术追求。说到我的观点，可能相对宽松些，市场反应好的小说，未必没有价值，关键要对自己想写的东西，有所坚持。这种坚守，可能是冷板凳上的长明灯，也可能是火树银花之中的冷然一瞥。我更看重忠于自己的内心，按照兴趣走。我对类型文学也较感兴趣，今天的中国文坛，类型文学借助网络媒介，创造了很多新颖好玩又有强劲创新性的类型作品，比如，穿越、玄幻、二次元、废土等类型。这些，都可以被精英文学吸收与借鉴。从来就没什么“纯粹的艺术”。五四新文学的兴起，也是在晚清通俗文学类型化突破的基础上完成的。

中国作家网：从文学创作实践来看，学院派作家总体上具有深厚的学识修养，这是否为这一群体的文学探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人们一般将专业水平视为有力支撑，与此同时，这是否对这一群体的写作价值取向构成制约？

房伟：学院派作家的确有这样的优势。他们知识更丰富，读书多，有较深厚的修养。清代文学家陈衍说过：“肯并学人与词客，何难出笔雅兼风”，说的是将学术与创作融合，创造出既风雅又生动的文体，这当然是理想状态。不是当了教授，就能成为好作家，创作首先是艺术行为。网文作家南派三叔说过，“凡是不以好看为目的的小说都是耍流氓”，话有些极端，但也提醒学院中的作家们注意，要遵循创作规律，而不是学术规律，不要总想在小说中阐发深刻哲理。所有深刻思想，都应从形象和故事中自然呈现，而不是发议论，掉书袋。不止学院作家，有些青年作家，也误认为小说要“高大上”，就必须让人看不懂，然后堆砌大量格言警句和冷门知识。 “深刻”与“好看”，不是天生的死敌。钱锺书写《围城》，尽管有学者味道，但故事、人物、语言修辞都精彩异常。钱先生一生最反对所谓“学人诗”提法。

中国作家网：文学创作诉诸感性形象，而学术研究和学术批评则更多诉诸理性，在您看来，这是否可能成为学院派作家不得不面对的内在冲突？

房伟：的确有冲突。学术研究工作，更多要进行理性思考和逻辑推理，而创作则法无定法，甚至“喜新厌旧”。这也许是学院作家要面对的分裂之痛。我也时常感到这种痛苦，很想放弃学术，专攻创作，但这么多年的学术工作做下来，已养成了习惯，几天不看书，不思考，不写论文，自己也感到空虚。写作更多是一种“燃烧”状态。论文的快乐，在于过程痛苦，结束时最快乐；写小说的快乐，类似狂欢酗酒，一直是高潮，最后完结却很痛苦。我为了调整状态，一般写一篇论文，换换脑子，写一个中短篇小说，两种类型调换着来。写长篇则要集中时间，始终处于一种高强度写作状态。

中国作家网：请结合自身经验，举例谈谈创作对学术研究的启发。

房伟：创作对研究也有反哺作用。我的小说创作，有相当一部分是历史小说，有的素材源自抗战史料，这也加深了我对抗战小说的理解和把握。我这几年还写了一组“作家人生终点”的小说，涉及鲁迅、郁达夫、张爱玲、王小波等八九位中国现当代作家，已在《收获》《天涯》《上海文学》《中国作家》等杂志陆续发表，今年将结集出版。这一组历史小说，得益于我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我请教过很多专家，例如华东师范大学史料学专家陈子善教授就给了我很多教益。这些历史小说创作，也启发了我的一些学术想法，让我陆续写了些论文。这也可以说“一鱼两吃”。

中国作家网：作为处于学院环境中的作家（研究者、评论家），您认为高校是否能培养出作家？在施教或学术研究过程中，是否有培养自己的学生成为作家的想法？具体做法是怎样的？

房伟：高校能重视创作，这非常好，但不要将这个专业办成“理论框框”。另一方面讲，高校学者作家，就要成为高校体制内“创意写作”作家，这无疑存在很多误解。我在苏州大学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我热爱自己的专业，并打算继续在这个领域写文章——当然，我也不是说，这个专业不重要，相反，它对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表达能力，尤其是写作能力至关重要。我坚持认为，能写会说，是中文专业学生，特别是本科生的基本功。理论训练，必须在写作与语言能力基础上进行，才能来得扎实。有的文学专业的学生，读到了博士阶段，文学感悟力和文字理解力还很差，这都是问题。

从前讲“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指的是文学担负着国民素质养成，民族想象共同体意识凝聚等诸多实践功能，对于“文学工作者”（如编辑、教师、记者、公务员）等职业的培养，也有重要意义，并不是说中文系不能培养作家。苏州大学文学院从建院到现在，就出现了6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然而，正如美国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担心的那样，“文学的消亡，起于消费社会导致的民族国家等意识形态的淡化，文学实践功能也变得弱化。”日本文学评论家柄谷行人也大谈“日本近代文学终结”这类话题。最近很多高校开始重视创作培养，无疑也是这种危机的产物。然而，边缘化危机，也可看作是打破理论壁垒的契机，而不是再次将之理论化。未来十年至二十年，随着中国社会高度发展，大学文学教育的危机，会“不可逆地”变得更明显。这应给我们更多勇气和智慧，勘破大学体制壁垒，而不仅是增添一些另外的壁垒。

高校显然可以培养出作家，但要警惕，不要让“高校作家”牌子捆住了手脚。好的作家，需要训练和培养，需要高手指点，但我更看重作家实践能力。在作家经验越来越逼仄的今天，青年作家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勇敢介入社会，深入生活。我曾在暑期，在山东、安徽等地走访数十位消防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写了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还有一组小说。我就是要深入和学院生活不同的环境。不要把创意写作当成一种理论，而要将其当成一种训练模型。要对所有的人类知识，都抱有“猫咪”般的好奇心。作家一定是杂家，而不是专家。这些年很多作家学的都不是传统文科专业，反而是理工、计算机、医学等专业。他们的知识背景，让他们有了新鲜的体验力，也没那么多理论束缚。这在网络文学作者中非常明显。网络作家我吃西红柿，就是我们苏州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我的一个好友，苏州网络作家任怨，则毕业于清华大学环境工程专业。这也让我感到很强的危机感，我们中文系学生的饭碗，现在越来越端不稳了。

我很鼓励学生尝试文学创作，当然，对于博士生，还要以学术研究培养为主。在苏州大学，我和另一位老师合开一门文学创作课，我主讲小说。近期，我们和毕飞宇工作室、《青春》杂志合办小说创作沙龙，同学们很踊跃，有5位同学的小说修改后发表了，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好的鼓励。

中国作家网：有批评家认为，“房伟的一系列抗战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缘起，或可追溯到他手头的某个与抗战相关的研究课题。”具体是什么样的创作缘起？文学研究对您的小说创作有何影响？

房伟：2016年，我开始写中国劳工题材小说《中国野人》，后来陆续写了20多篇抗战小说，结集为《猎舌师》，这的确和我接触抗战史料有关。后来写长篇历史小说《石头城》，我在南京租房，有半年时间，只要没课，就往南京跑，除了大量实地考察，很多时间都泡在南京二档馆，查阅了大量民国报刊和各类资料，这对我开拓眼界非常有帮助。就历史小说角度而言，学术训练让我足够敏感，能迅速寻找史料，进入史料，分辨所需的内容，也让我用更加理性化的目光审视小说素材。

中国作家网：您在一篇创作谈《重塑历史的现代精神》中谈到，“好的历史小说，能善于处理历史的偶然性、细节性和总体性的关系，善于赋予历史文学的光芒和魅力。”在写作实践层面，如何从大量的琐碎的具体的“历史”中“精挑细选”出小说需要的内容？这凝聚了您的哪些思考？

房伟：我曾有一个说法，就是历史小说要寻找“历史的缝隙”。好的历史小说，必须有两只翅膀，一只是真实性，一只是想象力。所谓“历史的缝隙”，就是关注大历史下普通人生活的细节，从中窥视到长时间段历史的丰富性和变化性，将真实性与想象性结合。这些细节要能引发你对历史的思考，进而塑造时代氛围，在氛围中刻画人物。我个人以为，历史小说最难的是在一种真实历史氛围中，真实塑造历史人物性格。当然，只关注偶然性的历史小说，会丧失历史小说天然的宏大叙事气质；只关注宏大理念的历史创作，也常会流于枯燥的概念，最好是能寻找到平衡的点。

中国作家网：您呼唤大学建立“网络文学”学科，这一举措是否适合当下高校网络文学研究现状？将对构建良好的网络文学生态，推进网络文学经典化提供何种启示？

房伟：我的研究方向也包括网络文学。网络文学研究，一定要在凸显文学性研究基础上，实现研究方法的跨界融合。目前学科体制内，研究网络文学生产机制、传播策略与产业特色的外部研究比较多，真正有关文学性的研究却远远不够。各个学科都各自为战，成立网络文学二级学科，将之放在“中国文学”一级学科之下，有利于发挥各学科所长，并加强对其文学性的研究，这对网络文学长远发展大有裨益。这只是我的个人想法，真正落实，需要学界的共识，及教育部门的重视。

中国作家网：您认为什么是理想的写作？作为学院派作家，您觉得你们的写作可以为理想的写作提供怎样的营养？

房伟：理想的写作，具体样貌千差万别，但肯定是作家的激情、理性与思想的结晶。现在学院派作家越来越多，这是件好事，这些作家的作品能给文坛提供很多新鲜类型和体验，例如，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学院派作家写起来，肯定有优势。

中国作家网：推荐几部您心目中的理想作品并简单说明理由。

房伟：井上靖《敦煌》、王小波《黄金时代》、杜拉斯《情人》、鲁迅《故乡》、君特·格拉斯《铁皮鼓》。井上靖是我最喜欢的历史小说家之一，他实现了我对优秀历史小说的看法。杜拉斯和君特·格拉斯，一个写爱情写到极致，一个写大历史之中的个人经验写到了极致。鲁迅的作品总是常读常新，每个人都有故乡，也都会对《故乡》有不同的感触。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也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它将青春激情、政治反思与人性思考结合，创造了一个神奇的世界。



受访者简介：


房伟，文学博士，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导，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曾于《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发表论文一百余篇，著有《王小波传》《风景的诱惑》等多部学术专著。另于《收获》《当代》《十月》《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长中篇小说数十篇，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转载，并多次入选各类排行榜，著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石头城》、中短篇小说集《猎舌师》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