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今天怎样做小说家

当代作家王安忆说，小说家像魔法师，变的是人间戏法。小说家，有能力洞察一切，描述一切，他们把小说当成事来做，心无旁骛，做得很认真。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代小说家们或许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处境，即当今的中国文学正处于一个相对边缘的地位，在全球化、网络化、边缘化的文化环境下，小说家们应如何开掘出新的文学资源？当大家在谈论经典作品和大作家时，参照系是什么？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

徐则臣，当代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现为《人民文学》副主编，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午夜之门》《夜火车》《北上》、中篇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苍声》、短篇小说《花街》《最后一个猎人》等。针对上述疑问，徐则臣做客山东大学文学院文学大讲堂，并作出精彩阐释。

时代所需的是与之相匹配的文学

许多人质疑，今日的文学界很难再出现托尔斯泰、曹雪芹、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不可忽略的是，同样的疑问或许在托尔斯泰时代、曹雪芹时代也会产生。托尔斯泰在报纸上连载《战争与和平》时，许多人质疑这部作品创作的价值和意义，那些批评家们也如现在的我们一样，哀叹着自身所处的这个浩瀚而辽阔的时代，为何没有出现但丁、荷马、歌德这样伟大的人物？只不过，一百年以后再回看俄罗斯文学史，会发现他们的文学长河中也闪烁着一位“巨星”。只是那时的“巨星”不叫“但丁”，而被称作“托尔斯泰”，他所创作的巨作也并非《神曲》，而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

上述现象也恰好说明了，时代所需要的文学是与之相匹配的文学。这个匹配有时是指作品所呈现的结构与时代的结构相匹配，有时也指作品中的精神与时代的精神相匹配，作者所表现的情绪和语言与这个时代有着某种深刻的对应关系。假设当今中国要推选出一部经典之作，那这部经典不会是《红楼梦》，因为现在的读者并不能从其中紧紧地把握住当下时代的核心精神，我们常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正是基于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而提出的。

中文系的学生常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挂在嘴边，当他们说出这些名词时，是否深入思考过其中的关联？为什么唐朝的主流文学样式是诗，而到了宋、元、明、清时期，诗的主流地位却没有一以贯之地延续下来？其实这背后蕴含着很深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

闻一多说，我们的唐诗已经臻于完美地具备了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但词是长短句，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称作诗余，更通俗地说，就是诗的边角料。然而在宋朝的文化语境下，阳春白雪的高雅文学在市民社会中的传播存在一定局限，词的产生恰好满足了他们娱乐和表演的需求，这就引发了文学表达方式的变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人认为用白话文来代替文言文是语言的堕落，这样看来，用词来代替诗，用曲来代替词，直到小说成为一种主流的文学样式，文学变得更加自由，那这样的文学是不是更大的堕落？历史对这一疑惑给予了否定的答案，每一种新文体的创造和发展，都在各自时代成为经典，也启示着我们：文学要根植于时代，作家也要解放自己，不必亦步亦趋地遵循旧有的写作程式。一个好的作家，一个敏感的作家，不仅要清楚自己想写什么，能写什么，还应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这一门类在当下所面临的局限性，意识到自身对于文学艺术所肩负的责任，敏锐地察觉到时代的变化，并用文学的方式对这种变化作出本能应急的或深思熟虑的反应。

同时，“批评者不是硬生生的堤，活活拦住水的去向”。对文学发展作出贡献的批评家，不会举着一把尚方宝剑去解决所有的问题，他们也应该扎到文本中去，寻找文学的多重可能性。这个时代的经典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作为读者、评论家与作家，并不敢轻易得出答案，但假以时日定会水落石出、一目了然。

最好的作家是作家小于作品

我从大一开始正式进行小说创作，那时年少轻狂，认为自己的小说写得不错，思想深刻，想法高明。当我将作品给一位十分敬佩的老先生看时，他认为这并不是小说。他意味深长地说：“你要记住，小说要用形象说话！”我一直将这句话写在案头。后来在进行长篇小说创作时，这句话成为检验自身创作的一把尺子。

对于小说家而言，长篇小说创作就像游泳，长时间泡在水里，难免会想要往上浮，希望快点结束，所以越写到后面，作品的细节描写也就越少，有时甚至连叙述都省略了，直接亮出观点。当创作走到了这个地步，就可以被认为没有用形象说话。

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作家大于作品，二是作家等于作品，三是作家小于作品。最好的作家是作家小于作品，最差的作家是作家大于作品。在我们的认知里，往往会先入为主地认为一个思想深刻的作家是一个好作家，但有时一个作家对于问题的深刻认识并非能够百分百地诉诸作品之中，有些作家脑海中八分的想法，通过文学的手段，只能表现出五分。我心中最理想的作家，他不仅能够将内心所思所想原封不动地通过文学方式呈现出来，还能够使得文本有着复杂的阐释性。小说写作与论文写作不同，文学阐释要建立在形象的基础上，一旦小说不能很好地用形象说话，文学阐释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作者的主观想法就会越来越明确，从而作品也就失去了必要的混沌感，缺少了那些奇异丛生的想象空间。

作家赖以自立的东西是什么？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思想深刻、见识广博的作家，但更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丰富的、有血有肉的形象，并不告诉他们生活的结论，而是通过小说的故事细节和丰富的形象去探寻生活的可能，这才是一个作品包容性和复杂性的体现。在小说中，或许所有的观点都会过时，唯有细节、故事、场景、形象，无论读者从任何时代出发，都会获得新的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经典作品可以经久不衰，《荷马史诗》《山海经》《红楼梦》一直都在。

探索差异化的文学之路

我常开玩笑说，李白从四川去长安，骑着毛驴可能要几个月，但这几个月于他而言可能等于一天，因为在他的身边并没有许多新鲜事发生，信息渠道的不通畅使得他身处一个相对缓慢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托尔斯泰”们的创作是从容的，他们对于世界的理解是笃定的。不同的是，现代社会变化之快，令人应接不暇，科技、网络和全球化将人类甩出正常运行的轨道和逻辑以外，世界变得扁平而透明，世界上的任何一点变化都会影响我们对于生活的看法。

在我看来，前网络时代和网络时代是天翻地覆、完全迥异的两个时代。在前网络时代，小说家的任务是将私人经验转化成公共资源，使之与当下生活的每一个人都产生关系，所以他们可以将一块土地上的所有传奇编织到一个强悍的逻辑体系之中，使得整个故事具有整全性，如同自行车的链条，一环套一环。网络时代就像是一盏灯，将黑夜照亮，曾经作家手中所占有的私人资源，逐渐变成公共资源，没有死角的生活使得作家作品中的传奇性建构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就必须练就将公共资源陌生化的技能，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新的传奇性色彩。实际上，“逆反”过程是异常痛苦的，意味着作家必须能够关注到日常生活中那些习焉不察的事物，并在其中寻找到传奇性，这对作家的眼光、想象力、艺术水平都是巨大的考验。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近年来，中国文学正逐步被纳入世界文学的格局之中，莫言获得成人文学的最高成就——诺贝尔文学奖，曹文轩获得儿童文学的最高成就——国际安徒生奖，刘慈欣获得雨果奖。这一批作家将世界的眼光吸引到中华民族这块肥沃的文学土壤上来，更多的读者会到中国来寻找新的作家和作品。即使在这样的机缘之下，也并不能说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客观来说，当今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依然处于边缘地位，绝大部分中国文学在国外被看作社会学的材料，来佐证他们对于中国的看法，所以中国文学要想真正被纳入世界文学体系之中，仍然道阻且长。

或许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寻求认可的过程，一个民族的艺术发展到一定的水准，绝不能被某种单一的或强势的评价标准牵着鼻子走，那将是一个逐渐取消自身独立性和主体性的过程。小说作为一种文体，本是西方舶来品，它的一整套规约系统是在西方标准下建制而来的，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而成的中国小说，内容和形式上虽不会产生任何问题，但由于先在的强势文化和强势标准，必然会吸引小说家们不由自主地往上靠。

学者林毓生曾讨论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问题，我认为，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写作者，都需要慢慢关注到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传统文学是缺乏现代性的，它们大多聚焦于滚滚红尘，描绘出活色生香的烟火俗世，更多关注的是人类生存的内容而非存在的内容，从一定程度上缺少了对于个体与集体关系的反思。小说家们不如在个人创作的过程中，考虑将中国文学的传统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这也是将中国作家、中国文学、中国故事与他者区别开来的重要差异性元素。当然这一尝试并非一定能成功，小说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心中之主非手中之主，手中之主非纸上之主，这中间必然面临着灵感的流失和想法的变形，只有经过不断摸索和调试，才可能形成有意义的结果。

重要的是，每一次尝试和试错都是有价值的，从一个作家，到一代作家，代代相传不断探索，才有可能解决问题。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文学的确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一蹴而就基本上难以实现，所以在全球化时代下，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之下，中国文学如何行进，我们今天又该怎样做小说家，是一个值得认真思索的问题。

来源：大众日报　|　朱子钰  陈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