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缠二十年，一个编辑与《万历十五年》的漫长“战事”

作为一个来自中华书局的编辑，徐卫东与读者对这个老牌出版机构中从业者的普遍印象有一致的一面，即埋首纸堆，喜欢与文字较劲。同时他又与“老前辈们”有所不同：置身这个时代，他已经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从市场这个角度来看，他觉得自己可能“一只脚已经迈出去了，是一位站在中间的编辑”。无论徐卫东如何定义自己，贯穿其编辑生涯的始终是他与书的纠缠——习惯将最大的力气下在图书内容的打磨上，以平均每年五六个品种的慢速度编书；他是豆瓣的深度用户，也曾在微博发言荐书，但除此之外，他至今也没学会使用任何视频新媒体来推广自己做的书。

入行至今，徐卫东在中华书局已经工作了二十多个年头。头三年，徐卫东干过期刊、发行、图书宣传、教材编写等，先后转过五个部门。2004年，他正式转入当时刚成立的大众读物工作室，成为一个以古籍出版为传统的出版社里的大众图书编辑，开启了与文字、与市场，也是与自己的漫长较量。

在二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徐卫东做过一百多种书，但却一直和一本书“缠斗不止”。回想起自己名字第一次被印上《万历十五年》的那一年，这位当时的新人编辑感受到更多的是欣喜。徐卫东不会料到，这本已经问世24年的经典作品将在往后十多年中和他的编辑生涯紧密勾连在一起。


编辑徐卫东

01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万历十五年》

2001年，从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徐卫东差点成了中学老师。至于最终并没有去教书的原因，他笑着说道：“因为我口音比较重，可能讲课不那么合适。”

操着安徽桐城口音的徐卫东因此选择了另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进入中华书局做一个编辑。此后便开始了他和《万历十五年》的漫长缘分。

学历史的徐卫东很早就读过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来书局工作后，徐卫东才第一次知道《万历十五年》的简体中文版最早是在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书局版本的《万历十五年》的销量大约只有三联书店版本的三分之一，连徐卫东当年读的也是三联的版本。考虑到书局版本在市场上的落后局面，做一个新版本的想法就此在徐卫东脑海中萌生。2004年转入大众读物工作室后，他才有机会向社里提出做《万历十五年》新版。

自2000年黄仁宇在美国逝世，中华书局和作者方的联系几乎完全断绝，书局版《万历十五年》的版权合同也将于2004年底到期。在书局内部打听一番无果，徐卫东便在网上疯狂搜索，竟让他找到了黄仁宇之子黄培乐的邮箱。给对方发去邮件说明出版新版的计划后，等了8个多月才收到对方的回复，原来是将信发到黄培乐的旧邮箱去了。经过二十多封往来邮件的沟通，2006年2月初，新版的出版合同正式签订。自那时起，《万历十五年》每一个新版本的面世，对徐卫东而言都是一场“战事”。



徐卫东手上有着《万历十五年》自1982年初印以来许多不同封面的中文版本，其中就包括他成为这本书的编辑后新做的四个版本。为了理解黄仁宇的作品，做好新版《万历十五年》，徐卫东将黄仁宇的长篇回忆录《黄河青山》来来回回翻过很多遍，书页间缀满了便签，到处是荧光笔的标记，记录了他对作者的了解和思考。在这位黄仁宇的“超级粉丝”看来，世上没有完美的《万历十五年》。



徐卫东手头多个版本的《万历十五年》

按大部分读者的想法，黄仁宇是明史研究大家，《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又经文史专家沈玉成润色，并由黄仁宇本人亲自审定稿件，理应是尽善尽美的。徐卫东却知道“实情并非如此”，比如将明清史学者“韦庆远”误为“卫庆远”，将海瑞临终所留银子数目由“十余两”误为“二十两”，类似内容上的错漏在1982年版《万历十五年》中并不少见，徐卫东通过核查中文史料（必要时参考英文版）将之一一修正。此外，还将旧版中刊印错误的地方也改了过来。

经过两代编辑之手，2006年上市的《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应再无缺憾，但徐卫东仍不敢这样想。“校书如落叶扫而愈有”，这版上市后，他还在不断发现书中没有改净的错漏。这些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古籍数据库的完善，徐卫东有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对书中文字包括史料来源深入查考核实，于是“核对引文，进一步提高编校质量”成为他在新版修订过程中努力追求的目标，这一点也得到了黄仁宇之子黄培乐的支持。


徐卫东与黄仁宇之子黄培乐在伯鸿书店见面

《万历十五年》虽然只有七章内容，字数也不到二十万，却引用了极其丰富的中文史料，每章所附注释少则数十，多至上百。最新修订的四十周年纪念版中，徐卫东对照书里所涉及的史料原文做了极为细致的复核，一圈下来，他自认“收获”不少。如第二章说“申时行不是皇帝五个蒙师之一”（英文版误作the five instructors），而据《穆宗实录》卷66，万历少时有六个讲读官。第六章说总督胡宗宪落水，但据采九德《倭变事略》，当时胡只是巡按（英文版误作Supreme Commander），时任总督的是张经。

这次修订《万历十五年》，徐卫东几乎是将它当作一本全新书稿来做，在某种程度上他把这看作是与昨日之我的较量。“我是摩羯座，摩羯座也许容易较真，跟自己较真。如果发现编的书中出现错误，我自己心里就很难受。”徐卫东解释道。

较真也给这位摩羯座编辑带来了麻烦。2017年11月，微博上有人将徐卫东写于2011年的《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编辑手记翻出来，指责他将“海瑞买猪肉”改成“海瑞买肉”是一种“篡改”。徐卫东怎么也没想到，这处根据书中黄仁宇所注三处中文史料来源（《明史·海瑞传》、《海瑞集》所附《海瑞年谱》以及《国朝献征录》所收《海瑞传》）所做的修订竟然使他成了被攻击的对象。

编辑《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时，徐卫东注意到网上有读者反馈海瑞是回族，1982年版中海瑞“竟然还买了两斤猪肉”可能有误。徐卫东于是翻出《明史·海瑞传》等核查，发现这些原始史料中关于海瑞为母贺寿这段的表述是“市肉两斤”或“买肉二斤”，“‘肉’本来就是一个大的概念，指供食用的动物肉，的确不能说海瑞买的一定就是猪肉”，据此，他在增订纪念本中将“两斤猪肉”修订为“两斤肉”。

攻击他的人认为作为修订理由之一的“海瑞是回族”立不住脚，“他们把我列的后面这个修订理由，即《明史·海瑞传》等史料中的原文‘市肉二斤’故意抹去，让很多人都以为我是根据海瑞的族属来修改的，但那根本不是我的编辑手记的原意！”

徐卫东委托同事将他关于此事的解释文章发在微博上，却只是招来如潮水般的质疑和辱骂。回想起那段日子，他仍心有余悸，“平生第一回遭遇这种阵势，压力很大，真的是茶饭不香、睡眠不稳，就是那种感觉。也许我的自我调适能力还算可以，不然可能早就抑郁了”。



尽管遭受了巨大的压力，最新修订的《万历十五年》中，徐卫东还是坚持海瑞为母贺寿买的是“两斤肉”。“改必有据”是徐卫东做编辑二十多年来奉行始终的原则。这个原则的另一面是“改错不改异”。在《万历十五年》中，有许多与今日不同的表达习惯，可能会被读者疑为错词，比如“身分”，徐卫东认为应该保留当时的语言习惯，未将其改作“身份”。有了十多年的经验积累，今日徐卫东在编辑上的技法与初入这行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些乍看与史料原文不符的地方，通过查核后发现只是表述方式不同，徐卫东更不会做轻易改动，比如黄仁宇对海瑞田产的描述，似乎与只是记载海瑞田赋的史料原文不一致，但实际上作者是根据明代赋税制度换算出海瑞田产亩数的，就没必要改动。

世上依然没有完美的《万历十五年》，徐卫东却为这本书能不断朝着完美更近一步而“乐此不疲”。“当一本好书在自己手上诞生或完善时，那种快乐我相信是很多编辑能体会到的。”徐卫东说。

02
“一定要做市场，书一定要卖出去”

可以说是编辑新版《万历十五年》成就了徐卫东，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在这些年围绕黄仁宇的书所做之努力也将这位作者的读者面进一步扩大化了，“如果在大陆推举黄仁宇作品最佳推介人的话，我也许有望获选”。

从2006年新版选题计划提出的那一刻，徐卫东就开始了《万历十五年》的推广历程。从基本的开本、版式、封面文案，到增收对《万历十五年》主旨有补充作用的文字、完成作者生前就希望为书中插入图片的心愿，徐卫东甚至请了三家设计工作室来为新版的封面设计样稿，目的是为区别于书局以往过于素净单一的书封。封面最终选用了一幅反映明代以文统武特质的《平番得胜图》，并配以平和的淡黄色，不失大气，更添了一份活泼，“受到不少媒体和读者的关注”。



增订纪念本的上市及其引发的一轮媒体报道热潮，显著促进了中华书局版《万历十五年》（含增订本）的销售，到2011年，从原来的年平均售出不到6千册增加至年均6万册。不仅如此，新版甚至激活了该书的整体市场，带动了三联版《万历十五年》的销售，达到了徐卫东向设计师讲解封面设计要求时说的“让更多人知道它”这个目标。

对于市场需求的关注，最初来源于徐卫东做发行的经历。有一次他去江西出差，在一家书店里遇到同行，对方问他：中华书局卖什么书？“对方就以为我们是一家书店，不知道我们其实是出版社，当时我就很受打击。”自此，徐卫东就有了一个深深的执念，“一定要做市场，书一定要卖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在《万历十五年》之前，徐卫东做的第一本面向大众市场的书是《懒人懒办法》，英国作家杰罗姆的一本散文集。尚处于摸索适合大众阅读口味初期的徐卫东看了译者给出的样稿后十分喜欢，从编辑部领导到审读室的老同志也都认同这本书的文字，但这本书最终卖得却不好，后来徐卫东才意识到，这样的书和书局的渠道“可能还是不太合”。这些年来做书的范围大致不脱离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一来是由徐卫东的专业和兴趣所决定，再者就是从这本书中学到的教训了，“有的书放到书局出能活，换成别的社出就死了。反之亦然”。

好的选题且适合中华书局渠道的书，也不一定能保证受到市场的青睐。李开元就是让徐卫东颇感遗憾的一个作者。2005年徐卫东在网上闲逛时，看到李开元发表在象牙塔上的一篇文章，“开篇就讲刘邦和秦始皇只差了三岁，我学历史的，但这块对我来说也很新鲜，所以我马上就联系他了”，徐卫东是十来个编辑中第一个联系李开元的，作者因此把书给了他。这本名为“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的书做出来后，媒体报道不少，读者反响也不错，但书就是没卖起来，只印了2万册。当时，徐卫东跟业内一个朋友聊天，朋友说媒体上这书的那个架势看起来怎么着也应该有突破5万册的销量。后来，这本书被和书局有密切合作的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引进出繁体版，很快便登上各大畅销榜。

“我后来想，可能是我书名取得太长了，读者也不知道‘复活的历史’是什么意思，而且那个封面也没做到位，有点像旅游书”，从李开元一系列的书在台湾地区热销的情况，徐卫东总结了自己没卖好这本书的原因。繁体中文版将原书名“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改为“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大大的“秦崩”二字赫然填满了书的封面，显得很有张力。后来三联书店出版李开元的作品，也沿用了繁体中文版的书名。

没能将一本好书做起来，以及因此丢掉一位好作者的经历给徐卫东又上了一课，反复斟酌书名成为日后他编辑一本书时必不可少的日常。

徐卫东出过作家魏风华两本书，一本是《在黑夜遇见历史》，另一本是《魏晋风华：轻松读懂〈世说新语〉》，前者的书名“太文艺化了”，是徐卫东对书名的一次不怎么成功的探索，等到操作第二本《魏晋风华》时，他将作者魏风华的名字融入书名中，并为之取了一个更有读者缘的副标题：“轻松读懂《世说新语》”。书出版后很快首印的8000册就卖没了，直到现在还在加印，“已经快10万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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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当一本书能够一再重印，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

作为编辑，徐卫东希望自己努力做的每本书都能有好结果，但也清楚自己只是一只脚迈进了市场，在书出版以后的营销方面，他承认“我可能比较欠缺”。

2005年注册豆瓣、2009年开始玩微博，徐卫东过去也曾热衷于披挂上阵，在新媒体上推荐图书。但在微博号连续失效、尤其在2017年经历那场“网暴”之后，他便有些意兴索然了，最近几年兴起的小红书、抖音、快手，他都没有下载。归根到底，这和编辑本人的性格有关，徐卫东认为自己还是属于一个传统的编辑，“现在的编辑非常多元化，我还是比较侧重于对内容的打磨”。现在徐卫东只在豆瓣上不时发表一些做书相关的文字，在这个相对纯净的网络空间他有5000多个关注。“我是豆瓣的脚部用户”，徐卫东说，他不光推荐自己的书，也推荐他认为不错的其他书。

大部分时候，徐卫东都认为做市场很难，而一本书的命运也不是编辑所能想象或决定的。2012年，徐卫东从译者韩冰那里得到一部译稿，有点跑出中华书局传统的选题范畴，但他认为作者的文字能打动他也势必能打动更多的读者，因此坚持报了三次选题，后终于通过立项，这本书就是中岛敦的《山月记》。虽然豆瓣评分很高，想读人数也在持续增加，但发了几年，10000册的首印还剩一小半。到2016年，4000册的库存突然一下子就发完了，徐卫东很纳闷，一查才知道是因为日漫《文豪野犬》上线的带动。反应过来的徐卫东决定加印，但量没有跟上去。2019年果麦也出版了《山月记》，目前开卷监测到的总销售数达到20多万册。后来徐卫东和译者商量做一个新版，修订初版文字，并增加篇目，希望可以以此刺激销量，2021年《山月记：中岛敦作品集》推出，但在销量上依旧没有多大起色。



“有的时候你觉得能火，但就是火不起来，读者不认，或者没注意到，但有的时候你发现一本书突然就火了。这里面不排除有运气的因素。”

2017年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播出，徐卫东发现剧中提到了《万历十五年》，不过因为提这本书的是一个反面角色，他心里没底，不知“是福是祸”，因此等了快两周才提出加印，而且每次加印量都不是很大，最多的一次才加了15万册，中间一度出现断货。那一年书局三个版的《万历十五年》总计卖出了70万册，徐卫东估计三联版的《万历十五年》应该超过100万册了，因此他对自己以及局里当时加印时的保守倾向感到有些后悔，“提到这个书的是反面角色，但不代表这个书不是好书，所以那个时候就应该胆子大一点，即使加多了也没关系，这书本来就是长销的畅销书”。

看到一些机构快速出书，似乎“做一本成一本”，徐卫东不无佩服，但作为编辑，他知道在少数畅销书的背后，是更多默默无闻的书。与其通过不停出版新书来提高图书畅销的几率，还不如下大力气发掘能稳定重印的好书。

“每年赶新书其实很累，实际上，出版社要利润的话，应该更多来自重印书，这才比较正常。”徐卫东二十多年来做的一百多本书中，每年能稳定加印的书大概有十多本，这些一再重印的书给了身为编辑的他最大的慰藉，“既然以编辑为一生的志业，当然希望能多编出几本好书流传下去，对吧？当一本书能够一再重印，那么在编校打磨过程中的所有辛苦都是值得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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