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大医》出版：讲述第一代公共慈善医生的故事

112年前，1910年的上海，在日俄战场上死里逃生的东北少年方三响、在伦敦公使馆里跑腿的广东少年孙希、不肯安享富贵的上海少女姚英子——这三个出身、性格、际遇各不相同的年轻人，选择了同时踏入一所刚刚成立的医院，选择了沉浮跌宕的医海生涯。

这是近日出版的马伯庸最新长篇小说《大医·破晓篇》的开头。他要从三个蒙昧天真的少年开始，用他们成长、蜕变的经历，讲述那段中国第一代公共慈善医生的故事。

在清末的大变局时代，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先后多次组织队伍参与上海鼠疫、皖北水灾、武昌起义等抗疫救灾活动。马伯庸在《大医》里，巧妙地将三个主人公的命运牵扯进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中。

作为中国第一代公共慈善医生，三个人身上肩负的责任比普通医生更加沉重。哪里有疫情、灾害、战争，就要去哪里救死扶伤。上海鼠疫、皖北水灾、武昌起义……晚清时局的跌宕起伏，无时无刻不牵扯着三人的命运。他们相互扶持，从三个懵懂少年，逐渐成长为三名出色的医生，在一次次救援中感悟到，何为真正的“大医”。

因为历史背景的真实，读者还会在这本书中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比如上海第一家女子专科医校——女子中西医学堂校长张竹君、国民党早期元老陈其美、中国公共卫生先驱者颜福庆等等。时至今日，这座故事中的医院依然屹立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院内，只是变成了院史馆。

马伯庸的小说，擅长从普通小人物的感受出发构筑故事。或许是因为这样，马伯庸往往能在一些极其细腻的细节中，让读者感同身受，深深代入。马伯庸说，“我觉得历史始终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些群众本身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不多，我希望能够为这些小人物树碑立传，能够让读者感受得到真正的历史的创造者到底是什么样的。”

例如，在《大医》中，姚英子出身豪富，本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娇蛮大小姐，第一次出校实习，就要面对着冲毁一切秩序的洪水及之后的人祸。极端情绪冲击之下，她抛下自身安危，决心接受一名残疾乞儿的求助，去救一名不知道名字和地点的孕妇。初出茅庐的年轻医生第一次面对病人的死亡，从此更加明白一名救护医生的责任。

虽然这是马伯庸少有的“相对正统”的小说题材，但其见微知著的历史细节处理和一如既往紧张感的营造都恰到好处。马伯庸向来擅长制造快节奏紧张感，但当“快节奏”放到了尚不足够发达的近代医疗和通讯技术背景下时，便显出了一种“在有限的医疗条件下，却能创造出人为奇迹”的微妙的惊喜感。

比如方三响和孙希等人救治病人时，手术中伤者突发动脉痉挛，方三响利用智慧迅速采取了危机解决方案。在这段情节中，三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和专长，在一系列饱含冲突的对话和行动中彰显，既紧张又活泼。类似的设计还非常多，鼠疫的检疫、皖北水灾的病理分析……找准了专业背景下快节奏的合理性，让《大医》既有推理小说的刺激感，也有蒙太奇电影的镜头感。

二

这本书的创作源于马伯庸2017年受邀参加的华山医院职工文化讲座。那座建于1910年的哈佛楼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作为一个历史小说创作者，他开始考虑，如果通过医院或医生的视角去重新审视那个时代的诸多大事件和大人物，会如何呢？

毕竟在《大医》精彩的故事背后，是厚重的历史。为此马伯庸开始有意地搜集各种相关资料，购买民国医学相关书籍，每天读几份老《申报》，走访了很多老医生和老专家，甚至还考虑过找个医科大学报一门基础课。

马伯庸认为，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也是学习整个中国近现代医疗史的过程。他坦言，自己落笔时已经做了心理建设，但依然大大低估了创作难度，中途好几次想过要不要放弃，但是总感觉被医界先辈们激励着无法停笔。

在他的设计中，这个故事要从清末一直讲述到新中国成立前，每一个时代的医疗发展情况都是不同的，医疗常识和手段也和当下的认知非常不同。比如，1900年才有血型的概念，1911年才普遍接受输血需要匹配血型。再比如，青霉素（旧称盘尼西林）1943年才在美国实现量产，在1945年前中国还是靠磺胺来抗菌。诸如此类细节的把握，都需要马伯庸尽力考究。

苏州大学教授、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池子华读完《大医》后，评价该书是一部科学性、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兼具的上佳作品，他说，“通读全书稿，精彩纷呈，可圈可点之处甚多……飞扬的文采，使本书的写作犹如行云流水，酣畅淋漓，令人陶醉。希望能够早日付梓以飨读者。”

红星新闻记者 曾琦 实习记者 毛渝川 实习编辑 毛渝川